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廉政制度建设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新加坡的廉政制度主要包括治理官员腐败的廉政制度和治理职业腐败的廉政制度两大方面。新加坡的廉政制度建设一方面注重减少产生腐败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强化对贪腐行为的惩罚力度,其治理官员腐败和职业腐败的一些经验为中国腐败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中国治理腐败行为,既要加强对贪腐行为的惩治,也要注重对腐败问题的预防,加强源头治理、标本兼治,加快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     

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结构与层次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其实现的前提和基础是对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结构有清晰、明确、科学的认识和把握。国家治理体系是一系列国家治理制度的集成和总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价值、制度和行动三个层面构成的一种橄榄型的结构,三个层面形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相互回应的闭合系统。     

国家治理:中国能从新加坡学习什么?

新加坡除了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之外,也是全球公认的法治严明、社会和谐、文明优雅的治理典范之现代城邦。新加坡的国家治理的秘诀,从制度性因素来说,简要归纳为:强而有力的执政党、小而廉洁的政府、制度化的政府与民众沟通机制、对法治规则的高度认同。新加坡成功有效的国家治理经验,值得现代化转型之中的中国政府加以借鉴。     

新加坡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运行实践与启示

新加坡是一个主权国家,也是一座具有重要国际地位的大都市。新加坡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在运行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治理主体构成、公共服务提供和治理方式选择上形成了鲜明的特征。其运行实践受到政治、地理和文化等背景因素的影响。新加坡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的运行实践对于中国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的运行和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新加坡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运行实践与启示

新加坡是一个主权国家,也是一座具有重要国际地位的大都市。新加坡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在运行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治理主体构成、公共服务提供和治理方式选择上形成了鲜明的特征。其运行实践受到政治、地理和文化等背景因素的影响。新加坡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的运行实践对于中国大都市政府治理机制的运行和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新加坡与韩国道德教育比较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新加坡和韩国两国的道德教育在儒家伦理道德教育、国家意识培育及立体的德育网络建立方面具有共性,但也存在不同之处。新加坡的道德教育具有兼容性、世界性、法制性特征;韩国道德教育具有体系化、专业化、政治化特色。通过对新加坡和韩国道德教育的比较研究,可以得出一些对我国道德教育有益的理性思考:我国道德教育应正确处理东西方文化,吸取儒家文化之精华,不断充实完善道德教育的内容;强化国家意识教育,丰富道德教育内容;实现道德教育途径多样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的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指的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相互协调,日趋合理;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通过改革和完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促进各项制度日趋科学完善,实现国家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不断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增强依法按照制度治国理政的本领,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能力与水平。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强党的领导,转变党治国理政的方式;注重国家治理的法制化和制度化,明确各治理主体的责任;发挥党和政府的引导功能,培育各治理主体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的意识与能力;推动全面性目标的国家治理,提高国家治理的实际效果。     

论法治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意义与价值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国家治理体系以法治为基础,国家治理能力以法治为保障,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法治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以宪法和法律法规为规则载体的法治体系作为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他国家制度协调运行的保证。法治所体现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价值导向,是国家治理体系发展所必须依存的规则。法治本身所特有的组织管理、规范校正、惩戒救济、激励引导功能可以协调平衡不同治理主体的思想观念、利益取向等方面的差异和冲突,借助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引导,整体性地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国家定义与国家治理体系新论

按照恩格斯的观点,国家的定义应当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对其国民拥有公共权力的机构。而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这种公共权力机构沦为列宁所说的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这是特殊的国家性质。不能把国家的特殊性质当作国家的定义。社会整体利益所要求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执政者的阶级性的矛盾是历史上国家政权面临的基本矛盾,其解决程度决定了该政治权力机构的历史合法性程度。而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仍然需要用革命手段来建立与巩固新生政权,建设新的经济基础,因此需要人民民主专政。而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与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剥削阶级已经不是集团性政治力量,因此无产阶级已经基本完成其历史使命,需要建立以依法治国为根本的新的治理体系,这将是与经济建设中改革开放同样伟大的社会变革,它将从根本上解决国家政权机构面临的上述基本矛盾,是与经济领域改革开放同样伟大的社会变革。     

全面深化改革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国家治理是国家按照某种既定的秩序和目标,对全社会的运行与发展进行自觉的、有计划的控制、协调和引导的活动。现代国家是由公民个人、社会组织、政府、企业共同组成的多领域、多层次、多主体、多中心共同体,不同领域、不同层次遵循不同的治理之道。我国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按照现代国家治理要求理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回归到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理想模式上去,理顺个人、社会、政府、市场之间的关系,核心是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最终确立政府治理、市场决定、社会自治、个人自主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社区治理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日本的社区建设采取行政与自治相结合的混合治理模式,新加坡的社区建设是政府主导的治理方式。两国社区治理的做法与经验对我国的社区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坚持存量盘活、增量添彩的基本原则,发挥政府的资源与政策优势,引入契约合作模式,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推广“三社互动”,创新社区党建,实现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个文献综述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崭新命题后,学术界对此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和热烈的讨论,归纳起来主要集中于基本概念、结构要素、建构原则、基本特征、衡量标准、治理方式、实现途径等几个方面。     

新加坡廉政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廉政的国家之一,其廉政建设的成果是举世瞩目的.因而研究新加坡的廉政建设,可以为我国的廉政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而廉政建设又离不开成功的反腐败斗争和健全的公务员制度.本文就从反腐败斗争和公务员制度两方面来分析新加坡的廉政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国家治理进程中社会治理体系的制度化建构

社会治理体系是一套系统化的制度体系,包含了社会治理的价值目标体系、结构体系、功能体系、运行体系和工具体系等。社会治理体系的各个构成要素也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社会治理,影响社会治理的运行和效能。在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和创新中,要坚守社会治理的价值理念,并以此指导社会治理的运行和操作,实现社会治理的高效运转和目标的达成,同时在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和创新实践中,完善和更新社会治理理念,用先进的治理理念指导社会治理实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大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它是由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等各个领域的治理体制构成的一个整体结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符合时代潮流,现代化的治理必定是公共治理和善治。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但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要改进这些不足,需要以定型和强体为主线、以统筹和协调重大关系为前提、以法治和核心价值观为依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全新维度——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是目标和要求,还是我国推进全面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因而其提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多是从上层建筑方面来提出的现代化,突出的是通过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适应性调整,来进一步激发社会活力,加快生产力发展步伐。由此可以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全新维度。我国现行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仅独具特色,而且有着巨大的优越性。一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要符合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规律,也要体现本国特色,与本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相适应。就我国来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目标取向的,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因此,其标准必须既体现现代社会对国家治理的一般要求,又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殊要求相适应,其构成要素必须充分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为国家现代化总进程的重要组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当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基本实现,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达到。现阶段,应当从四个方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用核心价值观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是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三是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四是以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抓手,加快建设法治中国。     

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苏联—俄罗斯转型经验研究

国内外政治学界对于苏联—俄罗斯转轨中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关系这样重大的现实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这里所说的国家形态,并不是我们熟悉的规范性的国家类型理论,而是指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所形成的治理结构以及由此治理结构而产生的行为特征和治理绩效。任何一种国家形态都具有历时语境中的周期性或相对性,而不是国家类型学所规定的国家类型的稳定性或绝对性,与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国家类型相比,"失败国家"、"依附性国家"和"自主性国家"等国家形态具有周期性震荡的特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指导下的改革导致的是一个失败型国家,叶利钦"新自由主义"下的俄罗斯是一个具有勾结性和掠夺性的依附性国家,普京的国家主义式的"俄罗斯思想"所形成的是一个典型的自主性国家。本着"观念—行为—绩效"分析路径,可以揭示每一种国家形态形成的因果链条性关系,以及国家形态之间转换的内在政治逻辑。苏联—俄罗斯转轨中的得失是政治学理论发展和国家治理的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