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及其解释框架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权力全面渗入乡村,传统乡村政治秩序重置;改革开放后,村民注重个体与家庭利益,集体合作意识消退,难以进行动员,乡村秩序建构出现困境;现阶段,在重拾乡村文化价值、传承乡村文化传统上,乡村秩序出现了一些新的时代特征。文章在社会记忆视角下,从社会—文化、政治—权力层面进行分析,认为前者指向“乡村文化传承”、后者批判“乡村文化风险”,看似矛盾,实则从不同层面探求乡村文化重建的路径。由此,厘清社会体制、文化习性和基层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中国乡村社会秩序变迁及其内在逻辑持有清醒认识,有助于中国乡村政策的合理制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精准实施。     

对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良性运行的几点思考

乡镇行政权力与村民自治权利间的关系为社会所关注。当前我国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之间存在的"过度自治化"和"附属行政化"两种倾向,本文从压力型体制下的乡镇政府强权、乡村治理法制建设缺陷、乡村既得利益群体阻挠、村委会双重角色失衡等角度剖析其成因,提出完善法律、明晰乡村权责、明确村"两委"职能划分、培育民间自治组织、改革乡镇干部任用考核办法、调整政策和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高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素质等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支撑。     

再论文化产业正义:文化产业权力与权利

文化产业权力与权利是人、社会和国家权力与权利的延伸和表现形态,有着塑造人、社会、国家的功能。宪法对国家和公民文化权利的规定,建构了文化产业权力和权利的基本关系,构成了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产业权利最核心的正义关系。重建文化产业发展的公民、社会和国家的权力和权利关系,在建立和树立实现市场经济正义的同时实现文化产业正义,从而使得"文化产业正义"成为"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正义体现,用公平、均等的文化产业权力与权利观,建构中国新文化产业正义观和新的国家文化安全观。     

论乡村社会和谐的体制保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农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沿阵地,没有农村的和谐就不可能有全社会的和谐.由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使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同步,我国当前应从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健全和完善和谐乡村中的村民自治制度;构建促进社会和谐的乡村文化体制;构建城乡衔接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入手,来构建乡村社会和谐的体制保障.     

村民公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影响之实证分析——来自江苏和贵州农村的调查

村民公共参与指村民通过参与社区公共生活,影响社区公共权力运作的行为。调查显示,由于受媒介接触、人际关系网络的影响,村民公共参与呈现出"社会性参与热情而政治性参与冷漠"的两极分化趋势。通过交互分析发现,村民公共参与的所有变量与乡村治理绩效均具有显著性相关关系。进一步的多元回归分析则表明,村民公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具有正向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力度很一般。其中,政治性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较大,社会性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较小,这一结论对我们寻找乡村治理绩效的提升路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代华北乡村家庭关系的变迁与变异——基于一则家事纠纷的分析

受到了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冲击,在当代华北乡村家庭关系中,一方面,家庭成员逐渐摆脱了对家庭共同体的绝对依赖关系,成为平等和独立的个体.平等、民主、以夫妻关系为“主轴”等新型家庭伦理观念日益成为构建乡村家庭关系的指导原则.另一方面,乡村传统伦理型家庭关系出现了代际间非对称性的权利与义务观念,甚至子辈可以对父辈做出各种不敬行为.     

乡村非正式组织与新型权力文化网络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乡村"权力文化网络"遭到破坏。乡村非正式组织作为"权力文化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乡村社会转型、社会分工以及乡村现代化的发展等原因而得以再生。由此,通过对乡村非正式组织进行结构功能分类,探索乡村非正式组织建构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可能路径。     

文化网络、科层控制与乡政村治——以村庄治理权力模式的变迁为分析视角

村庄治理权力模式受制于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二元关系.并以其构成单位的来源、构成单位的组织形态与权力的运行规范三者为身份标识.文化网络模式是准社会自治阶段"经纪统治"的产物,社会性赋权是其根本特征.科层控制模式是管理型治理阶段人民公社制度的产物.它以行政性赋权为根本特征.乡政村治模式是准合作治理阶段村民自治制度的产物.它以行政性和社会性双重赋权为根本特征,展示了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态势,亦展示出村民参与不足和社会自治生成不完全情况下准合作治理推进中的诸多障碍和难题.     

权利域中的权力制约: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自由主义解读

自由主义面对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共生中的权界冲突性于不同时期提出了不同主张并付诸于实践:传统自由主义显示了权利的傲慢与权力的卑微;现代新自由主义进行权力提升式纠偏,却陷入了国家干预主义的权力扩张困境;当代自由主义权利复归下的分歧犹在,但面对现实的折中已是必须。不断地自我否定是自由主义寻求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实践合理性的具体呈现,权利域中的权力制约是自由主义构建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基点所在。实现权利与权力关系具体性与历史性的有机统一,才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的乡村关系调适

随着社会结构性转型的加速,传统相对单一、封闭的乡村变得更加多元、开放,迫切要求治理重建和农村基层管理创新。各地开展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表明,在乡村社区重构管理与服务平台,建立新型的乡村社区管理与服务体制,给传统的乡村关系增添了新的变量。在国家权力和村民自治权力的博弈中．组织重构使乡村关系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从长远来看,未来的乡村关系的发展趋势将走向合作共治。     

从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看村民自治的未来走向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审视村民自治,村民自治是平衡农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有效形式;要实现国家与农村社会的良性互动,就要完善现有的乡政村治格局并使之日趋合理：扩大乡镇民主,软化乡镇权力;完善民主自治机制,提高村民自治能力;培育和发展乡村民间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内洽性研究

基层社会管理是我国整个社会管理的基础。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已大大超出了原本村民自治场阈,对既有的村民自治制度提出了治理事务、治理人口、治理组织上的三大挑战,为此各地在乡村关系和村级组织架构上作了一些因应性制度变革。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背景下的乡村制度变革应以厘清基层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相互关系、还村民自治以本来面目为正当性依据,而不应成为新一轮行政权力扩张的理由。依此评价当下的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一种是厘清、加强和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内"创新,一种是侵害和动摇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外创新"。     

权力的文化网络现象的当代体现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出现在华北地区乡村治理中的权力文化网络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治理中"重现",这一现象的出现源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社会自治组织的不完善和自治职能发挥的不充分等。权力的文化网络在当代社会治理中具有新的特征和意义,在短时期内有发展的趋势。但权力的文化网络并非理想的社会治理模式,必须高度注意其负面功能,最终需要建立国家和社会合作共治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行政许可的学理分析

行政许可是平衡公益和私益的一种管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事务的手段。就行为的性质而言,行政许可是具有核准性质及特征的行政行为;从制度的逻辑起点分析,行政许可以公益与私益的平衡为理论基础;行政许可规范化的目的在于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理性化,因此,合理配置权力与权利为行政许可立法的重心。     

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权力重组与关系演变

乡村权力结构问题是我国农村建设的重要课题,也是研究乡村社会的重要视角。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地区权力结构经历了多次的重大变革,对农村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前,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央政策的支持,城镇化在我国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乡村权力结构在城镇化浪潮的影响下,处在一个"二元权力"为主、权力多元化趋势的形势中。然而,乡村社会只有在一个优化的权力格局和关系中,才能真正的对乡村各个权力主体共同利益的实现起到积极的作用,更能切实的改善农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促进我国乡村社会的长久健康发展。     

乡村治理中法律与习俗的统合研究

法律与习俗的统合符合乡村治理形式合法与内容合理的内在要求,理性主义、法律多元主义、社会惯习命题分别为其提供理论前提与支撑,法律与习俗不仅同秩序、村民意识共同作为乡村治理的三维内在要素,且分解制约着乡村权力,并为主体权利的产生及实现提供条件。辅之以实证研究,以权利为基本范畴,在妥当区分法律与习俗基础上,对习俗给予现代性检视,并运用体系思维进行统合,以促进乡村治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地发展。     

关于村庄权力扩展性的讨论

构成当前村庄权力基础的因素不再是传统社会的权力"文化网络",也不是人民公社时期的权力"组织网络",而是权力的"利益网络".问题是"利益网络"不能构成村庄权力稳定的基础,其要害在于单纯利益关系不能构成有效的社会关联.正因为这种有效的社会关联的缺乏,致使村民失去了对乡村干部和社会地痞的抵御能力,无论是行政的村庄权力还是自治的村庄权力,都难以解决这个问题.如何应对当前村庄权力利益网络这一事实,如何建构村庄权力的合法性,将成为农村可否保持稳定秩序的关键.     

社会角色冲突视角下村干部腐败的发生机理与治理对策

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使村干部脱离行政权力结构,成为村民自治权力的重要行使者。现实中,村干部扮演着政府意志执行者、村民利益维护者、家庭利益实现者三种重要社会角色,而集三种角色于一身的村干部经常处于角色冲突的尴尬处境中,并且在角色的相互冲突中产生腐败行为。目前,试图通过全面推进村干部"专职化"或者"公职化"来解决因社会角色冲突引发的腐败问题并不现实。在承认村干部社会角色冲突客观存在的同时,必须采取有效管用的措施来加强对村干部腐败行为的治理,具体对策包括:建立健全村干部责任清单制度、加大对村干部权力行使的监督力度、加大对腐化堕落村干部的惩处力度、提高与村干部责权利相匹配的待遇水平。     

乡村治理秩序的困境与重构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我国的国家权力逐步退出乡村治理的舞台。然而,作为"历史记忆"的乡村自生秩序在现代转型的浪潮下逐步瓦解,我国的乡村治理秩序陷入失序的危机中。具体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农民利益诉求的制度化输入不足,公共权力流转于"村头官僚"与村庄精英。重构乡村治理秩序必须发挥国家、社会、市场三方力量的共同作用:国家供给制度,社会组织承载村民自治,市场机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清初知县乡村治理特点研究

知县施政的理念和实践是影响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理应成为我国传统乡村治理文化的组成部分。清初陆疆、内陆、海疆三类知县的乡村治理,尽管带有鲜明的区域特性,也影响到个人的施政特点,但是总体而言,知县乡村治理"统域"与"自域"的历史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清初基层官府与乡村社会的基本关系,客观上成为社会主义村民自治建设的历史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