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休谟的道德认识论:应对启蒙理性导致道德困境的可能性研究

就启蒙运动的进步意义而言,启蒙理性在知性领域给予人以真理和自由,在道德领域启蒙理性把道德判断的主体还原为人自身,即有理性的存在者为自身颁布道德律令。然而由于启蒙运动自身存在着固有的逻辑悖论,启蒙运动特别是启蒙理性不正确地对待情感导致了现代社会诸多的道德困境。休谟的道德哲学不但证伪了宗教神学的道德基础"上帝存在"的观念,而且还诘难了理性主义道德认识论,因此,回归休谟的情感主义道德认识论为应对启蒙理性导致的道德困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后启蒙与文化批判理论的危机——兼论批评合法性的重建

在批评大众文化的诸种理论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锋芒最为尖锐,影响最为深广.法兰克福学派在缺乏文本研究的情况下,依据哲学推演的方法,对大众文化作出了独断式的过度批评.因而,其理论早已暗藏危机.当今西方社会已经步入后启蒙时代,我国社会也已呈现出明显的后启蒙特征.在后启蒙的社会状况与理论话语的挑战下,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危机:"现代精英主义"文化立场的危机、"被动受众"观的危机和批评家作为文化"立法者"的身份危机.当代大众文化批评为避免合法性危机,必须走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范式,谋求哲学批判与文本阐释的结合,树立文化多元主义观念,走向批评的个人化.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生存哲学研究论纲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生存哲学揭示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工具埋性的盛行,以及当代西方社会生产和社会发展一体化、总体化的趋势,导致了个体的价值贬损和整个社会处于总体异化的生存状态。西方马克思主义由此把科学技术理性批判、消费主义文化批判、社会批判作为其生存哲学的主要内容,并把艺术审美救世主义作为西方人自由解放的拯救之道和自己理论的最终归宿。本文认为,应该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当代西方的社会状况、当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文化哲学思潮三个大的背景下来考察其生存哲学的理论得失。     

近代中国的政治救亡与思想启蒙

近代中国,学西方反传统的思想启蒙运动是在民族存亡危机的背景下出现的.思想启蒙运动推动了政治上的救亡.思想启蒙由于政治救亡的迫切性未能完成对中国深层文化的更新.     

席勒式的张力:在人性启蒙与审美启蒙之间

席勒的美学思想与审美实践受孕于西方18世纪那场伟大的启蒙运动,也包括发生在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启蒙理性与启蒙哲学的资源给予其无穷的熏陶与动力,然而在席勒身上最终催生的却是人性之花。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说,席勒完全脱离了启蒙运动,他只不过是转移了一下启蒙运动的重心     

审慎地启蒙:从“有用性”角度看黑格尔对启蒙的批判

一般认为,启蒙运动是黑格尔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历史背景。受其影响,启蒙思想便自然成为黑格尔哲学思想的一条潜流。虽然启蒙运动在反抗宗教压迫、实现人的自由等方面功勋卓著,但其本身具有的局限性也为黑格尔所察觉。在黑格尔关于启蒙的论述中,颠覆宗教信仰的过程既展示了启蒙的"有用性",也体现了其不足。启蒙对理性的过度高扬,容易导致人类社会滑向功利主义的泥潭,他认为,"审慎地"看待启蒙,进而实现对理性的自由把握,是克服宗教信仰坍塌之后社会危机的必由之路。     

用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启蒙运动利用中国思想的过程与方式

中国思想参与构建西方现代启蒙经验,不仅影响到启蒙运动中最活跃的阶层与人物、最主要的思潮与论争,而且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层面上的意义,从天启神学到自然神学、从自然哲学到政治哲学再到政治经济学。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启蒙运动利用中国思想的过程与方式。启蒙思想从中国获得灵感,但中国并不是思想的对象,而是思想的方法,启蒙运动不断利用并不断扬弃中国形象,最终完成西方现代性文化的自觉。     

启蒙政治的当代出场及其意识形态症候

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启蒙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在当代政治话语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尤其在当代民主政体中,启蒙政治哲学一方面成为了诠释政权合法性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法律、政党政治和文化工业表征出来的核心软实力。但是,如果回到启蒙政治哲学的文本和原初概念,不仅会发现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对启蒙术语的误用乃至滥用,更能够揭示这种意识形态表象下规训人民和服务资本的真实意图。在金融资本主义的当代,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启蒙式的悖论,一方面"普世价值"从苏联、东欧和中东不断获得"胜利",另一方面这些"胜利"所带来的生存样态却走向了暴力、保守主义狂热、政治操控和极端的不平等。因此,反思启蒙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危机,以及从启蒙之外的批判视角探索拯救危机的道路,是当代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法回避的重要主题。     

“至善”目标的分途与启蒙价值的萌生———晚期古希腊哲学的价值意向述评

晚期古希腊哲学承续其先祖的价值旨趣是追求“至善”：把实现幸福与道德的配称一致设定为社会文化价值目标。然而,它又依据历史条件的沿革分化出“至善”意义的不同路向。而就在其革故鼎新的时代精神中,萌生出西方近代启蒙的价值端倪,从而发现了启蒙运动的远古先声     

启蒙文学的困境

新文学从一开始就是带有明确启蒙功利性及自觉工具意识的,它是作为启蒙思潮的附着物而存在的。由于启蒙运动自身的局限与危机,随着启蒙运动的逐渐落潮、历史中心行为由文化启蒙向政治革命的转移,附着于启蒙思潮之上的文学也无可避免地陷入困境。     

罗蒂后现代政治哲学视域中的马克思

当代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后现代哲学的重要代表罗蒂,试图清除西方启蒙理性形而上学的地基,在当代为西方启蒙政治理想替换更加实用的新地基,以阻止马克思政治哲学对启蒙政治理想根基及整体的动摇,尤其是要重点阻止“马克思的幽灵”对当代西方社会政治的强力批判,进而实现其希望的自由主义乌托邦,并因此与马克思的现代性社会政治批判发生理论碰撞.罗蒂对马克思社会政治哲学的现代性批判也有所认同,其有限肯定主要是体现在对《共产党宣言》的理解中.但其有限肯定是为了根本否定.从根本上说,罗蒂后现代政治哲学与马克思现代社会政治哲学是异质性的,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观也是相悖的.     

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看梁漱溟的启蒙意识

20世纪初,中华文明遭到西方文明猛烈冲击后,在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影响下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亦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此次启蒙的辩证法以启蒙悖论的形式表现出来:虽然革除了对中华文明传统全盘肯定的旧迷信,却在一定程度上又制造出对西方文明盲目崇拜的新迷信。此次启蒙固然有其不容低估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但也不可避免地对中华文明传统的延展以及中国民众的文化自信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1921年梁漱溟在其新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公开表明了自己不同于"西化派"的文化观和启蒙意识。     

理性与信仰在西方启蒙运动中的张力

西方启蒙运动的问题,多年以来一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老话题。人们通常比较强调启蒙运动对宗教的批判,强调理性主义的绝对价值,却忽略了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传统中的启蒙思想家们对于理性与信仰之关系的迥异态度。文章旨在从信仰与理性的关系角度对西方启蒙运动的发展历程进行一种宏观的和动态的考察,结合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来说明传统与更新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希望能够得出某些对于当代中国启蒙历程具有启发意义的结论。     

启蒙理性及现代性:马克思的批判性重构

反思和批判启蒙理性是启蒙本身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现代人制衡启蒙神话及现代性危机的重要力量,是全球化时代政治哲学发展的一个重大理论主题。对启蒙理性的反思和批判需要从外在的社会历史发展角度及内在的思想史视域来加以把握、检审,在充分肯定启蒙理性及现代性成就的同时,正视其自身的内在矛盾,揭示其所导致的社会危机,并梳理、反思和借鉴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的否定性批判,以此为启蒙理性及现代性危机提供更有深度与广度的解决路径。马克思把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的批判转化为对资本逻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性重构,把对启蒙理性及现代性种种弊端的克服转化为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超越,将启蒙理性批判主题推向制高点,为现代社会向更高形态的发展找寻到方向和道路。     

“人生观”与欧亚后启蒙论述

一九二○年代的人生观论述,是跨越欧亚文化的思想运动之一环。"人生观"一詞是現代日文的译詞,译自德國哲學家倭伊铿(Rudolf Eucken,1846-1926)的哲学概念,认为启蒙理性以"我"来归纳、掌控世界,导致主体(我)与客体(非我)分离。因此,寻求主客合一的道路,成为欧亚反启蒙运动的关键课题。倭伊铿提倡希腊传统的"玄学"(即形而上学Metaphysik),呼吁哲学脱离认知科学的歧途,回归人生的探讨。西田由法国哲学的"心的认知"(la connaissance du coeur)概念,进而发展佛教的"一切有情"及"宗教心"概念,由坐禅来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张君劢等,则在打倒孔家店、科学挂帅的五四启蒙运动中,致力于连结儒家传统与欧亚后启蒙运动,使濒临危机的传统文化展开跨文化的连结,重新开创传统文化的现世意义。在此同时,以"唯情哲学"来对抗理性的思潮,也在一九二○年代前后的中国展开,以顾绶昌与袁家华一九二四年的讨论最为全面。对启蒙理性的反动,启蒙时代的休姆及鲁索即已发其端,至一九六○年代而不坠。德勒兹的"情动"(affect)概念,正是晚近对启蒙理性的持续质疑。中国一九二○年代以降的人生观运动所启动的情与理性的讨论,实具有当代意义。     

论新启蒙运动

新启蒙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人发起的一次思想文化运动。本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新启蒙运动的兴起、内容及影响 ,指出新启蒙运动之“新”在于其提出了“扬弃”五四的新方针 :(1)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和理性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及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新理性主义 ;(2)提出对文化采取辩证和理性态度 ,以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国际性与民族性的文化综合为建构新文化的方针 ;(3)提出以大众启蒙代替市民启蒙 ,通过新思想新文化的普及而达到民族的自觉和思想的解放。由于国难当头的严峻历史环境 ,新启蒙运动未能发生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样深远的历史影响 ,但仍可谓与五四一脉相承的现代中国启蒙思潮的又一波澜     

"被压弯的树枝"——近代中国启蒙问题之反思

近代中国启蒙问题不能简单地与西方启蒙运动相比附。我们需要对"谁来启蒙"、"启蒙谁"、"拿什么启蒙"、"怎样启蒙"以及"启蒙的价值是什么"等问题进行反思。传统中国对"启蒙"的固有理解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背景,使得近代中国出现了三种路径的"启蒙":"权势型"、"知识型"和"救亡-革命型"。这实际上意味着国人把太多的任务加诸在"启蒙"这根"树枝"上,使得它有无法承受之重,以至于远离了"启蒙"自身的逻辑。基于此,为使"启蒙"持续"运动"下去,首要之举就在于剥离附加在"启蒙"之上的东西,把属于"启蒙"的还给"启蒙",使它真正拥有理性的翅膀。     

门德尔松的启蒙观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我们对启蒙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我们所熟知的康德的启蒙传统或者西方的启蒙运动.犹太启蒙哲学家门德尔松的启蒙观提供了另外一个参考的视角.他的启蒙观包括如下内涵:第一,启蒙关乎理性知识和理性反思能力;第二,启蒙分人之为人的启蒙和人之为公民的启蒙;第三,启蒙存在衰退和误用的可能性.门德尔松的启蒙观为当代中国的启蒙运动提供了三点启示:第一,从教养的角度理解启蒙,从而重新估价儒学的教养资源在启蒙过程中的作用;第二,启蒙有不同的层次与向度,但是都基于对理性的认可;第三,对启蒙的消极后果和辩证性保持清醒的认识.     

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历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探析

苏格兰启蒙运动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另一重镇,然而长久以来被遗忘与忽视.探究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历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有助于深刻认识启蒙运动的"同源性"与"多元性"、"国际性"与"民族性",从而对18世纪的启蒙运动的历史有一全面的了解;有助于正确把握西方政治思想与德性传统在由古典古代向近现代转型的思路历程,以及当代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关于德性与规则之争.同时,再现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社会转型与市民社会的思考与忧虑,对当下的中国有着重要的借鉴与启迪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化冲突

20世纪的学者们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怎样认识当代社会发展与文化的辩证关系。在今天，人与文化的矛盾已成为当代人类社会活动的直接主题，21世纪将是一个激烈争夺文化控制权、领导权的时代。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面对资本主义文化泛滥、西方文化的冲击、全球文化高度竞争的挑战，应深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把文化哲学研究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和重要组成部分，为当代中华民族的文化转型和创造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