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风险的纾解机制研究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在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过程中,由于三农资产收储管理流转交易、信贷风险监测补偿、金融风险处置转化等激励约束制度或机制尚待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较大融资风险,导致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排斥明显,严重制约其发展。对此,基于演化博弈模型,分别考察了在有无激励约束机制条件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金融机构的博弈均衡状态,并对其进行仿真实验。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初始状态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金融机构的博弈均衡状态具有显著影响,而建立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能够有效调整资金供求双方的初始状态。因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风险的纾解有待于进一步建立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法律制度保障和政府监督管理体系及其配套机制。     

激励相容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逻辑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整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命题的提出,源于我国现阶段农业发展出现了整体经济服务业化、要素投入去过密化、农民收入非农业化等若干特征。为了适应这些转变,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须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而这依赖于农业产品品质创新、产业结构创新、生产体系创新、经营方式创新、科技支撑创新、经营主体创新等多元化创新。农业发展的多元化创新本质上取决于不同参与者,尤其是微观经济主体和地方政府的激励相容,满足激励相容条件则要求政府-市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关系的持续调整。农业领域中这种"激励相容——多元化创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依次影响机制,构成了我国实施农业发展政策的基本逻辑。     

激励相容视角下乡村治理政策运行偏差及防范策略

乡村治理政策运行存在着激励相容约束，激励相容是实现农民群众个体目标与政策预期目标双赢的必然选择。激励相容性不足使乡村治理政策运行出现诸如政策冲突、政策多余、政策负效力、道德风险以及政策问题选择不当等多种偏差。因此，乡村治理政策运行必须充分考虑地区差异、传统习俗、群众诉求等因素对政策激励相容的影响，在切实保障农民群众政策主体地位的前提下，赋予政策足够的时空弹性，因地制宜，循序渐进。通过立法或建立诱导性的激励机制，规范利益主体行为，将其行为引导到预期的政策目标上来；建立完备的乡村治理政策评估体系，对乡村治理政策运行过程及包括激励相容性在内的政策效果进行全方位评估，以最终实现乡村治理政策激励相容。     

农地产权结构与农业绩效:一个理论框架

农地产权结构是农地产权在不同主体间的安排以及产权内部各项权利构成的总体反映。根据产权对经济绩效的一般作用机理以及转型期中国的实际,农地产权结构对农业绩效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农地所有权结构对农业绩效的影响、农地承包权结构对农业绩效的影响以及产权内部权利构成对农业绩效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通过农地产权主体的土地利用行为表现出来的,特定的农地产权形式或不同的农地产权结构对权利主体的目标和行为产生影响,在这一影响下产权通过其激励约束功能、外部性内部化以及资源优化配置效应等,促使农地产权主体的相应行为向有利于增加产出、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等农业绩效提高的方向发展。     

中国农业经营主体分化历史与未来

农业经营主体分化不仅是由于外部潜在利润的出现,更关键的是主体对外部潜在利润的不同反应。而之所以产生不同反应,一是由于不同农业经营主体所面临的约束条件、目标函数及行为逻辑存在较大区别;二是因为外部制度和政策环境的变化,以及由此造成的可供主体选择的方案不同。基于"历史—现实"的演进逻辑,农业经营主体未来分化的趋势为:少部分承包农户明显向规模化、专业化、商品化经营转变;小规模承包农户仍将在中长时期内大量存在且兼业化程度继续加深;农民专业合作社将呈现多元发展态势并更多发挥服务功能;工商资本受政策约束和自身优势驱动将更多进入农业生产性服务领域。由于农业经营主体分化现象已嵌入农村社会结构之中,因此,在构建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体系时,必须具备宏观视野,除关注农业内部关系的变化外,还应注重国家粮食安全、农产品供给及农村社会稳定等全局变化。     

中国农业政策新目标的形成与实现

保持农业发展可持续性已经成为与增产、增收并列的农业发展政策新目标。这既是顺应农业发展转型的主动选择,也是全面保护农业多功能性的理性回归。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代表的迅猛发展、其行为特征与政策目标的一致性以及成功实践,都将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实现农业政策新目标的"合意"主体。实现农业政策新目标,首先要加强新目标的宣传落实,使之深入人心;其次要在政策上提供指引,激励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行为;最后要重点扶持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使其成为农业政策新目标的"合意"主体。     

中国出版企业家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研究

企业家选择机制、激励约束机制与企业绩效存在一定的关系模式 ,其基本逻辑是 :制度(机制 )决定行为 ,行为影响绩效 ,其作用机制依靠企业家的努力程度和企业家能力的“传递”。迄今为止 ,中国出版企业在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方面都没有形成规范的机制框架。因此对中国出版企业家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是提高国有出版企业经营效率的关键。     

论管理者对知识转移主体行为能力的影响

组织内部知识转移活动涉及的主体多而且主体间关系错综复杂,管理者的管理行为对发送者和接收者的行为能力会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知识转移效率。通过构建知识转移主体行为能力的测度模型,以管理者组织能力和激励机制为变量设计四组知识转移实验,分析不同管理变量下发送方和接收方的能力变化规律。结果表明:管理者通过组织和激励等管理方式激发和提升发送方和接收方的能力,有组织的知识转移效率明显高于无组织的知识转移效率;受激励程度越强,知识转移双方的能力提升幅度越大;在相同的组织与激励管理措施下,个体的发送能力比接收能力提升更加显著。     

论国有商业银行经营者激励与约束机制的构建

国有商业银行在法人产权制度下 ,实行资产委托代理方式 ,而资产委托代理关系的确立 ,必须以建立起能对经营者行为进行科学的激励与约束的机制为前提。只有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才能使经营者目标函数与所有者目标函数一致 ,从而减少代理成本。但目前的实际状况是 ,国有商业银行对各级经营管理者缺乏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对此 ,本文借鉴西方现代企业激励约束机制的先进经验 ,对构建国有商业银行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做些粗浅的探讨。一、建立和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是国有商业银行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1.有利于吸引和留住优秀的经营…     

政策执行的制度背景:规则嵌入与激励相容

公共政策的执行总是嵌于特定的制度背景之中,执行的过程和结果除了受到政策自身的规范和约束以外,还会受到更为广阔的制度背景的影响.公共政策与制度背景之间的规则嵌入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执行主体和目标群体之间进行调适的可能或空间,并进而影响到执行的过程和结果.成功的政策执行,依赖于公共政策及其执行方案所提供的激励结构与制度背景之间相容关系.因此,政策制定者或立法者在制定公共政策以及设计执行方案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广泛存在于文化、传统、习俗以及正式规则之中的制度背景,以及它们对不同政策主体所产生的激励结构.     

薪酬激励对民营企业动态能力与成长性的影响——基于风险溢价与确定性等价视角

民营企业要快速成长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寻求规范性给企业带来的可持续发展。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企业首先要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即建立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人如何设计激励相容的契约来约束代理人,是实现企业长远利益的关键。现实中民营企业如何获得超过行业平均利润的经济租是战略管理领域研究的永恒问题,动态能力理论提供了可能的视角,尤其面对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民营企业能否持续成长是民营企业家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代理人作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其决策正确与否对企业动态能力影响重大。本文建立了基于风险溢价与确定性等价条件下的薪酬激励模型,分析了薪酬激励对民营企业动态能力与成长性的影响。     

新型职业农民身份对农业经营收入的影响:基于倾向值匹配方法的分析

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通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来优化农业从业者结构,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缓解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的现实途径。根据2018年山东省经济社会综合调查数据,利用倾向值匹配方法,实证检验了新型职业农民身份对农民农业经营收入的影响效应,并讨论了新型职业农民身份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新型职业农民身份对农民的农业经营收入具有正的影响,相比于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模型,一方面,倾向值匹配方法得出的处理效应要小,但统计上仍然是显著的,平均而言,新型职业农民比普通农民的农业经营收入高5623元;另一方面,在倾向值加权回归模型中,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变量对农业经营收入的影响不再显著。对模型的敏感性分析表明,新型职业农民身份的收入效应可能受隐性偏差的较大影响,这些隐性偏差来自于数据中无法获得和控制的自变量。根据实证结果,为让农民分享改革成果,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必须进一步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有效解决新型职业农民与各类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和组织方式之间的衔接问题。     

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发展约束与建议

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是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和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主要力量。目前我国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在政策界定、土地获得、金融支持、社会化服务、扶持政策、后继人才等方面存在诸多发展约束。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应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为主体,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为补充和保障,明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认定标准、创新方式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加大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力度、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风险规避、加大政策倾斜力度、推进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平原和山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长的困难及愿望比较分析——以湖北省10个农业创业培训基地培训班学员为例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形式,关系着我国农业的未来.调查显示:在其发展过程中,资金贷款困难已经成为影响其成长的最大困难,土地流转、技术瓶颈在少数地方也是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长的重要因素.平原资金贷款更突出,山区土地流转更突出.同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大都表达出扩大生产规模、提升文化程度的愿望.为此,政府相关部门应当积极组建地方财政担保公司或支农基金,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信用担保;积极协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土地流转;结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业培训,逐步开展农业企业骨干人员学历教育,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康发展提供资金、政策和智力保障.     

农业高质量发展：内涵特征、障碍因素与路径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也成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时代主题。随着“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高质量发展具备了新的内涵、特征和优势条件，同时在市场调节、政策导向、要素融通、改革协同等方面仍面临一些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要以转变生产方式、调整生产结构、强化监督管理、培育主体品牌为着力点，不断强化规划引领、投入保障、评价考核、人才支撑、执法监管，构建激励约束相容、多方协同的政策支持体系。     

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创新研究

深化机制改革创新是推动黄河流域实现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黄河流域实现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需要建立整体性的基础设施体系、一体化的市场秩序和系统性的利益协商机制来促使各行政主体和各经济主体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进行有效配合、分工协作,通过健全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建立横向财政转移机制、构建利益约束机制等以促进各个利益主体在共存和相容基础上达到相对均势、合理优化状态。在此基础上,立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建立黄河流域推动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协调管理体制。     

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上的机会主义及其抑制

政府的个别利益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决定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运用公权力时难以从根本上杜绝机会主义行为;而在处理二者财政关系时,渐进式改革所特有的制度边界和制度约束的不清晰,对中央行政集权的制衡不足,以及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是二者机会主义产生的现实原因.因此,抑制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上的机会主义除通过激励相容的制度设计,尽量减少政府利益与相关方面利益的不一致外,关键在于改变现实条件,对中央和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的"参与约束".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结构与行为优化

农村税费改革后,空前的财政压力使以往单一主体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为了摆脱困境,促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形成政府、私人和第三部门的协同机制,应该是一种最优选择。多元主体充分发挥作用的关键是政府要优化自身的行为策略,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不合作博弈为合作博弈,约束乃至消除政府官员背离和损害农村公共利益的驱动力。同时,政府还要优化与民间主体的行为关系,努力完善政府与民间主体之间伙伴关系的实现形式,健全政府对民间主体的激励与约束。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外向型经济产业转型——以珠三角地区为例

外向型经济的产业转型并不是独立自由的,而是受到全球价值链(GVC)中各经济主体之间的组织形式和关系安排(即治理)的统一约束的。只有从相应的GVC治理模式出发,并把握治理模式动态调整的趋势,才能找到外向型经济转型的适宜路径。珠三角地区外向型经济中的三类主体各自参与的GVC治理模式及其对产业转型的影响,揭示出珠三角转型困境形成的微观激励机制。因此,要破解转型困境不能依靠政府的舆论宣传或者行政命令,而应该通过改变外部因素为外向型经济主体提供转型与升级创造激励和相容的条件。     

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资源产权约束与区域环境质量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环境资源产权结构安排是影响环境资源配置效率与环境质量的重要制度变量,不同产权结构安排的激励与约束功能存在较大差异。社会转型期,现行环境资源产权对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存在制度软约束。在经济与政治双重激励下,地方政府竞争导致了区域环境质量下降。为此,规范地方政府竞争、改善区域环境质量,需要建立多层次、复合式的环境资源产权结构;明晰多元环境资源产权主体的权利边界;公平调整产权主体的收益权与分配关系;完善环境资源产权交易制度,严格保护环境资源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