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责任、历史理性与史学职业化

历史研究成为一门职业的学科研究之后,马克斯·韦伯所谓的"价值无涉"在其中得到了彻底的贯彻。作为职业的史家,我们对自己的研究不苛求道德判断或价值判断,而只求"如实直书"。如果我们承认"人在历史之中",历史学家并非上帝一般的历史看客,同时,我们作为历史学家一旦追问自己的研究在当前的意义和价值时,都会涉及历史学家本身的历史责任与历史伦理问题。以纳粹大屠杀为例,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人类理性的诉求导向和限度,在此历史正义在历史研究中依然是一个潜在性要素。在当前,对历史学家研究合法性逻辑的考量和对历史伦理的考察成为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历史伦理和史家个体伦理是一个难以割舍的、相互关联的双向性思想过程。     

历史的重写与史学史的超越

史学史首先给史家提供了一种认识历史的观念框架,其次给史家提供了一套写作历史的程序和技巧,最后给史家提供了研究历史所必需的史料。一旦摆正历史学家与史学史的关系,重写历史就有了可能。在这里,史学史之于历史学家已不单单成为一种具有内在约束力的特殊传统,而且成为一种具有现实开放性的生存方式     

重温《中国历史概要》的革命化历史叙事

出版于1956年的<中国历史概要>,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编撰的一部完整记述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历史的通史著作.该书编纂于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时代.体现了当时中国史学界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认识,提出了革命化的中国历史叙事模式,揭示了中国人民真正走向新时代的思想文化保障.     

“新民之史”——20世纪初梁启超的历史教育思想与实践

历史教育的价值追求、目标定位、内容选取以及传播媒介是当前世界各国教育界的热门话题,也是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难题。回望百年前的"过渡时代",梁启超通过办报和著述,奋力呐喊"新民",并以"新史"为"新民"最重要、最有力的利器,在当时科举体制的重压下掮起"史界革命"的大旗,呼吁革新史学理念,矢志新史著述,弘扬"民族主义"。梁启超的"新民之史",促进了传统"经史教育"向近代历史教育的过渡,并对近现代历史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论《故事新编》的历史文化态度

质疑官方正史、偏爱野史杂记,是鲁迅对待历史的惯有态度,这是他追求历史之"真"、追求历史话语的现世关怀的体现。历史话语是一种"权力话语",鲁迅对旧历史传统的怀疑、对新历史标准的再造,是价值重估所需,也构成《故事新编》的精神底色。《故事新编》一方面通过铺陈推演,呈现历史话语的形成过程,抖落历史书写的奥秘,传统历史的书写范式被质疑、解构。另一方面,文本通过重写上古神话,诸子传说这些"存疑的历史",进入民族记忆的深处,以"文化思想史"的书写姿态对其做出理性的还原,在根柢上对华夏民族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进行疏通清理。同时,文本在人物的选择和事件的安排上有其内在的逻辑和用意:从"神话时代"到"英雄时代"再到"诸子时代",《故事新编》梳理了人类认识、解释和改造世界的各种方式;从"死后"到"冷遇"再到"逃遁",小说集又从现代人的角度,对人类的理想国进行了批判性思考。这些都表现出鲁迅的精神探寻与人生困惑。     

历史记录与历史研究：历史文本的初生产与再生产

在今日“历史研究”一统江山的时代,可增加“历史记录”。为了防止“历史记录”理解出偏差,又找到了“历史回顾”。为了说清楚历史记录与历史研究之分,提炼出了“历史文本初生产与再生产”一对概念。历史记录与历史编纂,是传统中国史学的主流分法。前代史领域只有历史研究,而当代史领域会有历史记录与历史研究两类。“历史记录”是“无中生有”的历史文本初生产活动,是一种文本建构机制。历史记录是增量研究,历史研究是存量研究,是“有中更优”。提升历史记录的位置,凸显“历史记录”的重要性,可以丰富历史学活动的想象空间,实现当代中国历史学工作重点的转移,实现人才培养重心的转移。加强历史记录研究最好的办法是建设一个历史记录学科,然后采取相应的有效步骤与技术。     

历史理性批判:历史知识何以可能?——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述评

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学是对过去经验的重演,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通过对证据的批判研究和历史情境的把握,历史学家可以在自己心中重演古人的思想。他既反对有着自然科学化倾向的实证史学,也批评"剪刀加浆糊"式的历史编撰学。他强调了历史思维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认为历史学有着自己特殊的性质和独特研究方法,并指出历史真理的标准乃是历史观念本身。     

人文特色 衡湘魅力——《衡阳历史文化丛书》评介

《衡阳历史文化丛书》是研究衡阳历史的第一部“通史”,其选题凸显地方人文特色,史料翔实,记述系统,以史为毒,以事述史,史论结合,系统展现了衡阳历史的“全景式”画卷。     

当代史研究的开展刻不容缓

书写发生在身边的历史是历史学家群体不能逃避的职责.意识形态、材料、洞察力和判断力、利害关系、现代性偏见等种种因素制约着当代史的书写,但当代人写当代史具有后人所不完全具备的若干优势.此外,在"西方话语"的包围中重建本土史学、重现属于中国自身的历史,"从西方话语中拯救中国历史"也是当代史学研究亟需进行的一项功课.     

歧路彷徨:历史与文学之间

作为对过去的再现方式,历史和文学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当代西方的历史学研究中,人们已经越来越重视文学材料的历史用途,越来越注意到历史材料的"文本"性质及历史书写的文学性质.但历史学家还是应该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工作与文学家的工作区别开来,其著述本来就是要以求真和传世为目的,而不是以吸引更多的读者为关怀,凭借一时的风云际会拥有很多读者的史著,未必能传之久远.     

历史研究中的一致性与非一致性(上)——从年鉴学派到新文化史

本文考察的是从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所谓年鉴学派到8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新文化史”之间的历史思维与历史编撰中的一致性问题。直到20世纪早期,史学界一直假定历史研究很快会产生出统一的人类历史。但并非像阿克顿与伯里这些历史学家想象的那样,一致性很难实现。年鉴学派的史学家费弗尔和布罗代尔提出了“总体历史”的观念,力图全面描述具体的历史真实,如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但适得其反的是,这种撰写“总体”历史的努力却产生了非一致性。“新文化史”的推崇者放弃了总体历史的计划,并提出历史学家应当统一在这样那样的史学研究的“范式”之中。这些历史学家中最为纯熟的人(比如亨特,LynnHunt)承认范式的选择从根本上讲是随意性的。本文置疑将范式一致性加于史学之上是否值得。历史学家应当力图发展批判的视点,并遵循认识论的高标准。这些均比有一种统一的历史编撰重要。     

历史研究中的一致性与非一致性(下)——从年鉴学派到新文化史

本文考察的是从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所谓年鉴学派到8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新文化史”之间的历史思维与历史编撰中的一致性问题。直到20世纪早期,史学界一直假定历史研究很快会产生出统一的人类历史。但并非像阿克顿与伯里这些历史学家想象的那样,一致性很难实现。年鉴学派的史学家费弗尔和布罗代尔提出了“总体历史”的观念,力图全面描述具体的历史真实,如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但适得其反的是,这种撰写“总体”历史的努力却产生了非一致性。“新文化史”的推崇者放弃了总体历史的计划,并提出历史学家应当统一在这样那样的史学研究的“范式”之中。这些历史学家中最为纯熟的人(比如亨特,LynnHunt)承认范式的选择从根本上讲是随意性的。本文置疑将范式一致性加于史学之上是否值得。历史学家应当力图发展批判的视点,并遵循认识论的高标准。这些均比有一种统一的历史编撰重要。     

记忆与历史

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定历史撰写的一项中心任务是保留和传承记忆。本文并不否认历史与记忆相关联,但论点是,在某些意义上二者是对立的。与我们时而听到的一些观点相反,记忆并非历史的基石,因为历史经常会与记忆背道而驰。历史学家可以将记忆作为史料加以利用,并借以建立起对过去客观发生之事物或过去人们认为发生之事物的叙述。历史学家也可以将记忆本身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研究。然而近来,一些人给予一些形式的记忆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崇拜,这与历史态度相去甚远。我们可以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历史:历史可以有肯定的功用(肯定一些特定的人类共同体),抑或可以有否定的功用(批判这个共同体为自身创造的神话)。这两种极端我们都无法拒斥。但本文结论中肯定了批判的一端,因为在时下对处于支配地位的共同体的肯定的表达不绝于耳,历史被视为专门利己的知识“话语”的一种形式,同时多种形式的记忆也不断挑战历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为需要批判的态度。     

历史认知·历史实然·历史诠释

历史认知、历史实然、历史诠释是历史研究的核心概念，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冲击下，有必要以新的视野和新的眼光重新对它们加以梳理和界定。历史认知是人的文化实践活动，而人的文化实践的多样性，其栖身的社会环境与生活形态的多样性，必然导致历史认知的多样性，“横看成岭侧成峰”是历史研究中永恒的图景。但是，历史认知并非漫无边际的想象，它必须受制于历史实然，必须严格限制在史料允许的空间。因为，我们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理论者视历史为一种虚构的存在，一种文本，而是坚定地相信，过去曾经发生过并肯定发生过，并确信我们有可能在相对真实的意义上重建史实；正是由于相信历史实然是存在的，而非后现代理论所认为的历史书写只是一种文学想象，因此，我们追求基于史料基础上的“真实”,相信“历史遗迹”比“证词”更有效，“原始”证据比“二手”证据更有效，并致力于借助“原始第一手史料”和“二手史料”的综合、比照和分析，重新获致历史的合理性解释。历史学家的职责不仅在于“赋予过去的事件以实在性，也赋予它们意义”。因此，诠释是历史研究的灵魂。但是，历史学家的工作特点是“事后认知和回推立论”,十分容易陷入“历史辉格主义”,从“过去”中发现现在，由此...     

认识历史创造未来——《四川通史》(重修本)序

<四川通史>,历时4年,重修面世,此乃四川史坛之盛事! <四川通史>说的是历史.历史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述兴衰之替、明治理之道的学问."历史的发展像自然的发展一样,有它自己的内在规律".历史是由已经过去的众多人、物、事及活动构成的,纵横交错,纷繁复杂.史学家们把历史上看似分散的、孤立的人、物、事联系起来,揭示其相互间的内在逻辑;在阐述"如何而来"的基础上,标示出"现在何处"的时空坐标,进而作出"向何处去"的方向演进和理想求索.     

从历史思辨、历史认识到历史再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向与趋向

自20世纪初年以来,历史哲学研究的主流趋向已从历史规律论("大写历史")转到了历史认识论("小写历史"),也即从思辨的历史哲学,转向了分析的历史哲学.20世纪后期,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慢慢侵入历史研究的领域,虽然没有被全盘接受,但其对历史认识论的影响巨大.如果说当代哲学界和史学界的历史哲学研究,已经放弃了对"大写历史"的探讨,那么这一转向,其实也与怀疑"小写历史"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有所关联.人们对史学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史学是否等同于文学、美学等问题展开了争论.由于"语言学的转向",使得史学家们感到要想在历史叙述中排除主观的意见,几乎根本不可能.史家治史,在追求真实性以外,似乎还有文学性等其他的东西需要考量.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大写历史"和"小写历史"之走向没落,反映的是当代世界历史的重大变迁.虽然西方的历史哲学已经转向、甚至走向没落,但对人类历史的进程和远景进行思考、判断和预测仍有其价值.     

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的市民社会概念

日本学者望月清司先生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称之为"市民社会的历史理论".然而从马克思的理论著述中可以看出,"市民社会"这个概念在马克思早期的著述中,也就是在他的历史理论的形成期,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主要用于阐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起源、基础、前提和功能.而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形成以后,特别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则很少使用市民社会概念来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性分析.而且,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恰恰是扬弃或消灭市民社会而争取人类解放的斗争.因此,对马克思来说,他的历史理论的立脚点,不可能是"市民社会",而只能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左撇子”的一击：书写动物的历史

长期以来,正如人类社会中的“左撇子”一样,动物被边缘化,未能在史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重视。动物虽然没有留下文献,但和人类一样在历史上留下了声音与印迹,同样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和进程。对动物的历史研究,正如研究没有留下太多文献的社会底层群体一样,是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动物史研究之所以应运而生,是受到了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启发。而目前有关动物的研究主要体现出三种取向,即智识史、人文史或人道史和总体史。动物并非仅作为人类历史的表征出现,而是历史的能动者。动物史研究是为了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思维定势,重新定义人与动物之关系。动物史并非仅是环境史的延伸,也不仅是将动物视为对象,而是重新审视人类过去认知、对待动物的视角,从而重新评估人类的历史地位。     

“大历史”视野下的“微历史”:对世界史上诸关键节点之研究(笔谈)

编者按: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历史时代之划分,即划分在其变上。如果没有变,便无时代可分……无时代之变,便无历史可写。"本栏目的七篇论文,初看似乎彼此间毫无关联:在时间上跨越了古代史到当代史,在内容上涉及古罗马史、法兰克史、德国史和苏联史等,在专题上则涵盖了文化史、社会史、政治史和史学史等。但如果细心观察,可发现各篇论文恰好关涉世界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早期史、现当代史     

简析“历史”的维度

历史之为语词,既指过去人类各种活动的全体,又指我们现在用之来构造的叙述和说明。历史之为知识,既具有史料的客观性属性,又包含主体的理解和价值判断在其中。历史之为存在,一方面是过去,具有确定性和现实性;一方面又是现在进行的当下,存在各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人之为历史的存在,一方面是与历史的过去拉开距离的旁观者,另一方面又是历史的当下每一个瞬间的当事人和创造者。历史的这些复杂的双重维度,正是历史学及历史哲学理论中众多观点分歧的产生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