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系年》“■(焉)”字类释

《系年》作为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竹书的第二辑,为战国之际的历史文献语言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系年》中虚词"焉"字的用法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其"焉始"形式已经在此文献中被作为固定格式使用;"焉+动词"的形式同样具有其独特的语法特色。"焉"字在楚系文字中不同的书写形式以及较为特别的语法用例,与传世文献形成鲜明对比。     

清华简《系年》与《史记》称引“左氏《春秋》”考

《史记》称引“《春秋》”有记事古史、孔子《春秋》、公羊《春秋》和左氏《春秋》等不同情况,其中“左氏《春秋》”的全称当为“左氏《春秋国语》”,是一部具体描述西周春秋时期历史事件的古史著作,既非等同于今见《国语》,亦非等同于今见《左传》,而为两书所取材,亦为《史记》所援用。清华简《系年》为这一推断提供了启发和佐证。     

清华简《系年》所涉“京师”地望辨析

“京师”本为公刘所居豳地之专名,周初之诗《诗经·大雅·公刘》及西周末期的《多友鼎》《克钟》等金文资料可以为证。及至西周末年,天子所居之宗周镐京始有京师之称,其说始见于《诗经·大雅·民劳》,春秋时曹国之诗《下泉》及晋国铜器《晋公?》铭文可为佐证。东迁以后,作为天子所居的东都洛邑始亦有京师之称,春秋初期的《晋姜鼎》及《春秋》经、传可为明证;清华简《系年》第二章简文两处提及“京师”,学界对其具体地望多有歧说。由两周之际政治形势观之,犬戎寇周后,豳、岐等地处于犬戎控制之下,尚未东迁的周平王要得到东方诸侯拥戴,必须与杀幽王而灭宗周的犬戎势力进行切割,宗周镐京虽经犬戎寇扰损毁,却是最具政权合法性的地方,是以简文“立之于京师”的京师自当指宗周镐京;其后,晋文侯杀携惠王,结束二王并立局面,并与郑、卫、秦等出师卫护周平王东迁以定一统,因其有功而受周王赐命,始得以外诸侯身份参与东迁后王朝政事,与郑武公分政周室,此即简文所说“晋人焉始启于京师”而“郑武公亦政东方之诸侯”,此处之“京师”即指东迁后周王室所在的洛邑而言。     

试论清华简《系年》的人文史观

在新近出土的战国文献中,清华简《系年》是一部具有高度人文理性倾向的史学作品。它的历史叙事,完全以人事活动为中心,克服了早期史学作品中神话传说与人事活动相互混杂的缺陷。它的叙事选材,克服了早期宗教巫术之神秘主义的影响,相比于《左传》,其理性主义色彩更加突出。它的历史思想,克服了“天命”观念的影响,展现出清晰的人文理性的历史逻辑。《系年》的人文史观,代表了轴心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重大成就。     

《左传》与清华简《系年》关于夏姬的不同叙述

《左传》记载夏姬情事,有诸多疑点,最主要处在于她的身份及由此产生的年龄问题。清华简《系年》的出土为我们思考此问题提供了新线索,勾稽《系年》文字,可得出结论：夏姬为夏征舒之妻,而非其母。陈国内乱时,她二十岁左右。《左传》的叙述,反映作者红颜祸水、甚美必有甚恶的观念。《系年》叙事则无此倾向。     

清华简《系年》所见齐国史事初探

清华简《系年》篇中许多关于齐国的记载,为研究齐国历史文化提供了新资料。齐长城的设置年代和地域问题,众说纷纭,《系年》明确记载晋敬公十一年(公元前441年)齐人焉始为长城于济,解答了学者的疑问。通过《系年》,还可以了解代齐前后田氏的地位和世系问题;梳理春秋战国时期齐与晋的关系发展,战国初年齐与越的关系等问题,补充史籍记载的不足。《系年》襄平一地,见于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可以印证襄平在齐境。     

由清华简《系年》简论周初诸侯国地位的特点

学界对清华简《系年》载周初成王、周公封康叔为侯。建国于卫,称康叔为"卫叔"事,谓《系年》运用"据后叙之"的"史家笔法",虽可被视为定论,但仍有可讨论余地。综合各家观点,本文认为:康叔在武王时曾"受封采地于康",因此被称为"康叔";成王、周公时"乃先建卫叔封于康丘",即封侯建国;周夷王时,卫国为赤狄所灭,齐桓公为之复国,周夷王"命卫为侯",恢复故国。由《系年》载成王、周公时康叔建国封侯事,显示周初分封制度的一大特点是:周初对贵族、王臣及重要地方势力等实行分封导致出现不同类型封地并呈现各自的特点,此不同类型的封地在周朝国家制度中拥有不同地位及发挥不同作用。其中,所谓典型诸侯国之封国规模、组织结构完备复杂则远超于一般王臣的封地,其在周代国家制度建构及其后的政治实践中均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清华简《说命中》的内容与命名

清华简《说命中》＂说逨自傅岩＂之＂傅岩＂与《说命上》之＂北海之州＂,并非同一地点。《说命中》与《说命上》部分文句都是写傅说初见武丁,两人印证上帝赐梦之事,而非两次验梦、两次诘难。所以,清华简《说命中》不是《说命上》的续篇,而是武丁初见傅说一事更为详尽的记载,两篇之间是相关关系,而非前后承接关系,将清华简《傅说之命》三篇称之为＂上＂、＂中＂、＂下＂是不妥的。     

由清华简《系年》看西周帝籍礼之兴废

新公布清华简《系年》首章有对西周兴衰过程的俯瞰性描述。其中,作帝籍和弃帝籍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就周兴而言,作帝籍是武王能够克商的重要手段;就周衰而言,弃帝籍则是周宣王败师千亩的直接原因。通过对帝籍礼沿革的详细考证,可以判定这一记载具有一定真实性。可以说,武王作帝籍在克商的过程中,确实具有很重要的政治意义;而宣王因弃帝籍而导致千亩之战的失败,则与后人之附会有关。     

从清华简《系年》看常州武进淹城非奄族南迁所建

关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淹城的修建者，流传较广的一种观点认为是周初东征后，山东地区奄人南迁所建，但这种说法得不到考古学上的支持；清华简《系年》记载周初东征之后，将山东地区盍（盖－奄）人西迁到甘肃地区，从文献的角度再次证明武进淹城并非是山东奄人南迁所建。     

从清华简《系年》看祭祀权于武王克商的重要性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年》第一章记载了商王帝辛(纣)不恭上帝和周武王祭祀上帝天神等史料。联系帝辛和周文武王时期的甲骨文、金文及相关历史文献,可证明祭祀权在商周时期对维护政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祭祀权亦成为武王克商得以成功的一个关键的政治资本。     

清华简《程寤》“果拜不忍”新解

清华简《程寤》简7“果拜不忍”中的“拜”字当释为“摘”字,读为“敢”。“果摘”即“果敢”,是果断意思,“不忍”当理解为仁慈。“果敢不忍”是指文王希望上天选择周代商时要果断仁慈,这对理解商未商周之间的关系是十分有益的。     

清华简《金縢》与“三监”

清华简所见《金縢》与“三监”等材料,解释了《尚书》学史上与三监之乱有关的若干疑难.周公所谓“我之弗辟”云云,即《孔传》所说“我不以法法三叔,则我无以成周道告我先王”,“三叔”就是管叔、蔡叔、霍叔“三监”.然而,就清华简字面而言,“三监”当为商邑叛民所杀,并非成王或周公东征所辟.清华简《系年》第三章所记东征,并未提及周公,而是以成王为东征之君,这一问题尚有待深入探讨.     

清华简《说命上》笺识

《尚书》有《说命》上、中、下三篇,清华简亦有《说命》上、中、下三篇。近年来学术界对清华简一直争论不断,《说命上》一篇,网络上多存争鸣。综合运用出土文献资料和古文字资料,演绎古字形义演变之迹,各执一说,管窥蠡测,以就正于方家。     

再看《春秋》笔法——以清华简《系年》与《春秋》经传对国君死亡事件的记录为视角

清华简《系年》与《春秋》经传在记载国君死亡事件时采取了不同的记述方式。《系年》在记述一国之君杀另外一国之君时均用＂杀＂字而非＂弑＂字,基本句式为＂某杀某＂,这与《春秋》经传的记载类似。但《系年》在记载国君被该国臣子所杀的时候,几乎都用＂杀＂字,这与《春秋》采用＂弑＂字表明褒贬明显不同。《系年》对孺子王被灵王所杀,灵王被公子比所杀均未非常明确地采取＂某杀某＂的记述方式,这可能源于《系年》的记述者为楚国人,所以对本国国君的遇害采取了＂内讳＂的方式。对＂弑君＂事件的不同处理,可从另一侧面佐证孔子对《春秋》确实进行了修订及＂《春秋》笔法＂的存在。     

由清华简《说命》三篇论古书成书与文本形成二三事

  清华简《说命》三篇均有自题篇名,这表明已知《尚书》篇题在很大程度上都不能确定是孔子编书时所拟定,孔子编书应该也不涉及为各篇文字最终命题;同时孔子编辑的文本并非《尚书》的唯一文本,孔子之后可能有更多人做“编书”之事,由此而形成的表现不一的《尚书》文本也会相继出现。目前还不能完全否认简本是与“古文《尚书》”系统有复杂关系的某未知《尚书》文本。在古书成书和文本形成研究中,注意未知文本的作用,将帮助我们在《尚书》成书等重要问题上形成新的想法。简本《说命》三篇的出现对准确认定包括《国语》在内的早期语类文献的形成和史料价值,也有重要帮助。     

清华简《程寤》与《书》类文献“寤”体略探

清华简《程寤》是"寤"体文献的一种。"寤"的训诂意义,一般指梦中惊觉而有言。《程寤》及《逸周书》中的《寤敬》《和寤》《武寤》等篇章以"寤"为名,说明这类文献有着共性特征。"寤"通常表现为因梦而寤,因寤而惊,因惊而悟,从而与现实活动相联系,具有特殊的政治含义。《书》类文献中的"寤"体篇章,与当时对梦境的神异认识和现实政治对神权支撑的需求有关。     

清华简《系年》所见郑国史事初探

清华简《系年》揭示了有关郑国的重要史料。幽王死后,郑国依从携惠王势力。随着诸侯在“周亡王九年”倒向平王,郑武公又因娶申侯女成为平王嫡系。大国争霸下的郑国,成为被拉拢的对象。郑国的态度不仅造成了晋文公之后秦、晋关系的恶化,还引发晋、楚之间的多次战争。郑繻公时期,郑与韩、楚等时有交锋,因与楚的战败导致内乱发生。这些资料既可补充古史之缺,又可纠正文献记载之谬,对研究郑国历史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