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不灭”论与魏晋南北朝文艺美学中的重“神”思想

关于“形神”关系的不同辩难 ,与关于“神灭”论同”神不灭”论的论争 ,是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思想界的一个焦点。从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看 ,“神灭”论属于唯物主义的范畴 ,而“神不灭”论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 ,这是不容置疑的 ;而从美学的意义上看 ,这场论争则大大提高了当时的思辨水准 ,深化了人们对精神现象的超越性、丰富性和广延性的认识 ,并直接强化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艺美学中的重“神”倾向。深入分析慧远、宗炳等人的“神不灭”论思想 ,可揭示出其与顾恺之、宗炳和刘勰等人在文艺领域里对“神”的重视与“神不灭”思想的内在关系。     

慧远与山水诗的发展

慧远将佛教的世界观融入到山水审美中,追求在山水中体悟佛教的真理,形成了成熟的佛教山水审美观。在这种审美观中,佛教以无限为真实的世界观和时间性的心灵构成将主体建构为动态的生命,将云气、声响等无确定相状且具有终结感、虚幻感的物象塑造为山水景致中的前景和被关注的焦点;同时,山水审美活动也被展现为在纵深空间中进行的探索发现式的持续性进程。慧远的山水审美观通过对谢灵运的影响,不但改变了山水诗的审美方式、形式结构和诗境特征,更改变了山水诗深层的世界观和心灵构成。因此,宋初山水诗的兴起不仅意味着诗歌题材由玄言到山水的转换,更意味着士人精神结构和生命感的改变。     

宗炳绘画美学思想新诠

南北朝时期的著名画家宗炳的《画山水序》,是中国画论史上和美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对于中国美学思想的发展有特殊的贡献。其中所提出的“澄怀味像”等命题,真正将“虚静”理论从老庄哲学纳入到艺术创造的审美过程之中。宗炳又认为山水是“质有而趣灵”的,认为山水是有生命、有灵性的。他又在山水画的透视方面有深刻的论述,通过对于山水的透视,而表现山水对象的整体构形。他又提出“畅神”的命题．它不仅是一般的快感和愉悦,而且还包含着精神的升华与自由。这些又都是与宗炳的佛学思想有着深刻的内在关系的。     

论晋宋佛学对谢灵运山水审美观的影响

论晋宋佛学对谢灵运山水审美观的影响范琦（河南财经学院文秘系）谢灵运是晋末宋初杰出的山水诗人，也是一位从清谈名士转型为佛教信徒的代表人物。其山水诗以佛教的观照方式追求禅悟，使得这一文学题材得到独立和兴起。这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次革新创造的大事，具有广大...     

宗炳绘画美学的佛学底蕴

在绘画理论史上,南朝刘宋时期的宗炳是一位颇有地位的理论家。宗炳所撰的《画山水序》,被认为是最早的、独立的山水画理论。它在绘画美学上,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命题。在已有的研究著述中,已有人指出其绘画理论与道家哲学的瓜葛,这是非常有见地的,然而倘仅止于此,还嫌不够。宗炳又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他的佛学思想在中国佛学发展史上也是有一席地位的。那么,他的绘画美学思想与其佛学理论之间,是了无关涉,还是有所联系?我认为,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     

自然审美经验视阈下的《诗经》山水内质分析

作为反映先秦"山水"涵义及审美特质变迁的代表性文本,《诗经》中的山水形象成为考察中古传统自然审美经验的合适载体。具体而论,《诗经》山水审美意识包涵3种类型:渗透着原始自然神崇拜;渗透于比兴方式的运用之中而成为情感表达的背景;蕴含着自然审美意识的发生。《诗经》山水意象参与了中国传统自然审美经验生成的重要过程,其流露的自然审美意识的先声弥足珍贵。这种倾向作为对《诗经》比兴山水之主流的补充,酝酿了此后山水文学兴盛必备的核心质素。     

宗炳和净土宗师慧远交游考

一般认为,在山水画家宗炳和净土宗师慧远的交往中,宗炳只一次上庐山拜见慧远,宗炳也不在“十八贤”之中。近考《江西通志》发现,宗炳可能两次上庐山礼佛,而且位列十八贤之中,并认为宗炳第二次上庐山的目的,是和慧远法师探讨用“儒佛调和”的方法维护佛教之“文义”。     

庐山慧远信仰西方净土的原因探究

东晋高僧道安信仰弥勒净土,而其弟子庐山慧远却信仰了西方净土。论文从慧远的佛教活动的性质、政治态度、经历和性格志趣,以及他对禅法的自觉探求和思想上深信无常说、神不灭论、因果报应说等方面,分析了慧远信仰西方净土的原因。     

论谢灵运的“心杂”——中国传统文人的一面镜子

谢灵运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在中国佛教史上他也是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他著有<辨宗论>,提倡道安的佛教顿悟说,参与南本<大般涅盘经>的译事,积极追随乃至资助当时的佛教领袖慧远.但是慧远却以谢灵运"心杂"为由拒绝他加入庐山的念佛团体白莲社.本文以此事为背景,围绕谢氏的"心杂"展开论述,分析谢氏的人生与性格悲剧,并着重指出谢灵运的"心杂"对当代知识分子人格培养的借鉴意义.     

中国山水画之滥觞与庐山隐逸文化

中国山水画滥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而这一时期也正是庐山隐逸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东晋画家顾恺之和南宋画家宗炳是中国山水画滥觞的两位至关重要人物,二者均与庐山隐逸文化有关。顾恺之崇尚魏晋玄学思想,是画史记载最早的山水画家之一,其爱画庐山,画史记载绘有《庐山图》和《雪霁望五老峰图》,曾著《画云台山记》,对研究中国山水画的萌芽有重要意义。宗炳不仅崇尚庄学思想,还崇尚儒家思想和佛学思想,是庐山东林寺莲社"十八高贤"之一,所著《画山水序》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中国山水画论,对后世山水画创作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画山水序》看六朝“以形写神”的审美观念

宗炳的《画山水序》体现了借助形象传达神韵的＂以形写神＂绘画观。这与后代＂重神轻形＂的绘画理论形成对比,而与六朝文论中的＂形似＂观形成呼应。反映出六朝审美观念中对美感形式的重视。     

宗炳绘画理论来源小议

宗炳绘画理论是道佛相融的思想。自魏晋以来,统一政权瓦解,战争不断,佛教被迅速传播并与 道教互相影响、互相吸收,成为宗炳绘画理论产生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他的思想在其著作《画山水序》中 得以充分的体现。他的道佛相融思想对后世绘画反理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谢灵运与佛教的关系

以开创山水诗而著名的南朝诗人谢灵运,因一生好佛,而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谢灵运礼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积极从事并参与各种佛教活动,诸如欲拜慧远为师、改编北本《大般涅槃经》、为《金刚经》作注等;(二)旗帜鲜明地赞许并支持竺道生提出的“顿悟成佛论”。谢灵运频繁的崇佛活动及其佛教信仰,不仅影响了他的思想变化与发展,而且也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     

"山水惊知己"命题的美学意义

在《宜都记》中,晋人袁山松提出了中国山水审美史以及山水文学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美学命题———"山水惊知己",其中蕴含着非同寻常的重大意义。首先,"山水惊知己"以前所未有的敏锐和深刻,揭示了山水自然所具有的独特美感价值,表明山水审美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山水审美意识的觉醒。其次,"山水惊知己"指出山水审美的最高境界———心物感通、心物交融、心与物游,它的产生是深刻体味对象,在对象中发现心灵、发现生命的结果。第三,"山水惊知己"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美学原理,即美必须和人事发生联系才有意义,美必定是主客观的结合,美的事物只有被具有审美眼光的人发现,才可能成为审美对象,具有美的价值。第四,"山水惊知己"在理论上昭示了中国山水文学的正式诞生。     

慧远佛学的"寂智论"

早期中土佛教的一个常见主题是禅智并重,慧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寂智"论,这亦是其整体"法性"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佛学观."寂以行智"是慧远寂智范畴中最为重要的思想命题,寂与智的对应可视为实修中的禅定与观照中的了达智慧之对应.慧远的理念是禅非智无以穷其寂,智非禅无以深其照.因而,"寂智"论中一个极有意义的概念是"照",照是般若智的直观之运用,它是一种整体直观或直接体认佛法的智"用";故慧远倡言"禅智之要",亦是"照寂之谓",并得出了"照不离寂,寂不离照"的结论.当禅借助般若智达到"寂"的极致境界,智"照"的功用与视域亦得到扩展,最终,"寂以行智"亦即获得佛教中了达的真实智慧之路.作为对般若种智寂(虚)而能照(观)的一种理论解说,虚寂而能"圆照",照寂相济论实际上就是慧远独特的"寂智"观的基本内涵.总体上看,慧远的"寂智论",是基于其自身学养而使佛学契合于中国人根器的一个思想中介.     

支遁的逍遥审美思想及其对中国山水诗的影响

支遁是魏晋时期中国佛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深研《庄子》,又治学般若,成为魏晋玄学与佛教般若学交融的重要环节。文章对他的审美逍遥思想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并就其对中国山水诗的影响进行初步的探讨。     

梁武帝的神不灭论新探

梁武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很有名的奉佛君主,并且在位期间曾经发动并组织了针对范缜《神灭论》的大规模批判。然而,关于梁武帝所主张的神不灭论,以往的研究较少从梁武帝自身的佛学和儒家思想背景出发来加以深入考察;而如果联系梁武帝的《立神明成佛义记》,就会发现其神不灭论的真实意义在于强调因果理论,并以此在伦理教化方面融合儒释二教,因此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积极的意义。     

郭象玄学与中国山水审美的独立

在郭象之前的儒家象征式山水观、道家非对象性山水观、魏晋情感化山水观中,自然山水要么统摄于主体的精神境界而受到忽视,要么纠缠于物物的因果链条而受制于他物。郭象的"自生独化"说在解构事物外在生成论的同时又把事物自身的性、理作为推动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从而使具体事物之性、理与形皆获得了独立性价值并因此形成一种新的自然观。郭象的"自生独化"自然观经由东晋"以玄对山水"观念的推动,使得山水本身成为一种有"生命力"的主位对象而进入人的审美视野。可以说,郭象"自生独化"说是中国文化上自然山水之美获得独立的根本原因。     

古代山水审美中物我关系的重构——以谢灵运《山居赋》为中心

谢灵运《山居赋》不仅在文学创作上卓有建树，在中国古代山水审美理论上也具有很高的价值。它拓展了中国古代山水审美中的物我关系，即改变了先秦两汉以来的单一静观方式，形成了居游享受与审美赏会相结合的物我关系，体现出对山水审美中身心关系、性理关系的思考。《山居赋》中不即不离的审美距离，不同于辞赋传统与以往的山水栖居传统，而是表达了以“意得”“赏心”为旨趣的观点，开拓出超世与现世的自得之场，影响着后世山水审美中对主体精神的构造。     

“法性论”与“本无说”——“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之二

《法性论与本无说》集中地论述了佛教的佛性学说与中土之轮回报应、灵魂不灭思想;慧远的“法性论”与魏晋玄学“本无说”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这个论述,旨在探讨外来宗教与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具体地说,佛教在传入中土后,是怎样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逐步地被中国化,是如何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相互交融汇合,逐渐变成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