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隋出自山东寒庶

隋王朝的统治者杨氏一直标榜其祖籍为弘农华阴，先祖为汉魏之际头号门阀士族弘农杨氏。但大量史实证明，杨氏出自山东寒庶，家族的发迹主要靠西魏大将军杨忠屡立战功，以军功成为关陇集团核心成员，奠定了扬隋帝业的基础。西魏、北周上层统治者通过赐姓、改易都望这一集团政治行为，伪冒士族，杨氏堂而皇之成为“弘农杨氏”、“武川镇将”。关陇集团胡汉混杂，士庶莫辨，虽有门阀化趋势，但隋时门阀制度已被度除，门阀只是留存于社会观念及婚姻习俗中，杨隋并不代表门阀利益的政权。     

明代的家族文化积累与科举中式率

明代初期承继元朝传统,有"儒户",那是正宗的职业科举家族,享受着特殊的保护政策,在科举考试中有着明显的优势.家族教育准备充足与否,特别是能否找到擅长的一经,应是形成科举家族的一个直接因素,明代宁波杨氏家族凭借<易>经屡屡中举,再现了东汉以来"一经传家"的神话.科举竞争的高度激烈,也是影响家族中举率的核心因素.晚明以后,杨氏家族科举竞争力明显下降.对那些科举准备不足的小家族来说更是困难,如晚明嘉兴平湖的赵维寰经历了十科会试,均以失败告终.     

宋代王审琦家族兴盛原因述论

王审琦是北宋初年著名的军事将领 ,因推戴赵匡胤“黄袍加身”而成为北宋王朝开国元勋之一。王审琦以军功起家 ,其子孙以恩荫、科举及与皇室联姻等手段 ,维系家族世系不坠 ,使其家族在其他军功望族多已衰落沦丧之际 ,还能够兴盛达二百年之久。直到南宋初年 ,其家族才彻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北宋宰辅的家庭出身及入仕途径分析

北宋作为贵族政治的没落时期 ,其最高级官员宰辅的家庭出身呈多元化趋向。一方面虽然中央官员的后代所占比例仍较大 ,但出身社会中下层者也开始占据高位 ;另一方面 ,宰辅的入仕途径则愈益集中于进士科。析其缘由 ,约与北宋实行重文轻武政策 ,并以较为完善的科举制迫使官宦子弟遵循一定的入仕模式相关。是制度、社会与士人的良性互动使北宋高级官员家庭出身的相对平民化有了可能。     

两宋刑部尚书人员结构考述——以判刑部、刑部尚书为中心

两宋时期判刑部、刑部尚书共162人。在籍贯分布上,北宋较为分散,以神宗朝为界,有一个由北到南的转移;南宋则相对集中在两浙、福建、江南3路。在入仕途径上,以科举出身者最重,占七成之多,其中又以进士尤盛。但没有"明法科"或"新科明法"出身者。就家庭背景而言,官员家庭者有部分出于司法世家,布衣家庭者在担任刑部尚书前,也大多有着司法历练。布衣家庭出身者比例略高于官员家庭。这种状况反映了寒门庶族由科举走入仕途,迅速成长为新的政治力量。这与门阀士族时期的政治格局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试论明代恩荫制度

恩荫又称“任子”、“荫子”、“门荫”,是封建政府根据文武官员的职、阶高低而授给其子弟或亲属以官衔或官职的制度 ,是封建社会中官僚阶层拥有的一种政治特权。明代恩荫制度既是对唐宋恩荫制度的承继 ,又依据本朝政治制度作了适时的变通。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特别是在选官上的影响是很大的。一、明代恩荫的承袭规定明代实行恩荫 ,最早见于洪武三年 (1370 ) ,到洪武二十六年 (1393)遂成定制。主要表现在文官、武官子孙的承袭、品秩、俸禄、入仕等各个方面 ,其中承袭制是明代恩荫制的基础。(一 )文官、武官子孙的承袭规定明朝初年 ,…     

进退之际:唐代士族与科举取士制之关系及其影响

科举为唐代入仕和迁转高品官之正途,士族凭借其在政治势力、社会地位、文化条件、教育氛围、经济基础和居住地域等优势,利用体制漏洞,在科场中获取远多于庶族的好处.科举取士制既促进了唐代士族由经学世家、武力强宗向文学家族的转变,也使其家族价值观念由重门第转向门第、科第兼重.短期来看,科举对士族家族的衰落具有延缓作用,长期而言,却对士族家族的衰亡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论北宋时期之崇道及其对官员的影响

北宋时期,自宋太宗开其端,到真宗和徽宗时期,掀起了两次道教崇奉的高潮。这两个高潮的出现,对北宋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对北宋官员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官员的科举入仕,官僚队伍的消长以及官员的升黜等。 北宋王朝的科举考试中,本来没有道教经典的掺入。宋初的科考项目有下列几项: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其考试内容:进士,诗、赋、论各     

嘉道时期广州高第街许氏房产契约研究

嘉道年间,广州高第街许氏家族购置房地产建设"许地",是从广东澄海许氏进入广州业盐的第二代徐赓扬开始的。许家的致富,与鸦片战争前后参与官府围剿海盗、抗击英国入侵等行为连在一起,并因此成为红顶商家。通过不断购置高第街荣华坊和居仁坊等房地产,到第三代许祥光时修建了家庙,又通过科举入仕进入大户行列。"许地"的建立,既与许氏在嘉道年间从社会剧变中获取政治资本、科举入仕有关,也与其商业经营有方有关。     

唐中后期的官僚家族与科举——对孙逖家族的一种考察

对唐代孙逖家族的深入细致考察,使我们注意到唐代官僚子弟的入仕方式在元和前后发生了较大变化,从制举与门荫结合转向以科举进士为主。入仕方式的改变带来了激烈的圈内竞争,加剧了官僚阶层的变动,导致唐代中后期新兴官僚家族在思想观念上呈现出向山东旧族价值观靠拢的倾向。两者从最初的矛盾、冲突、对立逐渐走向融合,代表了士人向官僚转变的最终完成。     

门客与宋代科举文化

士人以门客的身份参加科举考试是宋代科举文化的突出特色。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宋代特殊的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恩荫、牒试等制度。这些优惠政策赋予了皇亲贵族特有的荫补权利,由此也惠及了他们的门客,许多士子借此通过科举考试并踏上了仕途。但为了获得门客资格参加科举考试,有些士子便四处冒名、请托,又衍生了许多流弊。     

清末社会趋动变迁刍议

社会趋动军人化是清末社会变迁的显著特征,近代军事职业在联接民官之路中地位的突出,使从军行伍的社会价值评估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随着科举制的废止,“士”与“兵”的角色地位亦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变动。本文拟就清末社会流动中科举与行伍的消长,及其对传统士人和近代军人两大社会群体角色的影响谈几点粗浅的认识。一科举制是中国传统社会流动的基本途径,虽然行伍入仕与科举入仕具有殊途同归之处,但在儒家为文化正统观念和士为四民社会之首的社会结构中,行伍入仕并不具有普遍意义。鸦片战争以后,“西力东侵”与“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产生…     

谈休宁状元博物馆藏乾隆御赐“福”字及相关史料

中国科举取士制度创立于隋代,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明确谕令停止科举,推行学校教育,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终被废除。科举制度在唐宋时期得到逐步完善,“重文轻武”并成为宋代的基本国策。在徽州,宋以后儒学的兴盛,使的府学、县学、书院及私学发达,徽州科举入仕蔚然成风,科举及第的人数众多,据有关资料统计,徽州在明清两代进士近千人,历代状元有24人之多。     

论元代延祐科举的意义

延祐科举的恢复令广大士人欢欣鼓舞,改变了从吏进的入仕方式,对于馆阁文风的成熟有着重要影响。延祐首科得人之盛,引发了极大的示范效应,引导着天下学风与文风的走向。元代游士盛行,某种意义上说是取消科举后,文士入仕无门造成的奇特现象,成为元代一道独特的风景。延祐科举拯救了新生代文人的科举梦,同时也避免了他们重复老一代文士的遗憾,对于广大文人心态产生了巨大影响,并进而改变了元代中期以后的文学面貌。     

宋代外戚恩荫制度浅论

恩荫又称门荫、恩补、世赏、任子等 ,恩荫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朝廷按照权贵的政治地位授给其子孙亲戚官职的一种优惠制度 ,外戚是最主要的受惠群体之一。我们通过对宋代外戚恩荫制度的探讨 ,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更深刻地认识宋代的选举制度和宫掖外戚制度。但遗憾的是 ,截止目前史学界尚不见一篇专门讨论宋代外戚恩荫制度的论文发表 ,而仅在有关专著的个别篇章中对之略有论及 1。笔者不揣浅陋 ,试对之作一些浅论 ,冀补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之断栈。　　一、外戚荫补的定例和特恩例宋代的外戚又称戚里、国戚、外姻、近戚 ,是指三后 (太皇太后、皇…     

试论宋代的恩荫制度

恩荫,又称作门荫、任子、荫子、恩补、荫补等,作为选举制度的一种,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官僚享有的一项制度化的特权。恩荫制度初起于两汉,延绵至清末,“然未有如宋代之滥者”。关于宋代的恩荫制度,国内尚未见专文论述。日本宋史专家梅原郁先生在日本京都大学一九八○年的《东方学报》     

入关前八旗蒙古科举考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必不可少的政治制度,清代延续了这一制度。入关前,皇太极改变努尔哈赤轻视文人的政策,以文治天下,大兴科举,分别在天聪八年(1634年)、崇德三年(1638年)和崇德六年(1641年)举行了三次考试,史书中也留下大量科举取士的记录。作为满洲的重要同盟者——八旗蒙古,也曾积极参与科举。许多底层的八旗蒙古人,凭借科举博取功名,并顺利的入仕。     

北宋三衙的地位、待遇及其政治作用

北宋三衙在俸禄、恩荫、礼制等方面始终享有较高的待遇 ,但其政治地位却以仁宗朝“庆历新政”为界 ,经过了由低重新趋高的变化过程 ,中经英宗、神宗、哲宗三朝 ,至徽宗朝达到顶点。不过 ,由于北宋以“重文轻武”为国策 ,严禁武人干政 ,其作用被严格限制在军事领域 ,参政、议政权基本上被剥夺。但由于三衙处于统领京畿禁军的特殊地位 ,其在皇权更迭的政治斗争当中亦不可避免地发挥着难以低估的影响。特别是从仁宗朝之后 ,往往是与宰相同心协力 ,有利、有节地发挥了其握有军事实力的威慑力 ,多次起到了稳定当时政局的良好作用。这是北宋政治运作趋向文明化、理性化的重要体现之一。     

两汉世家大族兴衰规律探析

两汉时期,世家大族的形成、发展与衰落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游学、入仕、建功、置田、联姻等都是世家大族兴起的重要手段,而其衰落有时是瞬间的,比如政治斗争失利、攀附权贵失败等。但总体而言,在世家大族的发展中,家族文化的影响是关键的,如果一个家族中没有通经大儒,其发展就会渐趋衰落。     

多元宗教文化背景下的回族认同——以泉州陈埭、白崎回族为例

今天泉州晋江市陈埭镇、惠安县白崎乡及周边地区居住、生活4万余丁姓及郭姓回族,他们是宋元时期移居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后裔。由于元末战乱、明政府实施同化政策、大量回汉通婚、丁氏家族“读书入仕”等原因,这部分群体开始融入地方汉族主流文化。现在他们中90％以上人口已失去伊斯兰教信仰,但他们仍有回族认同意识。特别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民族识别及70—80年代重申陈埭及周边丁氏、郭氏群体为回族,曾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如何认识民族与宗教（即回族与伊斯兰教）之间关系,成为现阶段影响回族认同的一个重要问题。泉州陈埭丁与白崎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元宗教文化背景下回族认同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