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六朝咏物诗、宫体诗与山水诗之联系

论六朝咏物诗、宫体诗与山水诗之联系王玫南朝开始，咏物诗逐渐增多，宫体诗创作更趋于盛行，相比较于这两类诗，南朝山水诗的创作声势略显微弱，且有与这两类诗渐趋合流之趋势。从南朝山水诗创作的总体格局来看，咏物、宫体等诗或可看作是南朝山水诗的旁支，或者说山水诗...     

从《文苑英华》看王维诗歌成就

《文苑英华》是宋朝时编纂的一部诗文总集,其中十分之九是唐代作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人的文学观念及宋人对唐代众多诗人的接受情况。《文苑英华》所录王维诗歌大多为奉和应制诗,而最能代表其诗歌特色的山水田园诗所收甚少,特别是为后世广为称赞的《辋川集》一首未收。王维诗歌不仅影响了中晚唐众多诗人,亦对宋诗风格之形成起到关键作用,其山水田园诗的冲淡自然之风、浑然天成之气对后世影响深远。     

史笔、诗史与心史:明末清初文学之"历史"轨迹

明末清初,诗人在"诗史"创作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诗史源于诗人的"史笔","史笔作诗"使诗歌具"史体".诗人对诗歌历史价值的再认识,促使"以诗纪史"成为诗人自觉的创作理念.诗人倡导诗歌要"补史之阙","诗可以正史之讹"、"以心为史"、"史外传心之史"新观点诞生,文学家亦对诗人主体性和诗歌抒情性进行重新认定.明末清初诗人独特的"诗史观"促进了叙事诗的发展,叙事与抒情相融合的诗史创作与以前的"诗史"创作拉开了差距,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都是以往中国文学史所没有的.     

论李白的歌行体送别诗

李白的歌行体送别诗在形式篇制与思想内容方面具有开拓性,而艺术表现则多因袭其歌行体的特点,这类诗对以岑参为代表的后世诗人的送别诗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唐乐府中铜雀台诗文化内涵发微

唐乐府中铜雀台诗是唐代宫怨诗一个重要的历史题材,文人巧妙地将悲怨意象和悲怨词汇相互运用,使之构成了一个富有典型悲怨文化的宫怨主题。铜雀台诗的悲怨文化从南朝发展至唐代不断丰富与革新,唐代文人的铜雀台诗创作不仅继承了南朝以来的怨文化,还对造成铜雀台悲怨文化背后的根源进行揭露与控诉,丰富了铜雀台诗的文化内涵。     

南朝乐舞诗兴起原因之探微

乐舞诗的创作兴起于南朝,较其他题材的诗歌略晚.南朝时,乐舞诗兴起,萧梁时代出现小规模的创作高峰.乐舞诗在这个时期兴起,是受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因素即前代的音乐赋、六朝时期的咏物诗和宫体诗的影响以及南朝时期的政治、文化尤其是乐舞文化的新变而产生的.     

论陶渊明的玄言诗

两晋“玄言诗”大开诗歌说理之法门,在一定程度上启迪了人们对诗歌“言理”功能的认识与实践。陶渊明阐释玄理的“玄言诗”,与众多“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是“玄言诗”升华出的精品,标志着我国哲理诗的成熟,其创作影响,衣溉百代。陶渊明作为我国哲理诗成熟代表诗人的地位,以及他的哲理诗对后世的影响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应给予充分肯定。     

剧之诗与诗之剧——论曹禺剧作的诗美特征

杰出的戏剧诗人曹禺 ,赋予其作品诗的情感内质、诗的显在体征和文体精神 ,这使他的戏剧创作从审美意义上真正具备了“剧之诗”与“诗之剧”的美学品格。     

论梅尧臣田园诗的集成与开山意义

梅尧臣堪称宋代田园诗的开山祖师。在两宋诗人中,他的作品率先集前朝历代田园诗之大成,将陶王田园隐逸诗、中晚唐田家讽谕诗和《豳风·七月》的艺术传统网罗殆尽,并完成了从一味蹈袭到自立风气的重要转变。为范成大等田园诗人导夫先路。梅尧臣田园诗的形式、风格、题材、体式等均对宋代诗人产生示范作用,其开创的四时体田园诗对宋人影响颇大,沉着朴实和平淡自然两种风格均开两宋田园诗风气之先,田园风土诗和农具诗的题材类型被后继者效仿,绝句组诗和五律体的选择也对后世诗人有所启发,成为宋代田园诗惯常采用的体式。总之,梅尧臣的创作成为两宋田园诗重要的艺术渊薮。     

从储光羲诗歌看盛唐田园诗之新变

在唐代众多田园诗人中,储光羲是一位地位颇为特殊的诗人。其特殊性表现在随着时代的变迁,储光羲关注度有极大的改变。唐代人常将之与王维并列,以"储王"相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云":(光羲)位置于王维、孟浩然间,殆无愧色。"[1]可见,在古人眼中储光羲的成就是不亚于王维的。但后世读者论及唐代山水田园诗歌时,却对储光羲基本持视而不见态度。这大概是因为储光羲才气并不大,诗歌总体艺术水平不高,并且世人多喜王、孟之类展现田园乐之诗,而不喜表现田园苦之诗,因此往往忽视了储光羲对田园诗的热爱及对田园诗创作的推动作用。实际上,当王、孟在继陶渊明之后将田园诗歌展现"田园美"的艺术水平推到极致,而储光羲正为后世诗人开启了一条田园诗创作的新路。     

论南朝宫廷宴集诗序的赋颂化倾向

宴集诗序的创作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文学现象。以颜延之和王融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为代表的南朝宫廷宴集诗序,是奉敕应制之作,具有政教化内容特征,深受颂赞、符命、封禅等歌颂性文体的影响,而以歌功颂德为宗旨。同时,这类作品继承了汉大赋润色鸿业、宣谕上德、雍容揄扬的价值取向和铺张扬摛的审美追求,在创作倾向和艺术方法上,也与汉大赋有不解之缘。     

论学人之诗

"学人之诗"有两重意义,本意是指学人所创作的诗歌,派生意是指不是学人所作但具有学人之诗风格和特征的诗歌.学人之诗体现出学术意识和学术精神,在诗歌创作中引进了学术研究的方法,常以专门之学人诗,具有质实沉厚的风格.由于人们在实际使用中的随意或"各取所需",使得"学人之诗"这一概念容易产生歧义和误解.学人之诗同诗人之诗的审美特征有较大的不同,诗人之诗多体现出艺术之美,学人之诗多体现出学理之美.囿于成见和偏见,学界对学人之诗的研究出现不应有的缺位.     

颜延之诗歌风格论

南朝刘宋时代,政治上曾一度出现东晋以来未曾有过的繁荣气象。与此相辉映,诗坛上也产生了“千古文章于此一大变”的“元嘉之诗”,后人号之为元嘉体,尤以元嘉三大家最为引人注目。世移时易,人们对谢灵运和鲍照的创作给于愈来愈多的关注及研究。相反,对颜延之及其诗歌创作,研究者们或者缄口不言,或者语焉不详,以致这位颇有时誉的诗人的地位在后世文学史家们的眼光里一落千丈。如此便形成了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薄弱环节。我们知道,文学以其对整个社会全面观照的个性而有别于其他学科。反之,只有对社会现象进行总体观照才能使文学的功能得以实现。作为刘宋时代一位名重一时的诗人,颜延之及其     

唐诗:"对面取象"的格式及美学原则

从诗的对面写自己的情思,这种创造意境的方法为“对面取象”,或曰“对写法”。它源于《诗经》。在诗法臻于极致的唐朝,这一诗歌创作技巧更为诗人们自觉而圆熟地运用;特别是在送别诗、怀人诗中,“对面取象”这一创作技法,以“实象”和“虚象”的交织为特征,以“实象”和“虚象”摆放的位置为格式,不仅能够深入细腻地达难达之情、述不尽之意,而且还能够使作品层次叠加有致、意境摇曳多姿。同时,唐诗中的这种创作手法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借诗歌艺术手法增说部文采情韵——唐人小说诗化倾向初探

唐人小说往往以诗行文,甚至融入诗歌的手法,形成一种有别于传统小说的新的创作倾向--"小说诗化倾向".其原因固然是前代小说创作积累使然,然时代风气也不无影响,且小说的作者大都是当时诗人,而"行卷"、"温卷"的盛行又更加推动了这一倾向的发展.唐人小说的诗化倾向对后世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借诗歌艺术手法增说部文采情韵 

唐人小说往往以诗行文，甚至融入诗歌的手法，形成一种有别于传统小说的新的创作倾向——“小说诗化倾向”。其原因固然是前代小说创作积累使然，然时代风气也不无影响，且小说的作者大都是当时诗人，而“行卷”、“温卷”的盛行又更加推动了这一倾向的发展。唐人小说的诗化倾向对后世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北朝诗风刍议

在诗歌发展史上,南北朝诗,可以说是唐诗的一种必要准备。其中包含南朝诗宫商清绮的因素,也包含北朝诗气质贞刚的因素,还包含由南入北的庾信等诗人融合南北诗风的因素。     

论郭沫若的诗性与诗兴

人们通常讲论的诗意,是诗人带着一定的诗性体验和诗性感兴表现诗情的结果。因此,从创作角度而言,诗的本质可从诗人的诗性和诗兴这两方面去把握。包括郭沫若在内的中国现代诗人其诗风的构成,其诗气的衍变,往往都与这种诗性和诗兴的程度及其变异有关。诗人的创作冲动来自于各自的诗性和诗兴,诗歌的内在魅力也体现在其通过适当的形式或特定的节奏和韵律感传达出来的富有感染力的诗性或诗兴上。但是,就具体的诗作而言,偏向于诗性的表现或者偏重于诗兴的表现,其诗的兴味、浓度并不一样,诗性与诗兴之比例的不同,反映出来的诗人创作心态也大为不同…     

试析《诗品》对江淹和其他诗人的比较

江淹是南朝著名文人。他生于刘宋,卒于萧梁。一般把他看作齐、梁诗人。齐、梁时代是中国诗歌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代,这时候的诗歌创作与批评产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新变因素,这对后世诗歌发展有着很大影响。由于诗歌创作与批评风气的转变,齐、梁两代的诗人在风格上一般都有绮艳纤     

严羽论谢灵运——读《沧浪诗话》札记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宋人一部重要的诗歌理论和诗歌批评著作。全书由《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五部分组成。其中,《诗评》评南朝宋谢灵运的文字有六条,加上《诗辨》、《诗体》各一条,整部《沧浪诗话》论及大谢的文字多达八条,在全书论及到的诗人中是比较多的。《诗评》云:“谢灵运之诗,无一篇不佳。”郭绍虞先生《沧浪诗话校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