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演进与发展

农村社会治理结构是指在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由国家、农村社会各治理主体在一整套制度安排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系框架。农村改革40年来,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实现了由单一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的转变,国家、基层政府、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农民个体以及各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多元治理主体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推动了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具体表现为:宏观国家层面,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调适;中观乡镇层面,"乡政村治"结构的发展;微观村庄层面,村治结构的优化。总体而言,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演变遵循着由外生型治理结构向内生型治理结构转变的内在演进逻辑和善治的发展方向。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共同体重构

伴随着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的村庄治理共同体先后经历了家族治理共同体、单位治理共同体、自治性行政共同体等不同形态,乡村振兴将推动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乡村振兴是一个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项目链接多方资源共用的社会建设工程,势必推动村庄经济社会的开放化、多元化,不仅要求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而且决定了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包容性治理共同体。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包容性突出表现在：（1）以地方党政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治性;（2）以村级组织和村民（社员）为基础,多方力量内外联结的开放性;（3）以利益为导向,全体村民和所有相关者分享收益的共享性。推动村庄治理从封闭、单一的传统“在籍治理”转向开放、包容的新型“在地治理”势在必行。     

国企产权制度变迁中的有组织行动研究——以K市国企MBO为例

产权泛指财产所有权及其他相关权利,它是个人或组织借以谋取合法收益的一种社会性制度约束.中国30年国企产权改革,也是制度变迁的过程.1995年国家开始正式鼓励地方中小国企以产权出让等多种方式放开搞活,但在随后的多年实践中却出现不少偏差:各地推行国企限期出售,不再局限于中小国企,还常出现地板价交易,人为导致大量的不当套利活动,不仅造成产权制度虚置、国资流失,更使民众基本利益遭忽视,日益呈现民众集体失语状态.本文试图再现其中可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意义变迁上的意涵,即从"单位本位"向"网络关系本位"而非纯粹向"个体本位"过渡的局部性特征,这为我国结构转型带来启示.     

人口外流与村庄内部分化:代际间的动态视角——基于对赣南S村十年变迁的考察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后发型农村由于经济发展滞后、村庄利益密度较低且人口外流严重,其村庄内部分化呈现出与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相异的过程机理和最终形态.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基于对赣南S村十年变迁的考察,研究发现,村庄就业形势的转变使理性农民将就业视野拓展到村外,村庄人口大规模外流成为常态.受个体禀赋和能力差异的影响,外流农民职业分化逐渐形成,经济分化继而推进.但因人力资本差异有限,同时受职业和生活风险及父代责任绵延等的影响,有限的经济分化难以进一步扩张,因而并不足以造成社会生活区隔,也无力形塑村庄内部社会分层.与经济分化并行的是社会性分化.由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加之村庄人口的大规模、长期性外流,市场观念的持续输入和由村庄"助行为"的消散引发的公共性消解,加速了乡村伦理共同体的裂解,而这也成为后发型农村村庄内部分化的主要动力.代际间阶梯式推进的"有分化无分层"的村庄内部分化形态与动态化、螺旋式产生的房支"断链化"、家庭"核心化"和个人"原子化"的村庄治理困境相伴而生.破解这一困局,对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具有重要意义.     

从身份到股份: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的共同体困境

中国农村集体产权正在经历向股份化方向的改革,这与过往模糊产权的制度安排有很大不同,对明确个人的财产权给予了合法性依据,也希望通过市场化激发集体经济活力,但却忽视了其中福利权的重要性。在改革的过渡阶段,我们观察到集体经济的责任目标从过去为村民提供社区福利转变成减少公共支出、维护股民利益,导致社区出现公共服务空白的治理难题。通过提出“集体产权改革—村庄共同体变化—福利权困境”的解释框架,认为村庄在改革过程中从原社会共同体里分化出新经济共同体,两者目标不一致导致福利权缺失。中国集体产权的历史发展反映了凸显个体化扩张的经济权(私有产权)与注重社群化发展的福利权(公共产权)之间内在张力的“共同体困境”。最后,本文认为,若想摆脱这种“共同体困境”,应该在集体产权改革过程中尽量避免形成成员分化,从而保持集体成员利益的高度统一,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农田水利的“反公地悲剧”研究——以湖北高阳镇为例

在税费改革、水利市场化改革和乡村治理体制改革的综合作用下,高阳镇陷入了集体大水利无法利用的反公地悲剧,其后果是个体小水利的兴起。现有农田水利治理体制未能充分估计水利体系的特性,未能克服水利体系的非对称性和反公地特性。农田水利所需的动员型合作在高贴现率社区中本来就难以达成,村庄文化激励和承担协调成本主体的缺失,进一步使水利合作格局崩盘。高收益的水利合作无法达成,高成本的小水利最终成为农民走投无路的选择。政府应当提供制度供给,将分散的农户重整为可以协商的利益主体,引导农民走出困局。     

国家权力的再嵌入：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共同体再建的一种尝试

村庄共同体之困是当前农村治理面临的最大困境，把分散的农民重新凝聚在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村庄共同体中，完成农民从身份、利益到情感的回归，不仅是破解农村治理困境的关键，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所在。本文基于村庄共同体衰落的现实，试图从国家权力嵌入的角度，分析国家权力嵌入农村的历史经验和政治逻辑，明确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家权力再嵌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出国家权力在村庄共同体再建中扮演着价值引导者、制度供给者、利益调和者、服务提供者等多重角色，必须以法定渠道、民主对话姿态嵌入农村，不断提升国家的整合能力，以弥合农村治理的裂缝。     

转型期中国农村村委会政治合法性论析——以江苏为分析案例

农村村委会合法性现状预示着当前农村政治体系存在着合法性风险.其原因在于:村委会满足农民"利益性"方面的要求能力不足,村委会成员在村庄治理中行为欠规范带来的村民心理上的排斥,村庄共同体意识的缺失导致对村委会动员能力的制约,村庄外环境影响所带来的认知系统的改变.为了将这种合法性危险控制在最小程度,村委会要以农民为主体去构建合法性的逻辑起点,增强自身的绩效推进功能,尊重乡村社会的现有价值认同,推进乡村中介组织的建立,发挥其"安全阀"的作用.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机理及其实践路径

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通过联结"利益—情感—文化",为居民提供非利益本位的交往空间,满足人们的社会情感需求,培育和提升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进而推进社区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利益碎片化、情感弱化和文化异化等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对此,需要构建融利益整合、情感重塑与文化导向为一体的发展机制,促进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实现。     

合作社组织与乡村公民共同体构建

转型中乡村存在着诸如农民个体化、共同体意识弱化及乡愁不在等村庄被撕裂的“碎片化”现实。因而,“统合”就成为乡村建设一个必然论题。从社区经济-社会角度看,合作社兴起与发展为“统”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以具有社区基础的合作社为依托,在增加农民经济收益前提下统合村域社会,并在此中实现社会的“利益表达”“利益集结”和村社共同体重建。当前许多村庄实例也都表明,合作社在村庄治理,如滋养社区公共性、恢复村庄价值生产能力和缓解农民焦虑感等方面,不仅可以而且也能有所作为。     

新形势下农村基层走向善治的路径选择

我国农村基层走向善治,需要建立完善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其中,优化农村基层政治生态、健全村级民主治理机制、构建农村利益协调机制是其必要的路径选择.优化农村基层政治生态,应通过调适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协调村党组织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协同村级政权组织与农民自组织的发展,理顺农村基层治理三大主体关系;健全村级民主治理机制,应通过加强党组织领导的“四个民主”建设,落实农民的“四项权利”;构建农村利益协调机制,应以农民为本位,以建设农村社区利益共同体为载体,通过新农村建设满足农民不断增长着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五个方面的利益需求.     

价值驱动、结构优化与主体赋能：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

基层治理共同体是基层治理主体通过合作参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建构基层治理共同体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建构基层治理共同体，需要建立价值驱动，使治理主体明确责任并筑牢信任与尊重的基石，增益基层治理共同体的有效性；实现结构优化，厘清治理主体间关系与利益结构，以完善的规则体系保障合作参与，增进基层治理共同体的规范性；进行主体赋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把民主要素融入基层治理，创新合作参与的协商机制，提高治理主体的治理效能感，增强基层治理共同体的持续性。     

产权发展与乡村治理:决定因素与模式——以粤、湘、鄂、鲁四村为考察对象

不同村庄有不同的权力结构,如强村弱民、强村强民、弱村弱民或者弱村强民。发现这些村庄权力结构的决定因素尤其重要。研究发展,村庄的权力结构是由产权的集中性、稳定性决定的。产权集中性、稳定性或两者的组合与村庄权力结构有一定的相关性,产权的集中性决定权力,产权的稳定性决定权利。产权集中性和稳定性的不同组合形成不同的村庄权力结构和治理模式。     

中国腐败治理结构变迁与纪检监察机关职能定位审视

构建合理的腐败治理结构是健全中国反腐败运行机制的基础和前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腐败治理结构经历了由"党政合一型"向"政党嵌入型"的模式转变。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的部署和要求,我国的腐败治理结构应当逐步向"政党主导共治型"模式转变。"政党主导共治型"腐败治理结构强调,党在强化反腐倡廉建设领导责任的同时,应当以制度化的方式科学分解纪委、政府及其他公共权力机构的反腐败职责,使腐败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各个治理主体彼此之间相互协调、共同发生作用,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腐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腐败的效能。     

冲突与和谐：个体与共同体融突演进的历史逻辑——基于马克思文本的考察

个体与共同体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两个重要范畴。马克思对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认识不同于以往哲学家抽象追问其本质的思辨论调,或者“个体抑或共同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是从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交往关系中的“现实的个人”出发,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考察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冲突与和谐的历史演进。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个体与自然共同体保持着直接“统一性”的同时,个体由于无法摆脱本位的自然共同体的“羁绊”而只能作为“依附性个体”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体与抽象共同体、虚幻共同体处于“分裂对立”的状态,个体只是作为“形式独立的个体”而存在,并未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在造成个体与共同体冲突的同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无产阶级产生的条件,为“形式独立的个体”向“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体”转变孕育了“生机”。在共产主义社会,即在真正的共同体中,通过废除私有制,实现由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变,从而实现人的解放,进而实现个体与真正的共同体的和谐共生,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落共同体何以重塑?——农村集体经济治理与减贫耦合的双重视角

农村集体经济在长期维系村落共同体和减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一系列社会制度变革导致农村出现集体经济边缘化、村落共同体瓦解和治理行政化的现实困境。农民集体意识溃散、对村庄公共事务淡漠化、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呈现松散状态等问题制约着我国乡村治理的有效实现。精准扶贫战略提出后，受益于治理资源的集中注入，集体经济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期，村庄“造血”功能随之复苏，在集体经济治理与减贫耦合推进的过程中村落共同体也得以开始重塑。因此，强化村集体“统”的功能、构建以利益共同体为基础的村落共同体是激活村庄和农户内生发展的动力，也是解决相对贫困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     

村庄的大转型

中国的村庄是有实质性意义的农村社会单位;因此,村庄的30年转型集中呈现了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过程、特征与问题。本文把中国农村30年的变迁放在村庄与市场、与国家、与城市社会三大关系转变中加以考察,认为村庄正在经历从农业共同体到城乡社区衔接带之弱质自治社区的大转型;其主要涵义是指:(1)经济共同体转型——基于农业和农民半市场化、半受非市场化保护的政策环境,以及双层经营而农户经营实际上更受政策支持的经营环境,村庄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大队,转向具有不确定性的社区经济共同体。(2)治理共同体转型——基于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和地方性实践突破,村庄从国家的基层治理单位,转向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单位,乡土性公共领域得到初步生长。(3)村庄作为农民社区的转型——从传统农业社区开始转向城乡社区衔接带的弱质端。而中国村庄是否有前途,既取决于国家、市场、城市对农村的态度,也取决于农村和农民对国家、市场、城市的态度。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当前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尚处于初创阶段,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成长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成长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本要素是主体、规则和行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成长表现为治理主体增加并强化联结;多元治理主体协商出公共规则并共同遵守;多元治理主体整合资源,开展集体行动,公平分配收益。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核心是公共性拓展,表现为多元治理主体由目标、规则、行动而强化联结。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成长方式,是在日常实践中逐步地“共同体化”。     

社会共享与治理变革：逻辑、方向及政策意蕴

"十三五"时期,社会共享将是社会发展与转型的重要方向。社会转型要求政府治理模式变革以应对社会结构与社会机制变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政府治理将在治理理念上向共享、全面与普惠转变,在治理结构上向多中心、多元主体、制衡型权力、多样性制度安排与差异化供给转变,在治理技术上向整合式治理与精细化治理转变。这意味着要构建现代化的理念体系、制度体系、行政体系、外部关系和支撑体系,与社会共享的目标相适应。     

我国农地制度改革路向的产权经济学分析

我国农村土地分别由国家(政府)、村集体组织、农民等产权主体占有不同层次的产权,形成了我国特殊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结构。就其中的单个产权主体而言,都不享有完整的土地产权,从而造成了农村土地的产权“残缺”状况。这种产权结构造成在土地非农化进程中各产权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占有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