《格萨尔》说唱艺人研究

《格萨尔王传》是我国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在这部史诗产生、流传、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那些才华出众的民间说唱艺人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他们是史诗最直接的创造者、继承者、传播者,也是创新者。正因为有了他们的辛勤传播,使《格萨尔》这支奇葩在民族文苑中竞相开放,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南宅与《聊斋志异》——由蒲松龄刘南宅坐馆传说谈起

沂水县流传的有关刘南宅与《聊斋志异》的传说,存在"社会传说"与刘氏"家族传说"两种版本:民间传说蒲松龄曾在当地望族刘南宅坐馆,并作讽刺文《三朝元老》;刘氏后裔虽则提出这是对刘家的攻讦和污蔑,但家族内部流传某位先祖曾与蒲松龄有过短暂交集,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实际上,社会传说与当地民众以刘南宅为中心构建地方历史记忆的思维惯性有关,是传统文化语境下的杜撰。刘氏家族传说则说明士人互动乃是蒲松龄文学活动中相当重要的源泉之一。刘氏"家族神话"与《聊斋志异》的历史渊源反映出明清之际的时代文化影痕:伴随佛道信仰世俗化,佛教和道教在民间影响不断扩大,谈异文化逐渐渗入了士人家庭生活和文学创作。     

纣王形象的演变及其文化意蕴

历史上的纣王本是一个功过参半的悲剧人物,但在后来的文化典籍中却越传越坏,以至于言暴虐不仁之君必举纣王。宋元以降,在讲述武王伐纣故事的系列作品中,纣王因失德而失天下的暴君形象是一以贯之的,但又同中有异:《武王伐纣平话》中的纣王形象具有鲜明的民间叙事特征;《列国志传》中的纣王形象呈现出向正史回归的倾向;《封神演义》中的纣王形象则是"善端"与"虐政"的化合体,深受宋明理学尚德斥法、崇王黜霸及"君心"决定论等思想的影响,纣王形象发展至此基本定型。在此后的其他宫廷或民间说唱演绎作品中,对纣王形象的塑造基本沿袭了《封神演义》的写法。     

从《元和郡县图志》看唐代民间信仰的特点及实质

《元和郡县图志》保存了大量有关唐代民间信仰的史料。唐代的民间信仰十分发达,有着多元化的信仰对象、广泛的信仰人群,地域性特征明显。如此发达的民间信仰,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当时历史现实的真实反映,是唐代开明文化政策的直接反映。     

“吐蕃乐舞”中的民间说唱及杂艺百技

藏族历史上的吐蕃乐舞,由于其独具特色的舞赋与音律以及门类齐全的综合性艺术体系,在藏族乐舞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吐蕃乐舞,不仅仅是歌、舞、乐的组合,其中也包含了民间说唱及杂艺百技,从而构成了其综合性艺术特点。民间说唱及杂艺百技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基础,其浓郁的本土文化色彩和通俗易懂的表现方式,不仅成为吐蕃乐舞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广大民众最为喜爱的艺术形式之一。本文从吐蕃乐舞综合性艺术特点的角度出发,对吐蕃乐舞的体系结构与艺术风格、说唱艺术和杂艺百技的艺术特点、说唱艺术和杂艺百技在吐蕃乐舞中的重要意义、说唱艺术和杂艺百技与吐蕃乐舞的构成关系,以及在吐蕃时期发展状况等展开探讨,以阐明吐蕃乐舞所具有的多类型、多品种、多形式的综合性艺术特点,使我们对历史上的吐蕃乐舞有一个清晰完整的认识。     

"再虚构"与逻辑的悖逆及思想的断裂——《药》与《阿Q正传》的电影改编合论

在时代焦虑情绪的影响下,鲁迅所秉持的是一种空间文化史观,以虚构的"病例"与"灵魂"探索国民的历史病根、思考政治现实,是其表达思想的典型方式.影片《药》与《阿Q正传》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对小说中的"病例"与"灵魂"进行再虚构以实现光影转世与跨界传播的同时,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与通俗化特征.《药》中普通民众坚定的政治立场与《阿Q正传》中王胡高于历史中间普通民众的政治觉悟均与真实的历史逻辑相悖逆.白举人与夏三爷的合二为一虽使得两部影片实现了情节弥合,但两部影片所传递的关于"革命"的观感截然不同,影片展现的思想呈断裂状态.语言的精炼与思想的深刻造就了鲁迅小说高度雅化的特征,电影以集体化创作与大众化受体为表征,高度通俗化的电影《药》与《阿Q正传》难以再现雅化的小说.     

《所罗门之歌》和《接骨师之女》的记忆书写比较

托尼·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和谭恩美的《接骨师之女》是美国当代族裔文学的代表力作,二者都在现实矛盾的激发下以记忆重述过去、重构历史。然而,由于记忆的社会框架相异,两部小说在记忆书写中具有叙述记忆的体裁、存储记忆的媒介和传播记忆的载体等方面的形式差异,进而体现作为记忆媒介的文学作品所具有的不同功能。各族裔作家正是通过策略地书写个体和族裔相异的记忆,解构美国整一的、同质的主流历史话语,表达族裔群体不同的、多样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诉求。     

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及其史料价值

南唐刘崇远的《金华子杂编》,保存了较为丰富的晚唐五代史料,对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思想文化、文学风尚等都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主要体现在:一是记载了帝王、藩镇、官宦的言行以及重大历史事件,客观反映了晚唐五代社会现实,有政治资料价值。二是记载了晚唐五代文人轶事及文学活动,有助于研究作家作品及创作情况,有文学资料价值。三是记载了唐代科场轶事、士族风尚、民间娱乐等内容,有社会风俗和文化资料价值。     

清代京城民间说唱艺术的诗意写真——以文人竹枝词书写为中心

清代京城竹枝词中有百余首吟咏民间说唱艺术，透过这些竹枝词的吟咏，揆诸清代文人笔记、戏曲、小说等文献的相关记载，可以了解清代京城应时迭兴的民间说唱伎艺，考察各种说唱伎艺的演出情况（演出时间、场合、地点、演艺与接受等），辨析各种说唱伎艺之间的交流互鉴及其与戏曲的双向影响。清代竹枝词对民间说唱伎艺的吟咏，不仅为清代北京曲艺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而且为京城留存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民间文化记忆，对于研究清代京城的民间娱乐文化生活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传统戏曲与道德教化

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戏曲系为广大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获取文化知识,了解历史传统,培养、陶冶内在性情的一个根本途径,也是他们最愿意、最容易接受的一种方式。对此,刘烈茂曾深有体会地说:“中国自古以来,识字并不普及,缺少文化的民众只能通过鼓词等说唱形式来认识人生,了解历史。《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名著之所以能够家喻户晓,老幼皆知,成为中国老百姓的‘人生教科书’,鼓词等说唱形式所起的传播作用,功不可没。”戏曲对中国文化思想、道德情操、审美情趣、民风民俗、苦乐心态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任何一种艺…     

《格萨尔王传》传播媒介对藏民族崇拜心理的影响

《格萨尔王传》在传播媒介单一化和多元化时分别对藏族民众的崇拜心理产生不同的强化和弱化,这与媒介特性不无关系,阅历丰富的说唱艺人立体地呈现史诗说唱全貌和新媒介片面地表达信息,致使新一代藏族民众心中的"格萨尔王"已非老一辈心中的"格萨尔王"。     

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电影口述史叙事

后现代文化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带来了文学与文化的变革。口述史研究是后现代文化关注弱势群体,让处于边缘文化的民众进入社会中心舞台发出声音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从对历史、文学的口述史研究发展到影视的口述史研究。本文以访谈纪录片《消失的1945》为分析对象,提出"声音"是口述史叙事引人注目的听觉形象,电影口述史叙事充分发挥视听艺术的功用,让口述者的声音叙事引领着画面的切换,重现已经消失的历史。     

众声喧哗:《红楼梦》中"说唱"解

<红楼梦>中描绘了丰富多彩的"说唱"表演."说唱",一方面指以有说有唱、有说无唱、有唱无说等形式说唱故事的伎艺;另外也指作为叙述内容的说唱情节."说唱"作为一种伎艺,反映了<红楼梦>创作时说唱艺术繁荣的时代背景;同时,有关"说唱"的情节又是整部书的有机构成,起到了丰富、展现、暗示主要情节的作用.     

从《水浒传》看传统中国下层民众的社会理想

《水浒传》是一部以民众武装反叛、暴力对抗官府为主要叙述內容的小说。作为市场化的通俗文艺作品,《水浒传》的接受主体是普通的社会大众,因此《水浒传》的广泛流播,折射出下层民众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即希冀快意恩仇、能够酣畅淋漓地满足物质一肉体欲望,对团结互助、充满友爱之情的理想人际关系的追求,和对保障人身安全与安居乐业的理想秩序的向往。考察这部小说及其传播表现的社会理想,是探索中国“小传统”文化中社会思想的有效途径,有助于我们把握民间社会思想的特点及其对当代中国民众的影响。     

历史记忆的颠覆与重建——村上春树《奇鸟行状录》的历史叙事分析

《奇鸟形状录》是村上作品中的一个鸿篇巨制,尤其是其对于历史记忆的叙事方式吸引众多学者的目光。在作品中,一方面村上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虚构若干情节,颠覆了历史记忆,表达了作者对社会、政治的独特体验和理解。另一方面,通过＂拧发条鸟＂这一隐喻式的事物将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紧密联系起来,又利用不断重复转换几个叙述人称和随之不断变换的叙述视角,将《奇鸟形状录》中的现实横线和历史纵线缀连起来,将历史记忆重建,向我们展示了一副完整的历史记忆。可以说,颠覆和重建是《奇鸟行状录》中的历史叙事的最大特点。     

北方说唱艺术与地域文化特征研究——以天津相声为例

中国北方说唱艺术繁盛,说唱艺术又与地域文化密切相连。地域方言是影响说唱艺术的主要因素。中国北方自古农耕文明发达,有相同的文化历史积淀,方言上又具有同质性,以天津相声为例,可以明晰地发现说唱艺术与地域文化变迁的互动关系,并能挖掘出曲艺艺术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共生历程。     

台湾光复初期孙中山形象的民间塑造

台湾光复初期,省政当局通过孙中山及其主义的宣传灌输,特别是面向民间的宣导,来推动祖国认同,树立行政权威。以《新生报》为代表的官办报刊发挥了主动的作用,民办报刊《民报》和《人民导报》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较多地反映了孙中山形象塑造的民间效果。与此同时,民间借助于孙中山来表达对当局行政的不满和民众的现实诉求,日益增多。国民党统治的整体腐朽和从大陆移植而来的长期沉淀的官场恶习、军队积弊,导致台湾官民矛盾、政社冲突激化,孙中山形象重塑在民间的复杂反映,是当时台湾政情、社情的一个侧面。     

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格萨尔》史诗的文化功能

史诗往往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基础,包含并传递悠远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格萨尔》是藏族人民对自身久远历史的整体记忆和文化传统的深层积淀,同时,《格萨尔》作为藏民族民间文化的最高成就,在强化族群记忆、维护族群文化认同方面具有独特功能。本文从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两个方面论析了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的文化功能。     

齐鲁政治文化概说

齐鲁政治文化体系以《五经》为元典文本,以儒家"仁"、"礼"的政治主张为核心内容,执政理念上强调以民为本,方法手段上讲求王道霸道兼用、有为无为互补,大政方针上强调统一和秩序,理想目标追求"君"与"民"和谐共存的社会。齐鲁政治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从意识到理念,又从理念到意识的反复转换,化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意识,对该地区的民众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潜移默化地控制了群体的社会行为,制约了该地区的政治进程。其基本特征:政治上的正统性、文化上的包容性,以及价值观念上特殊性与普适性的结合互补。     

论《故事新编》的历史文化态度

质疑官方正史、偏爱野史杂记,是鲁迅对待历史的惯有态度,这是他追求历史之"真"、追求历史话语的现世关怀的体现。历史话语是一种"权力话语",鲁迅对旧历史传统的怀疑、对新历史标准的再造,是价值重估所需,也构成《故事新编》的精神底色。《故事新编》一方面通过铺陈推演,呈现历史话语的形成过程,抖落历史书写的奥秘,传统历史的书写范式被质疑、解构。另一方面,文本通过重写上古神话,诸子传说这些"存疑的历史",进入民族记忆的深处,以"文化思想史"的书写姿态对其做出理性的还原,在根柢上对华夏民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进行疏通清理。同时,文本在人物的选择和事件的安排上有其内在的逻辑和用意:从"神话时代"到"英雄时代"再到"诸子时代",《故事新编》梳理了人类认识、解释和改造世界的各种方式;从"死后"到"冷遇"再到"逃遁",小说集又从现代人的角度,对人类的理想国进行了批判性思考。这些都表现出鲁迅的精神探寻与人生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