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晚清小说中的两种启蒙文学形态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以晚清政治小说为代表的精英启蒙文学形态与以谴责小说为代表的民间启蒙文学形态的差异.第一,文本叙述体式上的区别,主要体现为文本叙述中作者意识与叙述者意识的关系处理.第二,在启蒙叙事题材上,晚清政治小说与谴责小说也表现出不同的书写特点.第三,晚清时期两类知识分子不同的身份认同和价值立场造就了两种不同的启蒙姿态和书写立场.     

女性主体建构的初步尝试——论《中国新女界杂志》的女权思想

区别于以民族解放为妇女解放之目的和归宿的晚清女权启蒙主流话语,<中国新女界杂志>从女性的角度关注和探讨女权问题,重视女性的主体地住,形成了以本土女权理论意识、温和的女性立场和科学启蒙意识为主要特征的独特女权思想.<中国新女界杂志>的女权思想不仅丰富了晚清女权理论,同时也为晚清以来中国女权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     

我们怎样进入历史——论现代中国文学的现代品格

现代中国文学之现代品格是近年学界人言人殊的焦点论题。本文在当前个性主义论述与民族国家想像两种主要论点之外,着力凸显了普遍历史的建构这一重要的现代性叙事生成层面。普遍历史的叙事结构源出于启蒙理性。作为个人主体与民族国家主体的必要表述模式,它普遍存在于西方与非西方的“现代”文学之中。这一模式源起于晚清文学,在五四传统与左翼传统中得以曲折展开与日益丰富。它通过对叙事中个人形象、族群形象及其价值的历史化建构,深刻地影响了晚清至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从跨文化视角反思戊戌时期的妇女启蒙

戊戌时期妇女启蒙的中心是"废缠足"和"兴女学"。首先,以明清之际至晚清的各种反缠足话语为对象,考察在外来文化的挤压下,民族主义主题在启蒙思想中的凸显。其次,从跨文化的视角观察妇女启蒙思想在民族主义话语中的变奏;最后,考察戊戌时期"兴女学"的思想源流。通过考察,可以认为,戊戌妇女启蒙是将妇女纳入民族国家话语的重要起步阶段。     

晚霞,还是晨曦?——对"早期启蒙说"三种质疑的回应

关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说",跨越晚明、清初、清中期三个历史时段;与此相应,对这三个时段的学术思潮是否具有启蒙性质的质疑也产生了三种强有力的学说,即"中古异端说"、"正统儒家说"和"遵奉圣意说".通过从学理上严格辨析专制正统思想、中世纪异端与近代启蒙思想的本质区别,遵循"拿证据来"的史学原则,针对上述三种与早期启蒙主义相对立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可以对明清之际主流思潮的性质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     

作为书面语的晚清报刊白话文

作为现代白话文的前身,晚清白话文值得重视。尤其是二百多种白话报刊,在晚清启蒙思潮中,已然成为对社会大众最具影响力的白话读物。经由文言/白话、官话/其他方言、官话/模拟官话的抽样报刊文本比对,可以发现,由于方言的局限性,希望以官话统一全国白话文的努力于是成为晚清白话文的主流。不过,官话更接近日常口语,无法容纳新名词;同时,官话也仍然是一种方言,其中一些地域性的词汇并不具备通行全国的质素。因此,现代白话文还需从夹杂大量新名词的梁启超的"新文体"中有所借鉴,而从晚清的官话到日后的普通话书写,也需要经过词汇的选择和提炼。     

历史书写与记忆塑造(上)——古腾堡在近代中国

古腾堡印刷术传入中国之后,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不言而喻,晚清以来的很多文类,尤其是历史教科书、印刷史论述,都会提及古腾堡的贡献。这些文类对古腾堡印刷术及其与中国印刷术关系的再现模式,大致有三种。这三种表述从晚清开始发轫,在为人们认识和接受的过程中,却殊途同归为一种——古腾堡活字印刷术起源于中国。晚清民初的知识分子通过这样对古腾堡、对中国及欧洲印刷史的书写、联系和对比,为中国找到在过去与现代世界中的位置,并借此表明中国一直以来对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参与和影响,它应该进一步拥抱印刷资本主义与追求由此派生的现代性。此种对古腾堡印刷术的表述模式又延续在历史叙述中,进而又改变和形塑了中国印刷史的书写乃至近代中国关于印刷术的集体记忆。     

“他者”的想象——解读《巴黎茶花女遗事》对“西方”和“妇女”的构想

杜赞奇认为,民族“自我”大多都是相对“他者”而定义的.在晚清文人志士的自我认同和民族想象中,“西方”和“妇女”是他们指称的最多的“潜在的他者”.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对“西方”和“妇女”所展开的想象,不仅展现了作者书写异域文化的策略,也可让我们从中一窥晚清知识分子在倡导民族革新的过程中,如何通过“他者”来认知“自身”.     

从语言到话语：当代西方文论的反本转向

随着反本质主义思潮的兴起，传统“宏大叙事”模式开始瓦解，语言的透明性和启蒙的合法性问题在当代西方文化中受到了普遍质疑。当代反本质主义在对语言表述机制的重新思考中，解构西方文化中客体知识的启蒙传统，倡导从客体语言表述到主体话语实践的回归，并试图建立一种主体权力关照的文论话语体系。     

晚清时人对国家构成要素的思考和诠释

国家构成要素既是国家观的核心内容,又是国家观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晚清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对国家构成要素所做的深层思考和诠释,从根本上回答了构成国家的主体与核心以及国家最高权力的归属等重大问题,直接地推动了晚清国家观的变革,是晚清时期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是对古代王朝观及其所竭力维护的君主专制国家制度的进一步批判和否定,向广大民众进行国家思想以及由此而生的爱国心和社会责任感之启蒙过程,对当时最大限度地宣传、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投身于御侮雪耻、救亡图存之爱国运动中无疑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而这也正是当时中国社会所亟待解决之事。     

晚清域外游记城市公共空间书写的现代性意义

作为城市整体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公共空间体现出城市的重要特色。鸦片战争后,踏出国门的晚清国人拥有了更多体验域外现代城市的可能性,他们在域外城市中观察到大量具有开放、共享性质的公共空间,感受到这些场所为民众的公共生活、娱乐提供了选择的多样性。晚清域外游记书写的域外城市公共空间体验成为助推晚清国人获得现代性体验的重要途径之一。晚清域外游记在带给游历者愉悦身心体验的背后,凸显的是比较中西差距后产生的危机感,这让他们对何为现代文明有了直观清晰的认知,也促使他们对中国的现状进行反思。游历者把自己的文化欲望投射到域外城市空间的建构上,既是通过他者来言说自我,又为通向外界打开视窗。他们的域外游历被打上了深深的现代性体验印记,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意识起步阶段的真实状况。     

启蒙回转与审美召唤——关于晚清至五四时期的“文学”界说

自19世纪中叶以来,启蒙一直是中国未竞的事业,也是知识分子的主要追求,但审美在中国现代性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从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文学”界说表现出启蒙与审美的博弈,这种博弈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思考,也体现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复杂与艰难.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文学”界说的发展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文学定位从“经国新民“到“游戏的事业”,文学功用从“文以栽道”到“美术之文”,文学范围从“杂文学”到“纯文学”.“文学”界说的发展衍变体现出中国现代性带有内在矛盾性的发生发展.     

在知识男性与乡村女性之间:启蒙叙事的一个支点——《在酒楼上》《春风沉醉的晚上》《二月》《迟桂花》的互文性阅读

如果说,《在酒楼上》通过对吕韦甫与阿顺之间日常化、肉身化的两性关系书写来彰显启蒙知识分子身份的沦丧,那么,这一命题在其他三篇小说中获得了正面的表述。《春风沉醉的晚上》通过叙述我与陈二妹之间的认别来使我原本被忘却、模糊的知识分子身份渐渐明朗、清晰,《二月》则通过萧涧秋对文嫂、采莲的启蒙、救助来完成萧涧秋的自我角色期待。而《迟桂花》中翁莲的形象俨然是知识男性我的多重自我的投射物。乡村女性作为一个他者,不是被视为与自我完全疏离和断裂的,就是被作为自我的外在投射物。而这样的叙事策略实际上内蕴于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逻辑中。     

以墨学收回国魂——论辛亥革命前几年学者何以高度崇墨学

以往的研究,多以为墨学之所以在晚清得以复兴,是因为中国社会已发展到了迫切需要知识理性与科学技术的时代,中国人迫切需要知识理性启蒙。但通过对辛亥革命前几年公开发表的崇墨学论著的具体分析,可以发现,在辛亥革命前几年间已兴起了一定程度的"崇墨学"之思潮,而此思潮的兴起,就目的讲,本不为学术计,即不是从知识理性启蒙的意义上倡言墨学如何有开心智之作用,而是为政治计,即从"救亡图存"的意义上倡言墨学如何具有保国保族保种的现实意义与作用。     

从暴露到狂欢:晚清写实小说的叙事逻辑

居于大类的晚清写实小说在笔调与主观意图上仍基本立足于暴露,其所描绘的画卷也形象地再现出晚清社会诸多破裂镜像,体现出有晚清之小说特有的文学生态语境和话语维度。晚清写实小说在延续传统小说的批判立场之下,又传达出某种特质——狂欢。晚清写实小说的叙事逻辑首先体现为对狂欢化的描写,即对晚清现实社会景观的彻底暴露;其次是这种暴露背后的文化狂欢,即个体的宣泄与价值虚无;最后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狂欢。晚清写实小说在重构意识形态的抉择上还略显模糊与含混,但是其早于"五四"文学之于启蒙与审美的民间意识形态话语方式的突显却是极富启发性与现代性的。在中国近现代小说发展历程中,晚清写实小说在叙事话语建构、文学地理视阈、民族国家意识想象、文学边界意识等诸多方面均具有先导性。     

晚清外交官文学创作的一种界定:“使外文学”

在近代西方强权外交的背景下,晚清开始向外派驻使臣,这些使臣具有政治身份和文化身份的双重复合性,他们出使异邦,思考中外异质文化的文学创作,是近代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独特的文学现象,但学术界长期缺乏对此现象的整体观照。论文拟将晚清使外文臣的文学创作界定为"使外文学",以便从整体上对使外文臣的文学创作做出一个合理的界定。"使外文学"的异质文化书写,表现了创作主体在他者语境中自我认识的深化,并为国家文化形象的完善以及世界各民族的全球化融入过程,提供了独特的文学书写范式,应当在跨学科范畴中加强研究的力度。     

启蒙的兴起与主体的衰弱——《启蒙辩证法》再思考

启蒙哲学被看作是强调人的主体的哲学。然而,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启蒙的目的在于摆脱人对自然的恐惧,从而顺从自然,支配自然。在对理性的追逐和人的主体地位的树立中,人的自我持存与自我毁灭并存,自我牺牲与欺诈导致了主体的分裂,因此,启蒙运动是一场导致主体衰弱的过程。尽管如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这一思想,不应被看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思路,因为他们并没有放弃主体和客体的框架,其对启蒙的批判,只是要完善启蒙的思想,而不是彻底颠覆启蒙。     

论晚清小说兴起的内在理路

晚清是中国近代小说形成的关键时期,它创造了一个作者和读者共同参与的"公共话语空间",①用以宣传启蒙价值.文学之"美"在商业之"利"和启蒙之"用"的夹击下被消解殆尽的同时,却也一并"塑造"了晚清小说的基本面貌,而它们的共同指向只有一个--读者.     

从支配到和解：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启蒙主体的批判与重构

20世纪以降,法兰克福学派以《启蒙辩证法》的启蒙语境为逻辑原点,探寻启蒙主体从病态的支配性到与自然、他者、自我逐渐和解的艰辛历程,从而提出了关于启蒙主体的不同批判指向与重构方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描绘出批判精神、平等交往、承认他者等新型启蒙主体的三维解放图景。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推动启蒙主体的交往模式转型,霍耐特则将启蒙主体与他者的和解建立在为承认而斗争的规范基础之上。法兰克福学派三代学者对启蒙主体的批判与重构,在回应时代问题的过程中重释马克思主义,但由于其逐渐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视域,所以其理论的现实性一定程度上被其方法论的妥协性和空想性所消解。     

晚清启蒙思想的传播困境与小说的兴起

随着晚清报刊在中国的兴起以及中外政治文化交流的日渐加深,从传播角度分析、解决中国政治问题成为维新派政治改革思想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在这一思想直接支配之下,小说由为正人君子所不齿的小道一跃而成为文学之最上乘,被晚清各派视为思想观念的最佳传播工具而在政治、历史、道德等方面被赋予了种种现代性内涵,但晚清却因此成为中国小说史上最缺乏艺术性的时期之一,粗制滥造、缺乏艺术感染力是这一时期小说的共同缺点,并没能成为解决晚清启蒙思想传播困境的有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