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共治理论的城市居民社区治理参与行为研究

文章基于社会共治理论研究城市居民社区治理参与行为问题。首先,在梳理文献基础上提出居民参与认知、参与意愿及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假设;其次,在对成熟量表适应性改进基础上,进行问卷调查;第三,利用SPSS22.0进行描述性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并验证了相关假设,即居民参与认知对居民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居民参与意愿对居民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社区资源保障对居民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基于社会共治理论的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行为提升策略,对居民社区参与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流域水污染防治应当设置制衡机制

水污染防治的难题出在流域水污染防治中,而流域水污染防治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是防止流域内的行政区变成酿造流域公地悲剧的环境"掠食"者,防止执法者变成期待"便车"的搭乘者.流域承载力的有限性和流域内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联性决定了这些利益相关者有相互监督的动力,法律利用这种动力而设置的制衡机制是由所有利益相关者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心而为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而形成的机制,是防止出现环境"掠食"者和"搭便车者"的有效机制.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苏州路径”

多元共治是当下社区治理的基本趋向。作为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社会组织应当根据自身与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基础及其角色定位,明确社区治理参与路径,既要以载体本位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区治理,也要以参与者身份诉诸各主体力量,寻求参与的路径支持,从而提升其参与社区治理效能。通过多方联合,苏州市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在功能定位、发展战略、参与模式、服务机制等方面已有初步的路径探索,但也面临着社会认同度不高、主体意识不强、社区治理资源分配不合理等现实困境。对此,需要在夯实多元共治的基础上,多层面、多维度对社会组织的社区治理参与路径予以优化。     

社会治理的共治范式与实现路径——以温州社会治理实践为例

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社会共治"是国际上普遍的治理实践,它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各类主体基于共有权力、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和共同目标的共同治理。社会共治有多种实现路径,具体选取哪种路径与初始环境、制度设计、赋权密切相关。研究发现:温州的"社会共治"表达出以"推典型让项目"、"推模式让空间"、"推规范让职权"为核心的"推位让治"路径,创新"社会共治"的实现路径,必须加强赋权力度,开发和创新赋权技术,制定清晰明确的规则,加强信任和培育社会资本。     

关于鼓励扶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若干思考

社会组织是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力量,鼓励扶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具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为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协同作用,建议尽快制定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及实施办法;不断创新参与的方式、方法;多渠道拓展资金筹集渠道;注重提高组织成员的参与能力;广泛开展与政府、企业及其社会组织的交流合作.     

论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

开展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是推进平安乡村建设,全面促进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基于源头环节、生产加工环节、流通环节及消费环节分析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关键环节,从农村食品安全供应链内部供给体系不规范、物流支撑不发达、市场信息不对称,以及供应链外部社会环境不发达、监管体系不完善、观念意识不成熟等方面剖析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主要症结。遵循多环节覆盖、多部门联动、多主体参与、多渠道规制、多信息追溯、多形式宣传实践路径,实现农村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均衡化、协同化、多元化、法规化、透明化、公益化。     

“互动共治”在重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运用——以厦门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为样本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越来越多的中国城镇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同时也面临着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作为我国经济特区之一的厦门市,在跨越发展中敏锐地意识到重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性,于2013年提出美丽厦门共同缔造发展战略,以互动共治为理念,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力求破解传统治理难题。     

从行政分割到协同治理:我国流域水污染治理机制创新

我国现行行政体制的分割性和流域水污染属地化治理的特征打破了流域水环境的整体性,使得流域水污染治理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地方政府的自利化倾向在分割治理体制下强化了地方利益,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突出,最终导致"公地悲剧"——流域水污染治理失效。如何在实现集体理性的同时满足流域各级政府的个体理性,实现激励相容,必须打破流域水污染治理的行政分割,实现政府间的协同治理。因此,在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的政策取向中,一是要强化流域管理机构的权威,二是要建立科学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三是要构建流域水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机制。     

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协同共治体系构建——基于调适性结构化理论

媒体融合发展形成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正深刻影响着基层社会治理。基于调适性结构化理论,从融媒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入手,探寻二者内在关系耦合机制可以发现,融媒体与基层社会治理相互耦合过程,将推动公众参与的组织性耦合、治理体系的结构性耦合以及多元治理主体的网络耦合。融媒体技术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调适过程会形成新的个体行为模式、组织结构与社会资源。由此,需要融媒体参与下的关系协同、制度协同与资源协同的基层社会治理协同共治体系,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从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组织政治参与与公民社会构建

组织政治参与的出现,使公民政治参与进入高级阶段,对塑造我国公民社会、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由于各种客观因素,当前我国组织政治参与还不成熟,能力还有限,应主动采用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等各种手段和方式积极加以建构。     

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的现实困境及其治理逻辑

在治理现代化的背景要求下,传统的政府单一治理模式正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而市场与社会力量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的作用备受关注。为此,科学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相互协调的社会共治模式成为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的必然选择。本文基于我国食品安全治理现状,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食品安全需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之间的矛盾为主要背景,深入挖掘政府、市场、社会在共治中失灵的具体表现及其原因,并基于风险治理的现实状态与未来要求,梳理“政府—市场—社会”参与社会共治的治理逻辑,探索多中心嵌入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体系的功能性设计,并为多元主体参与社会共治提出一系列制度性设计,以期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实践提供理论参考,为食品安全治理现代化提供现实依据。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近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食品安全丑闻,不仅严重威胁了消费者的健康权益,也对政府的执政合法性提出了挑战。随着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传统国家主导下的食品安全"一元治理"模式呈现出"内卷化"趋势。为此,必须重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新的食品安全治理机制应当嵌入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来考察,运用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合力来进行社会共治。但对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这一基本问题,国内学界尚无系统研究。国家向社会释放和自身再造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前提;社会的发育与成长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基础;而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协调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关键。在这一体系中三大行为主体作为平等伙伴,通过动态协调方式推动食品安全的有效治理。     

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的法治逻辑与路径

单一政府监管模式是产生食品安全风险的体制障碍,从单一的政府监管模式走向社会共治模式,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改革的必然选择。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主要由主体体系、行为体系、责任体系以及制度体系构成。推进我国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基本思路就是简政放权,强化执法责任,引入社会力量参与食品安全执法检查。当务之急就是培育第三方食品安全社会监理主体以及第三方独立检测机构,减轻政府食品安全的监管压力,逐步实现食品安全检测的社会化。同时,建立与完善企业食品安全控制制度、食品安全奖励制度、黑名单制度、信息公开制度以及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媒体监管的法律责任等制度,为实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提供制度保障。     

新时代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研究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重要举措。新时代,各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会治理工作,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创新举措,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不过,我国社会治理领域仍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和风险。针对社会治理的系统性、复杂性、全局性和协同性,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多方面、多角度综合发力,进一步将制度建设、机制建设切实引入民生各个领域。     

青年社会建设参与中的组织研究

在支撑青年参与社会建设的社会组织体系中,政府是青年参与政策的制定者,起主导作用;共青团组织是党的助手,在整个青年社会组织中起核心作用;除共青团以外的非政府组织为青年参与社会建设提供广泛的渠道,起有益补充作用。在青年参与社会建设的实践中,应当正确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形成支持青年参与社会建设的合力。     

社会组织参与应急治理的法制构造——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三十四条

社会组织参与应急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应急治理走向多元化、社会化的现实需要。尽管我国已经建立了层级较为完备的应急治理法律体系,但通过法规检索发现,社会组织参与仍然缺乏详细与可操作化的规定。今后应以科学定位、权责明确、依法自治为目标,重视参与广度与深度的结合,明确应急治理角色定位,构筑全生命周期参与体系,建立多维路径参与范式。同时需完善激励与保障措施,其中激励措施需实现成本与效益兼顾,做到经济、政治、社会心理激励相结合,而保障措施则应做到效率与公平并重,构筑多主体监管体系,完善主被动结合机制,建立高效协调救济路径。     

网络空间道德问题的社会共治：旨归、困境与进路

当下网络空间道德问题日益凸显,社会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网络空间道德问题的治理兼具必要性与可能性。在价值旨归上,网络空间道德问题的社会共治具有以共治求共建、以共治求共享、以共治求善治的目标追求。在现实诉求上,网络空间道德问题的现实治理困境迫切呼唤社会共治。但是,网络空间道德问题的社会共治目前还存在着公众参与网络空间道德问题治理的意识和能力不足、科学技术支撑网络空间道德问题治理的能力有待提升以及网络空间道德问题社会共治的协同保障机制缺乏等现实困境。因此,网络空间道德问题的社会共治需要从巩固政府的主导性作用、激发公众的主体性意识、加强媒体的监督性效能、提升网络信息技术的支撑性作用和推进制度的系统性支持等方面入手,推动有机互动、联防联控的网络空间道德问题社会治理共同体尽快形成。     

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对策思考

近年来,大量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社会管理活动,对于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形势下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应坚持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并重的方针,完善社会组织法律法规体系,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完善社会组织的监管机制,改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健全社会组织党建工作。     

流域治理中的社会组织：角色定位与行动原则

流域治理是区域公共管理的重要议题之一。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和国外流域治理实践可以看出,社会组织有必要参与流域治理。相对于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和公民个人而言,社会组织能够在流域治理中扮演多种不同的角色,发挥重要的功能。从实际行动来看,社会组织参与流域治理应坚持独立性、主动性、持续性和多样性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