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社会封建化问题浅析

满族共同体是由清代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及旗下家奴发展而来的 ,八旗土地制度对满族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有清一代 ,大多数满族人民是依靠农业为生的 ,八旗土地的封建化实质上就是满族社会封建化的标志。     

乾隆朝“回子佐领”史事考论

八旗制度是清代最基本的军政制度，旗下包含了满、蒙、回、汉、朝鲜、俄罗斯、安南等各族群人众。乾隆二十五年(1760),清廷旨令将新近归附的回部人众编为内务府正白旗第五甲喇第七佐领，即“回子佐领”,成为八旗体系内的一部分。随着回子佐领设置的完善，乾隆朝不仅先后派遣白和卓、刘淳、延强、刘朴四人担任佐领职位，而且在挑补教习、选宫女、额设景山官学生、增设马甲额缺等制度方面予以完善，以期让回子佐领及属众更快地融入内务府八旗体制内。这一设置过程展现出清代八旗制度的多民族属性。     

清中前期江宁八旗驻防新探——以档案史料为中心

清初江宁(南京)八旗驻防兵员众多、装备精良,是清廷维系江南统治的军事支柱之一。雍正之后,江宁旗人渐染汉俗,战斗力持续下降。当局曾试图恢复八旗军的行围制度与骑射训练,但因受限于江南的自然环境,成效甚微。江宁驻防在满城内外拥有大量旗地。旗地类型多样、分布零散,均归属八旗官方所有。自清代中叶起,随着江宁满城人口的增长,八旗生计问题日益严重。驻防当局虽采取迁移官兵、增加养育兵数量、出租旗地等多种方式缓解压力,但仍无法遏制八旗兵丁贫困化的趋势。     

清代官员丁忧制度论略

清代官员丁优制度在前代的基础上发展得更为完善,清廷对官员丁忧时间有明确规定,丁忧官员范围较前代有所扩大,除了从前的汉族文武官丁忧外,还增加满、蒙、八旗官员的丁忧.由于满、蒙、八旗官员的特殊身份,导致丁忧官员的待遇也有所不同.此外,清延时丁忧官员管理的加强,充分表明丁忧官员对地方的发展稳定有重要的影响.通过对清代官员丁忧制度的研究,可进一步认识清代的汉化倾向和变革已经成为不可遏制的历史趋势.     

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

一新军原起军队是国家机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反动军队是保护旧制度最顽固的工具。满洲贵族早年凭借八旗和继起的绿营统治了中国,到后来,八旗和绿营日益腐败,他们为了镇压人民革命运动、继续维持其封建专制统治,对军队进行了多次变革。清朝军队的变革,据《清朝续文献通考》兵考二中说:“我朝定鼎中原,当时所用仅止八旗劲旅,而已无敌于天下;其后额设绿营制兵,多或六十余万,少亦五十余万,较之八旗,不啻倍蓰。乃粤匪、捻匪、川匪、回匪之乱,制兵竟不足恃,于是加饷挑练,而有练军;招募勇丁,而有湘军、淮军、毅军;及日本之役,练兵练勇又不恃,于是仿照西法添设新军,而有袁世凯、聂士成两军,及湖北之洋操队、江南之自强军。”这一段话,概述了清朝兵制变革的三个重要过程:一是前期的八旗和绿营,是代表清     

清代官方修史活动与民族问题

有清一代,统治者往往通过官方修史活动来辅助处理民族事务.为了教育日益腐化的满族官员和八旗子弟,提升满族在多民族大一统国家中的地位,清廷设馆修纂了大量有关满族历史的书籍,宣扬满族的伟大与神圣,以开基定鼎之艰难教育八旗子孙保持进取之心.同时,清廷通过设馆修纂各种"方略",重订辽、金、元三史,修纂《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等史学活动,反思历史,记载现实,宣扬"一视同仁"、"中外一家"的大一统民族观.这些修史活动不仅彰显了清廷的政治立场,而且在思想深处加强了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凝聚力.     

理想与权力的互动——湖湘理学群体与晚清内轻外重政治格局的形成

晚清时期,面对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湖湘理学群体利用"湘军网络"逐步建构起自己的文化霸权,并凭借所获取的权力来推行平素所信仰的儒家政治理想.湘军的兴起,代表着国家的一些重要权力逐渐由中央移向地方,转入汉人手中.清廷当然不甘心中央权力的流失,湖湘理学群体能够取得多大的权力,实际上与太平天国给清廷带来的危机程度,以及清廷在解决此危机时对湘军依靠的程度密切相关.在湖湘理学群体与清廷的交互作用下,督抚专权现象初现,内轻外重的政治格局逐渐形成.     

“边塞”与“旗员”:清代陕甘总督群体结构特征考论

陕甘总督是清代常设定制八总督之一,为陕甘两省最高军政长官,掌控西北边防战略基地陕甘两省。因此重要军政地位,自康熙七年起,定山陕督抚专用满员,雍正元年,又改参用蒙古及汉军。相比于其他常设定制总督,陕甘总督群体结构呈现鲜明的个性特点,因陕甘总督专用满员的规制,满洲出身,特别是上三旗出身的满洲官员成为陕甘总督群体的主体。与清代满汉关系的演变轨迹相一致,陕甘总督群体的结构特征呈现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清前期主用满洲,自嘉庆以降,汉人逐渐增多,至同光时期,湘系将帅基本垄断陕甘总督一职。陕甘总督群体结构特征既是清代督抚制度发展演变的表征,也是清代满汉关系历史走向的风向标。     

道光年间乌鲁木齐“定舫诗社”钩沉

道光年间的乌鲁木齐,驻镇官员和遣戍文人们共同成立了"定舫诗社",这是有清一代西域地区首个具体可考的诗学社团。"定舫诗社"有固定的成员、固定的组织与诗课活动,还常以成员群体为单位雅集赋诗。诗社不仅展现出边塞文人的生活风貌,成为他们寄身异乡的精神砥砺,更充当了文化聚合与传播的载体,在清代西域文学及文化史上具有独特意义。     

清末直省商政机构的确立与运作

直省商政机构适晚清重商主义兴起而设。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出现了重商的社会思潮,朝野人士纷纷吁请成立正式的商政机构,但在"不与民争利"观念的支配下,清廷对于设立专门的商政机构,依然迟疑不前。各省督抚在甲午战后率先设立了地域性的商政机构——商务局,成为先于商部的产业行政整合机构。各省商务局的设立,从知识与制度的相互关联方面,折射出晚清对商务的重新定位以及由此引起的制度变化。从直省商政机构的确立,到丙午官制改革设劝业道以专责成,体现了清末经济改革从分散走向集中、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并最终促使清廷将商事机构纳入正式的职官体制。     

义和团运动与晚清漕粮运输

义和团运动对晚清的漕粮运输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八国联军侵华,占领津京等地区,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出逃,导致漕粮海运中断,并转而将部分漕粮向山西、陕西运送.其次.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朝廷被迫与联军签定<辛丑条约>,偿付巨额赔款,清朝的财政体系完全崩溃.为筹措赔款,清廷不得不颁布"漕粮改折诏".虽然江浙后来又恢复本色100万石,但漕运制度已经遭到致命打击.再次,为节省费用,清廷开始采纳铁路剥漕的方式,结果成为继轮船之后,漕粮运输工具史上的又一重大突破.简言之,义和团运动是晚清漕粮运输的转折点.     

“规章定例”与“私议规程”:清代漕运旗丁的权利内涵与认同——以江西省广信、铅山二所“熟屯收租济运私议规程”为例

清代在承袭传统漕运制度的同时对明末漕运组织体系加以改造,形成具有清初时代特征的漕运制度。这些制度保障了每年漕运正常进行的同时彰显着清廷的权威,然而漕运组织的内部实践与运作过程,却有另一番特色。与明朝不同,在清代漕运旗丁组织内部逐渐催生了一些私议规程,这些私议规程独立于漕运法规外,行之年久,表面上是弥补漕运制度与实践"间隙"的举措,实际上却是旗丁间为维护群体利益而建构自身权利的一种体现,此间虽有官府的参与,但更多是以默许或支持姿态出现,这不仅影响了清廷制度与律令在下层的执行效果,也为官府权力的延伸与下行预留了空间。另,私议规程的出现为漕运章程的实施提供了腾挪空间,这与其说是漕运制度在运作中有一定的延展力,不如说基层群体与组织在实践中为制度注入了新的活力。     

唐鉴讲学京师与晚清理学群体的形成

清成同年间,曾经衰弱不振的程朱理学一度出现复兴的局面。而这一复兴局面的出现肇始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鉴内召为太常寺卿、讲学京师,以他为核心,从其问学的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窦塘等在京士人形成为一个理学群体,开启了晚清程朱理学复兴的风气。     

进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京高考问题研究——基于社会公平复合理论的分析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大量流动人口选择到北京工作和生活,其子女在京受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放开后,具有在京高考意愿的群体规模越来越大,人们通过各种方式表达渴望实现"教育公平"的愿望。"教育公平"表象的背后是诸多利益群体的博弈。文章从新公共行政视角着眼,运用社会公平复合理论分析进京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参加在京高考政策问题,厘清社会公平的复杂性、多元性,并提出政策调整所需考虑的若干因素,实现社会管理政策之间、省市之间、中长远政策之间的统筹。     

道光二十一年开封黄河水患与社会应对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黄河决于开封,围城八月,危害严重。以巡抚牛鉴为代表的官员群体尽管做出了积极的应对,并取得了救灾的最后成功,但官员、官役的贪渎行为几乎表现为"群体化"态势,成为灾害发生和持续八月的重要原因。在此情况下,以绅士为主导的民间救灾活动广泛展开,为成功救灾发挥出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民间救灾之地位日益突出,这也成为晚清时期的一个历史趋向。     

“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学习习近平2013年7月在西柏坡座谈时的新判断

西柏坡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立的"规矩"是多方面的。其中为建立新中国所订立的政治制度与原则是:创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制度;确立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制度;确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国家实行民主集中制制度,不搞三权鼎立;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原则;确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原则;确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国家指导思想原则。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干部订立的规矩是:要召开好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要健全党委制;要开好干部会议;党委会要有科学的工作方法;要加强执行中央政策纪律;领导者要力戒骄傲;要把理论学习当作一个政治任务;要继续保持两个"务必"作风;进京"赶考"要考个好成绩。     

外籍身份与制度转型:以海关邮政兼并工部书信馆为例

在晚清新式邮政的建立及邮政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把持海关大权的外籍官员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引入西方新式邮政的知识,模仿建立新型的邮件收递制度,并尝试通过兼并内陆已有的商埠邮政,以扩大制度基础而催促新制的成熟。在此过程之中,清廷官吏始终未有实质参与,而多为海关外籍官员与租界工部局之间的互动博弈,由此可见,晚清制度转型之中"身份"因素的作用不可忽视,其既为制度转型打下基础,又成为日益兴起的民族主义所批评与抨击的对象。     

晚清新疆法律政策的调整与实践

晚清,清廷与新疆地方官员曾就命盗案件的变通处理应否恢复"旧制"进行了数次争论。影响新疆法律政策的不仅有时局形势、中央与地方间的权力博弈等因素,更有边疆政治的自身走向。新疆法律政策早在乾嘉时代就形成了在法律适用与量刑轻重方面特异性大、权宜性强的特点。如此,法律制度虽历经调整,但终清之世都未能达到所谓"将来法制大定"的理想状态。     

论晚清地方官书局兴起的文化逻辑

晚清同光时期,由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中兴名臣开其端,诸省督抚大吏倡其行或承其绪,职业经理人和校勘专家、刻工落其实,自下而上并受到清廷认可或饬办的官办出版机构——地方官书局的兴起,有其深层次的文化逻辑结构。清廷"右文"政策和中央出版机构示范下形成的校勘刊刻之出版传统和社会风气,以及晚清时期清廷文字禁网政策趋向松弛,是晚清地方官书局兴起的文化制度逻辑。在"挑战—应战"的文化生成与发展动力模式下,太平天国政权争夺文化统治权的文化暴力挑战和地方官绅知识分子的应战与"以暴制暴";在"冲击—回应"的文化生成与发展动力模式下,西方传教士翻译出版西学书籍的文化柔性冲击和地方官绅知识分子设立编译书局、出版西学诸书的回应与接纳,这两者构成了晚清地方官书局兴起的外部文化动能。地方督抚、官绅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与家国情怀,文化与社会责任,是晚清地方官书局兴起的内在文化动能。地方督抚、官绅知识分子校勘刻书的活态文化实践,则是晚清地方官书局兴盛的文化表征。     

天地会《会簿》中“西鲁故事”新解

探讨天地会起源,必然涉及"西鲁故事",因为它隐藏着天地会起源的秘密。故事编者通过少林寺僧帮助清廷打败西鲁反遭残害的悲情故事,激发会众的反清情绪,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因此,正确解读"西鲁故事",便成为解开天地会起源之谜的关键。故事编者鉴于天地会创始者万提喜缺乏个人魅力和社会影响,因而假借有较高知名度和社会影响的道宗(达宗)之名作为天地会的创始者。但道宗是"万姓集团"降清的主谋,他的降清劣迹难以被倡导"反清复明"的天地会所接受,故事编者便利用清初以来福建流传的"西虏犯边"一事,虚构出少林寺和尚征西鲁的故事作为天地会的缘起。官书、档案和天地会《会簿》记载表明,天地会的创始人实际上是洪二和尚万提喜,故结会时多供奉"洪二和尚万提喜"的牌位,天地会《会簿》也把始祖写作"持喜"、"万提起"、"万提喜",并标明天地会"始祖居住福建云霄高溪"。这些均说明"西鲁故事"所隐藏的乃是万提喜创立天地会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