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纯甫的诗学观念及其禅学渊源

李纯甫是金代诗坛的风云人物,其诗歌创作与诗学思想都具有鲜明的狂放个性和强烈的批判精神.他在<西岩集序>中提出"诗无定体""惟意所适"的诗学主张,认为无论文体诗体都是随心多变而没有固定体制,倡导诗人应秉持丰富的个性,以自得之心吐露真语,表现出轻体制、重情志的诗学倾向,这对当时文风渐衰的金源后期诗坛具有深刻的现实批判意义.这一诗学主张深受禅学"以心为师""游戏三昧"思想的影响,他认为诗人当如禅家心悟一样以自家内心所悟所感为准地,大胆展现个性,超越已有体制,而作诗作文也会因此而成为达到禅家自由解脱境界的重要途径.李纯甫的诗学是北朝以禅喻诗的重要理论.     

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

"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是中国古典诗学后期的重要命题,辨体与破体的争论是此命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命题关系到"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涉及到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人格追求.自宋代以来,随着理学的发展,长期浸润于经学环境中的古代士人的"经学中心"意识导致形成"学人之诗"、"诗人之诗"争相为高的局面.从中国先秦以后诗歌的发展来看,各个时期对"风"、"雅"传统的承续情况不同.唐诗基本指向具有"风人之致"的"诗人之诗",而宋诗则基本指向具有"雅人深致"的"学人之诗".近代同光体诗人,在反思前代诗学的基础上,肯定"诗人之诗"的创作方法,同时也认识到"学人之诗"产生的历史必然.他们试图使"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调和诗歌的"吟咏情性"与"明志见道"功能,为近代诗歌发展寻找新的创作方法.     

宋代经学与诗学关系论考——兼谈理学对词论之影响

宋代士大夫优厚的政治待遇、良好的文教氛围、积极进取的儒者精神以及边境之患的社会现实赋予宋人经学与诗学别样之风采.就经学对诗学之影响而言,要者有三:一是宋代经学致用与心学心性观念的两极融通,直接影响了宋代诗学讲求义理与平淡融合的诗风;二是宋代经学对于人格道德的约束与对哲思体会的强调,促发了诗歌讲求“言之悟”与“理之趣”的诗学主旨;三是宋代经学在学术言说方式与诗学文体上面有着交叉之处.而且,宋代理学对词的影响导致词有着从艳情到诗化、由诗化到雅化继而经学化的转变轨迹.宋代经学与诗学之关系对后世经学与诗学之发展极具借鉴意义.     

宋代文人"谪仙"称谓及其内涵论析

"谪仙"称谓缘自道教神仙观念,这一称谓因用于李白而具有了诗人意义.宋代文人广泛借用"谪仙"称谓,这与他们的道教信仰、诗才学识以及对李白的崇拜有关.狂傲、贬谪和诗才是宋代文人对"谪仙"概念基本内涵的确认."谪仙"因此也成为宋代诗学批评的术语之一.     

从“言志”到“缘情”——试论中国古典诗学“意”本体论的遮蔽与显明

在中国文论史上,"意"与"志"、"情"一样,是文学之为文学最基本的构成因子,但"诗言志"与"诗缘情"作为两种最为基本的诗学本体论,遮蔽了与其所同出的"意"之存在,甚至剥夺了"意"在诗学本体论上的立足之地."以意为主",是宋代诗学对中国传统诗学本体论的贡献,是对"诗言志"、"诗缘情"所遮蔽的"写意"诗学本体论的显明,对于今天构建蕴含"言志"、"缘情"与"写意"在内的中国古典诗学本体论,具有不可忽略的理论价值.     

论张载对诗性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张载是宋代著名的哲学家、诗人和诗学家。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庄和前代学者关于性的学说 ,并且将之运用于诗学理论方面 ,成为宋代诗学中性理学说的主要代表。张载的诗性学说是活泼的、丰富的和深刻的 ,对他自己的诗歌创作和宋代诗坛均有重大的影响。本文探讨了张载对诗性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日本学者横山伊势雄的宋诗研究

横山伊势雄是日本重要的宋诗研究者之一,他在宋代诗论研究(包括宋代诗学综论、严羽《沧浪诗话》研究、其它诗人诗论研究)与宋代诗人诗作研究等方面,均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体现出整体观照、知人论世、理论思辨、辐射比较等的研究特色,对我国的宋诗研究具有重要的参照与借鉴意义。     

从“神韵”到“格调”——论帝王与康乾时期诗学思想之转变

清代诗学从"神韵"到"格调"固然有自身发展的原因,也有帝王倡导的因素。康熙与乾隆虽然都倡导醇雅诗风,但诗学思想仍有诸多不同。康熙以"吟咏再三,意味不穷"之深厚雄浑的盛唐元音为尚,重视诗歌风格的建设;乾隆更强调诗人的人品和气格,强调以忠孝论诗,更注重诗歌的思想和内容,反对"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神韵说。"神韵"本出自"格调",清代前中期诗学又从"神韵"转回"格调"不是简单的诗学思想轮回,而是有文学和政治的双重因素。     

光宣诗论的复古与创新

晚清光宣诗坛,流派纷呈,理论丰富,光宣诗人对待西学的态度与其诗学观异曲同工.湖湘诗人王闿运对封建制度抱有执念,其诗学观专事复古.中晚唐派诗人、同光体诗人、吴下西昆派诗人大都能中西调试,诗学主张亦取诸家之长.诗界革命派诗人勇于破旧立新,其诗学充满"战斗"精神.解读光宣诗人"内圣""外王"诗学观,对我们认识古典诗歌在晚清时期如何突破传统、接受西化、走向现代具有重要意义.     

宋人用事境界的诗学阐释

用事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特色.宋代诗人以才学为诗,掀起用事高潮."浑然天成"、"水中着盐"、"系风捕影"等成为宋人进行诗歌用事境界阐释的独特话语,传达出宋人对用事"浑成"、"无迹"、"自然"之境的追求,是宋人在传统诗学背景下,澡雪涵泳前人文化积淀,又扣和当代诗学风潮而形成的独特阐释理念,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     

汉代“独尊儒术”与主流诗学文论思想的确立

当中国古代的诗学文论("诗文评")作为一个学科,尚处于娘胎之中而未呱呱坠地之时,诗学文论领域儒家的主流和领导地位就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之策而"被"奠定,并从此在中国历史上行霸两千余年。"独尊"局面的形成是历史选择的结果。由于政治思想的推动,儒家诗学文论渐成主流。其中,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桓谭、班固、王充等人的文章创作思想,对儒家诗学文论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     

艾略特"非个人化"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之比较

本文探讨了20世纪现代派代表诗人T.S.艾略特的“非个人化”诗学理论以及其深刻内涵,和诗人提出此理论的目的和意义。论文指出“非个人化”诗学强调诗人在创作过程中的主体缺失,客体显现,反映了其对浪漫主义文论的反对,和向西方理性主义的回归。这种诗学观与中国传统诗学中所提倡的以无我之心观察万事万物不谋而合。这种“无我”之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类中心论和情感中心论,从而建立人与历史,人与自然的共时的互相响应。     

宋代诗学视阈内的“健”范畴

"健"作为文学批评术语出现于汉魏时期,自钟嵘《诗品》开始,原本专论文章的"健"被引入诗歌批评中。至宋代,"健"成为诗学常用术语和重要的审美范畴之一,其诗学意义在宋代得到了集中诠释。以"健"论诗显示了宋人诗文相通的文学观念,是"以文为诗"创作倾向在诗学批评领域的反映。以"健"论诗的流行有其深刻的儒学思想文化背景,是《周易》倡导的"健"美及其代表的道德人格精神在文学领域的体现,同时也是宋人学杜、尊杜的重要表现。     

查尔斯·伯恩斯坦诗学简论

查尔斯·伯恩斯坦是美国语言派代表诗人和重要理论家,他的诗学思想对美国乃至西方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伯恩斯坦追求"诗学作为诗歌的其他形式延伸"的实用性和"拒绝一致性"的多样性。伯恩斯坦诗学在认知论上表现为美学与政治统一、形式与内容统一、解构主义语言观;其方法论的核心在于反叛,具体表现为"以语言为中心写作"和"反吸收诗学"。他的诗学思想提供了一扇洞察语言诗的视窗。     

胡仔的“诗道”及其诗学意义

《苕溪渔隐丛话》是以文献价值著称的宋代诗话总集,胡仔在书中以扶持“诗道”为己任。前人对其“诗道”之所指尚未及探究。其“诗道”即诗学批评之道,即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唐宋诗人及其诗歌,意在给陷入发展困境的宋代诗学指出向上一路。他主张创新,兼取唐宋,提出“师少陵而友江西”的观点,这些至今仍闪烁着宋代诗学批评的理性光芒!     

中国古代诗学的心学特色

诗学是关于诗(广义的文艺、美学)的理论阐释与批评。"诗本于心性"可以说是诗学的一个纲领性话题。从"诗言志"开始,到"吟咏情性"、"言,心声也"、"诗原乎心者也"、"天下无心外之物",千年承传,"心"成了诗学的精髓和探讨的中心。从而使中国古代诗学具有了"心学"性质。从本体论看,中国古代诗学有与西方诗学迥异的看法。从创作论看,中国古代诗学最重视创作主体的内在修养与审美心理作用。对于创作过程,古代诗学更是深情关注,警语妙论,精彩纷呈,不少命题至今仍使人感到深刻新鲜而耐人寻味。     

“道”在心外还是心内——唐君毅关于荀子“心”与“道”的思想述论

唐君毅认为,荀子那里"心"可表述为"统类心",不仅具有认知功能,同时也是一意志行为的心。"道"是"统类之道",但首先是"心之道",循此心之"道"才能达至"统类之道",因此,不可视"道"在心外。然而,若就"统类之道"的核心——"礼义"来说,"道"与"心"的内外关系仍不明确。较合理的解说是区分"道"的双重意义,作为具体规范的"道"(礼)是外在于心的,有待心去认知;而作为"礼之理"的"道",则不可说在心外。但仍需指出的是,作为"礼之理"的"道",虽不可说在心外,可也完全不同于孟子意义下的"仁义内在"或"礼义内在"。     

唐宋诗学岭南意象的时空思维与生命审美抒写

唐宋诗学中的岭南意象彰显了唐宋文人诗性之生命品格,其时空思维模式恰是诗人的情感心理模式的投射.唐宋诗人将自己的历史意识、人文关怀、政治抱负、生命理想投射于自然的方位、地理的幅度之中,使岭南也具有了地理意义和纯审美的功能.从岭南之时空体验中,可以看出唐宋诗人生命审美抒写的不同形态、唐宋诗学生命审美精神与观念的转化及唐宋文化思想、人文精神的变化.     

宋明儒学的“天地之心”论及其意义

"天地之心"一词最早见于《周易》复卦的彖辞"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礼记》礼运篇也有"人者天地之心也"一语。汉代董仲舒说"仁,天心",这是汉代儒学宇宙论的重大发展。北宋程颐反对"静见天地之心"的说法,主张"动见天地之心",邵雍之子邵伯温认为天地之心不可以非动非静,动静之几为天地心。南宋朱子把天地之心作为仁说的基础,但这并不是简单回到董仲舒,而是把北宋儒学对《周易》的讨论中天地以生物为心的思想与"仁"联系起来,用仁去规定易学讨论中的天地之心,使仁获得了本体论的意义。明代王阳明把"人者天地之心"当作万物一体思想的一种说法,由于他过于关注心,相对忽视了仁,所以他对天地之心的阐发,只是着重于心之灵明。罗近溪以生生之机为天心,但是他没有把这看作是仁体的大用。     

刘克庄研究的学术价值论略

宋末刘克庄作品浩繁,有较高的文学成就和较重要的文学意义,对之进行研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历来对之研究较少.刘克庄的文学成就体现在:各种文学体裁都可称为"宗主",且有承前启后之功.文化意义体现在:其作品文化因子含量丰富,封建社会前期广博而深厚的文化到他这里得到了最后的积淀,研究刘这样一个少有的全才,对了解封建社会前期的文化精神及利弊得失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尤其他的诗学理论,以其全面性、系统性、合理性、深刻性、广泛性、学理性、实践性、辩证性、开创性、超越性、前瞻性、成熟性,使其具有诗学思想的集大成意义及其诗学建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