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优化机制——基于合作博弈的视角

随着中国农村各种社区性、经济性和社会性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乡村治理出现了政府之外的多元治理主体,它们必然要求参与权力、经济和社会等资源的分配.如何在进一步完善多元乡村组织自身发展的基础上,把新兴组织纳入到体制内,建立乡村多元组织制度化的参与渠道和合作博弈机制,形成多元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合力,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     

关联博弈视角下的农户合作经济组织治理研究

我国的农户合作经济组织是作为一种政府推行的外生组织制度嵌入到现实村庄中的,由于农户合作经济组织的构建是基于村庄的,因此村庄的社会结构将成为农户合作经济组织运行的背景,村庄的社会关联(Society Correlation Degree)将深刻影响农户合作经济组织的运作。从结构角度测定村庄社会关联度,可以将我国村庄分为宗族主导型村庄、家庭联合主导型村庄和原子型村庄三类,并通过构建村庄和农户合作经济组织之间的关联博弈,提高村庄社会关联度,以上三种类型村庄应分别采取依靠宗族组织约束,建立家庭聚合责任和塑造多利益联结体的组织治理机制。     

合作治理模式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博弈分析

在合作治理模式中,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动实际上是与其他治理主体合作与竞争、交流与互动的过程。作为独立的利益体,各主体间必然存在相应的利益分割。因此,各主体间的互动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博弈过程。基于演化博弈论的思维构建起社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开展社会治理的演化博弈模型,设置相关的博弈参数,具体分析社会组织与其他主体在演化博弈结构下的关键环节与策略选择,进而可以寻求阻滞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治理结构的绩效评价

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处于发展初期,管理不够规范,运作质量不高.少数人(股)控制、机会主义行为、"搭便车"现象、原子化农民合作带来的高昂交易成本等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治理结构的绩效从制度与非制度的统一、理论与实际的统一、经济与社会的统一等多方面、多角度进行评价,对于今后农民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具有积极的作用,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有助于实现农民增收与构建农村和谐社会,能够促进塑造新型的农民文化和提高农民的政治素质,促进新型乡村治理机制的形成与完善.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与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研究

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是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重要内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提高农民的民主素质、培育农村社会资本、担当农民的利益代言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完善村民自治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是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中实现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载体。为扩大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途径,需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乡村精英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影响

乡村精英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中的多元参与主体之一,对组织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主导特征,可以说乡村精英领导着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乡村精英的领导能力尤其是信息处理能力、市场经营能力、组织管理能力、资源协调能力促进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动力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振兴具有相互促进、互助共赢的内在逻辑关系。在“三新”实践中,常出现因缺乏对“三新”思想理解从而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效益不高、发展方向与方式不明确;资本逐利性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出现偏离与异化;经营管理机制不健全、不合理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能力不足等问题,致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助力乡村振兴时陷入困境。为克服这些困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系统性引导乡村发展综合性产业,并将产业发展嵌入本地生态与乡土文化,创新经济增长点,倒逼乡村生态、文化价值观念重塑;以“三变”改革促进参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户成为利益共同体,建立内部化收益、成本、风险保障、考核、监督、激励发展机制,结合乡村非正式制度,有益于乡村产业顺利发展,生产生活有序进行,农民权益得到保障,更稳定、更多地分享收益;搭建与其他组织协作发展平台,实现城乡融合、要素互通,促进产业发展、乡村有效治理。     

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障碍研究

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我国在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问题上面临着许多的困难,致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起点低、规模小、发展慢、不规范、巩固难。这些困难不仅缘于自然条件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特征和市场发育程度,而且更多地缘于思想观念、传统文化、发展环境、政府行为特征、农村组织体系和农民的文化素质。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博弈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农户和企业家之间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以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能否得以发展以及发展的影响因素。首先分别计算了博弈参与人在各种策略组合下的支付函数,进而求出博弈可能的纳什均衡;在此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影响专业合作组织得以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影响因素。最后基于研究结果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论独立董事制度与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治理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治理问题是一个全面系统的问题,需要从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入手解决。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治理中的监督机制为视角,可将独立董事制度引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治理结构中,并根据独立董事制度的独立性和外部性等特征,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治理提供制度供给,以期从内外两方面解决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中存在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并达到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良性发展以及保护农民的权益的目标。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与农民增收

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经历了早期的痛苦磨练和原始积累后已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的积极作用也开始显现.应该说,正是因为有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引导,才改变了农民在市场竞争中的弱势地位,也使农民增收有了实现的可能.基于黑龙江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存在的缺陷,我们必须不断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并在发展和壮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过程中助农增收.     

农民合作的博弈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和农村经济运行经历了农业合作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两个阶段。这两阶段体现的分别是合作与不合作。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现阶段农民合作主要是农民在农业商品交换的过程中,为了抵制中间剥削,加强自我保护,提高市场谈判地位,自发建立起来的联合从事农产品生产、销售为主要内容的合作经济。农民合作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大市场与小农户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文章通过博弈分析试图揭示农民合作、不合作的原因,指出农民合作是解决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运行发展一系列难点问题的有效办法。     

新时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治理的理性思考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维护和发展农民权益的主要载体,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依托。组织治理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治理上存在先天不足和后天弥补缺位的问题,在组织治理的路径上,应贯彻对内公平与对外效率的新理念,同时发挥政府服务作用和市场激励作用,治理外部环境优化与内部组织制度创新同步进行,创建利益联结与关系产权协调等机制。     

论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我国农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产品市场由过去的卖方市场变为今天的买方市场。伴随着农产品市场格局的变化,我国农产品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农产品滞销,价格持续低迷,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象愈演愈烈。如何引导和组织农民发现市场,进入市场,适应市场,是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面临的重要课题。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大力支持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努力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加快我国农业的市场化进程,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与乡村治理

乡村社会治理就是以村民自治为核心,通过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的并行发展,把农民利益最大化作为根本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当前,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出现,对于乡村治理的文化成长、社会资本建构和运作绩效有着较为消极的影响。为有针对性地提升乡村治理的实效性,须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新媒介赋权视角下公益组织助力乡村治理策略研究

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形势下,作为乡村“善治”的载体之一,公益组织在有效嵌入并助力乡村治理的实践中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以公益组织助力乡村治理的实践为基础,跳出“国家-社会”关系的结构叙事,回归公益组织行为和过程分析,在新媒介赋权视角下构建“身份—策略—结果”的分析框架,并归纳公益组织实践中呈现的助力策略及其行动逻辑,可以发现：新媒介赋权策略选择主要是回应项目落地、助力达成过程中,公益组织在乡村治理场域社会关系网络中身份的动态变化;通过新媒介赋权信息、表达与行动,公益组织得以从无权的边缘观望者,成为获取认同和权力的骨干行动者,以及获取持续性影响力的隐性参与者;从赋权自我到赋权他者、从技术赋权到社会赋权是公益组织利用新媒体助力乡村治理策略的总体特征和逻辑。     

农民合作视角下的乡村环境保护:合作化运动中晋东南的历史经验

乡村环境保护是我国农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本文从农民合作的视角出发,基于20世纪50年代晋东南地区合作化运动的丰富历史资料,来考察农民合作促进乡村环境保护的微观社会经济机制。这种微观机制,一方面表现在农民合作所带来的要素配置效率改进,可以从原本内卷化的家庭农业中调配出相当数量的劳动力从事植树造林和兴修水利工程等有助于环境保护和防止水土流失的活动;另一方面还表现为经由农民合作所形成的社区认同、关键行动者的带动作用以及约束性的制度对乡村环境保护的持久激励。     

新内源式发展视角下农民参与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因素研究

培育农民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理念认同,提高农民的数字素养,进而建立广泛而有效的农民参与,激活数字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然而,农民无意参与、无力参与、无序参与成为现在数字乡村建设中面临的重要难题。基于此,本文根据新内源式理论,构建农民参与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因素概念模型,运用分层回归和SEM模型开展实证研究,探讨农民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文化程度、数字素养和数字环境会对农民参与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外部动力(政府支持、市场投入和城乡融合)则需要通过数字素养和数字环境间接作用于农民参与的提升。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搭好台”——营造良好数字环境、“唱好戏”——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拉好客”——凝聚多方力量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