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列传研究的新收获──读《弘治帝》

明帝列传研究的新收获──读《弘治帝》李正中明代共有十六帝，建国以来对明朝开国皇帝朱元津和亡国君崇份的研究硕果累累，但对明孝宗的研究却停留在一般的叙述和介绍。由《历史教学》杂志副主编李梦芝同志撰写的《弘治帝》则填补了这一空白。该书共分“嗣位多厘革”、“...     

庐陵王刘义真之死与刘宋初期之政局——从一个侧面透视晋宋之际士族与寒门的斗争

424年,刘裕安排的顾命大臣先后废杀庐陵王刘义真和少帝刘义符,造成了刘宋初年的政局动荡.在顾命集团"废昏立明"的政治借口下,隐藏着刘宋初期统治集团中士族与寒门的激烈斗争.顾命大臣的主要人物如徐羡之、傅亮、檀道济等,皆出自"次等士族",在文化上则未充分玄化,非名士阶层,这在东晋以来的士族文化风气中自然遭受鄙视.晋宋易代,他们追随刘裕,参与造宋,因而位列宰臣,为士族社会所不满.刘裕次子刘义真为当时皇族子弟中受士族文化熏陶最深之人物,与高门士族中任诞清流名士代表谢灵运、颜延之等以文义相交,而谢灵运等则借助刘义真的夺嫡之势,形成一个对抗顾命集团的政治集团.刘裕死后,刘义真及其集团人物皆被贬斥,他们自然颇有怨言,因而受到"构扇异同"、图谋不轨的政治攻击,此乃刘义真之死的根本原因.     

宫廷文学与市井文学——从一个侧面看南朝诗歌的发展趋势

<正> 南朝的诗坛日趋于缩小,时至梁、陈,便几乎成了宫廷的一统天下。当时大多数诗人都聚集于宫廷,余下的个别游宦诗人,只仿佛是诗坛的游兵散勇,并不足以自成局面。于是,宫廷诗歌便独擅诗坛,盛行一时。梁简文帝为太子时,东宫出现了所谓“宫体”,而“宫体所传,且变朝野”。梁、陈因此也就成了宫廷文学的时代。然而,在这个局面形成之前,来自市井的流行歌曲曾一度风靡诗坛。它们绮艳的歌词、柔曼的演唱和丝竹乐哀宛动人的伴奏,使所有的诗人都为之倾倒。不论是寒士、贵族,还是皇帝,一时都成了热情的观众和热心的仿效者。如宋随王诞和大臣臧质便曾分别依照城市中少男少女的行     

试论北齐文宣帝高洋之政治措置

北齐文宣帝高洋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他不仅是北齐政权建立者,而且在选官用人、制度建设、军事征战等方面,都表现出杰出的政治才能.他的重大成就主要表现在敬儒兴学、关注民生、整顿吏治,制度建设、军事征战等几方面.     

梁武帝与“水陆缘起”

<正> 在中国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皇帝,有纵情声色犬马的,有励精图治、大有作为的,有谨慎守成、勤于政务的,有平庸无所作为的。而“以佛化治国”以至“怪僻”到一再跑到佛寺里舍身为奴的,却只有一个,这就是南朝梁武帝萧衍(公元464——549年)。他是南朝梁代的创立者(公元502——549年在位),如果将他正式称帝前实际已操纵前朝齐政权的时间算     

殷人信仰世界中的“帝”及商周时期“帝”观念的演变

“帝”是殷人信仰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甲骨卜辞中“帝”与气候现象、社会人事等客体的关系来看，“帝”是殷人对客观存在的无形力量的抽象概括，“帝”具有不可预知性，只能通过占卜去揣测所谓“帝”的意旨。与“帝”同时存在的还有其他自然力量和先人力量，殷人只祭祀有形存在的力量，对“帝”这种纯粹无形的力量只占卜不祭祀，“帝”也不是商朝存在的决定性力量。周代殷后，对“帝”进行了人格化改造，使之成为建立周政权的决定性力量，但“帝”也不是周人的保护神，“帝”或“天”仍然表现出强烈的客观力量的特征，但人也不是无能为力的，通过勤勉修德就可以获得“帝”的眷顾，拥有天命。商朝晚期先王有了“帝”称，西周时“帝”成为政权的决定性力量，战国时有三皇五帝的传说，“帝”开始向人王发展，战国中期秦昭王和齐湣王互称为帝，直至秦王政统一后专称皇帝，“帝”最终完成了由客观存在的无形力量向人世间最高统治者的转变，但其客观力量的内涵始终没有改变。     

变夷从夏——五胡政治观念实践分析

学人喜欢用一种华夏主义的眼光来安置和评价胡人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和特性,却忽视了胡人的历史特质以及对汉人观念的冲击乃至颠覆。胡人在汉人的帝王之间加入了一个新位阶,从而构成了王→天王→皇帝三级序列。汉人说"胡人不能为帝",结果五胡十六国彻底否定了这个命题。胡帝入主中国的过程,不仅是学习和融入中华文明体系的过程,同时也是反思和修正中华道统谱系的过程。胡人观念影响中国思想的方式是实践而非思辨。胡人观念对中国思想史的最大贡献是,证明了皇权主义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开放性政教文明体系。     

“皇帝”称号的由來和“秦始皇”的正式称号

一、“皇帝”称号的由来 “皇帝”二字最早見于尚書,呂刑称:“皇帝哀矝庶戮之不辜”,“皇帝清問下民”,郑注誤以皇帝为顓頊为帝堯,孟子赵注謂“帝为天”是对的。詩正月称:“有皇上帝”,皇矣称:“皇矣上帝”,毛溥訓皇为大。論語·堯曰称:“敢昭告于皇皇后帝”,集解引孔注訓皇皇为大。宗周鐘称:“唯皇上帝百神”,师詢簋称:“肆皇帝(毛公鼎     

军队与2世纪罗马帝国

2世纪罗马帝国繁荣昌盛,国力鼎盛。考其原委,军队的稳定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其间,由于“五贤帝”治军有方,并让军队忙于战争,远离政治纷争,使帝国没有因军队发生动荡与动乱。安东尼王朝是一个“过继皇帝王朝”。除最后一任皇帝康莫德之外,其余各位皇帝并不存在血缘关系。而这些皇帝之间的帝位传承,却实现了平稳过渡———军队没有机会干预。     

宋太祖“不诛大臣、言官”誓约考论

南宋高宗建炎元年,曹勋自金朝的燕山府(今北京)回到宋朝的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向宋高宗传达的宋徽宗宣谕云:"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他在随后所上《进前十事札子》和绍兴十四年编次的《北狩见闻录》中,又重申了这一宣谕。可见"不诛大臣、言官"的宋太祖誓约,应该确有其事。有宋一朝,"不诛大臣、言官"作为一条祖宗家法,已经得到宋朝君臣的公认。事实上,除特殊时期诛杀过少数几位大臣之外,基本上没有诛杀大臣、言官。宋太祖之所以订立"不诛大臣、言官"这一誓约,以及宋朝君臣谨奉之为祖宗家法,是最高统治者接受前代历史教训,为了巩固政权,采取"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政策的必然结果。宋太祖誓约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在当今也有借鉴意义。     

宋代皇位继承无内乱原因探析

宋代皇位继承无内乱原因探析周劲松（杭州大学历史系）宋代自太祖赵匡胤至度宗赵，传十五帝，历三百零五年（不包括流亡政府），在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其皇位继承制度的研究尚属空白”①。皇位继承制度是皇帝制度中第一紧要事，它关系到政权能否保...     

记明万历四十八年平价米票

按:是年为明万历帝朱翊钧死的一年,万历帝死于这年七月,他的儿子光宗朱常洛即位,九月改元泰昌,不到一个月即行死去,熹宗朱由校即位,以明年为天启元年,一年之中换了三个皇帝。这是明朝的末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异常混乱,政治极端腐朽时期。在统治阶级内部,万历帝溺爱郑贵妃所生的幼子福王朱常洵,要废光宗朱常洛,在这一年里,接连发生了“梃击”“移宫”和“红丸”三大案的宫廷政变。当时把持朝政的,有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所组成的阉党,又有以赵南星、左光斗等为首的东林党,彼此之间,互相倾轧,争夺政权,弄得连年饥荒,民不聊生。因之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地方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中原处于大动荡大分裂和民族大融合时期,而此时的西域亦是各地方政权相互兼并,民族大交会大融合时期.中原虽然对西域的管理较薄弱,但却从未中断.而西域各地方政权也从不自外于中原,仍与中原王朝保持着联系.这些联系可以从曹魏西晋在西域的管理;十六国时期前秦和河西地方政权同西域的关系;北魏及南朝各政权同西域的密切联系三个方面来加以证实.     

宋陵简介

巩县,东依虎牢关,西有黑石关,南凭嵩岳,北枕黄河,伊洛河自西南而东北,横贯全境。山川秀丽,形势险要。八百多年前的北宋皇陵就营建于此。 赵匡胤于乾德元年(公元963年)将其父赵宏殷之墓,由开封迁葬于巩县。从此直至北宋覆亡,营建了一百六十多年。北宋九个皇帝,除徽、钦二帝被金兵虏去,囚死漠北外,其余七帝的陵墓,均营建于此。加上赵宏殷的陵墓,通称“七帝八陵”。袝葬皇后陵二十多个,陪葬宗室及王公大臣的坟墓近千座。根据陵墓分布和自然环境,分为四个陵区。     

清末的“皇族内阁”

1911年(宣统三年)5月8日清政府成立了所谓责任内阁,任命奕劻(满·厢监旗人、庆亲王、乾隆皇帝曾孙)为总理大臣,那桐(满·厢黄旗人)、徐世昌(汉·直隶天津人)为协理大臣,梁敦彦(汉·广东顺德人)为外务大臣,善耆(满·厢白旗人、肃亲王、太宗皇帝十世孙)为民政大臣,载泽(满·厢白旗人、加贝子衔镇国公、雍正皇帝曾孙)为度支大臣,唐景崇(汉·广西灌县人)为学务大臣,(广阴)昌(满·正白旗人)为陆军大臣,载询(满·厢白旗人、加郡王衔贝勒、道光皇帝孙)为海军大臣,绍昌(满·正白旗人、觉罗)为司法大臣,溥伦(满·厢红旗人、加贝勒衔贝子、道光皇帝曾孙)为农工商大臣,盛宣怀(汉·江苏武进人)为邮传大臣,寿耆(满·正蓝旗人,宗室)为理藩大臣。     

南渡中原士族对东晋文化的历史贡献

遭西晋"永嘉之乱",中原士族纷纷南迁,在江南扎下根来,并成为东晋政权的重要支撑力量.中原士族南迁不仅把悠久深厚的中原文化传播到江南,而且笃行礼义,试图在江南复兴儒学;在践行和复兴儒学的过程中,他们自觉地促成了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融合,有力地促进了东晋乃至整个南朝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永恒的罗马":观念的变化与调整

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帝国的命运及走向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3世纪中期以后,罗马帝国由盛转衰,呈现出内忧外患并存的局面.虽然经过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但危机始终没有消除.除了连绵的内战之外,罗马人还要应付不断渗入帝国境内的蛮族,尤其是日耳曼人.随着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境内,罗马的政治等也发生了变化.随着军队的蛮族化,蛮族将领不但控制了帝国军事,而且还控制了帝国皇帝的废立,成为帝国政治乃至命运的决定者.382年以后,日耳曼人开始在罗马帝国领土上建立自己的政权.到5世纪后期,罗马帝国的西部已经被几个日耳曼人政权瓜分殆尽,罗马人自己的皇帝统治的局面也不复存在.这些日耳曼人的政权不但瓦解了西部的帝国,而且奠定了未来欧洲尤其是西欧历史发展的基础.     

王权与财政:东晋南朝时期建康财政状况与政权兴衰

东晋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政局动荡的背后是财政的长期困顿。南朝各代每至中朝这一问题即浮出水面,随后政权内部各种矛盾不断激化,直至朝代灭亡。虽然史料没有明确记载财政与政局变化的直接关系,但经济对政治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这或可从侧面解释这一时期政权羸弱以及朝代频繁更替的原因。     

南宋

南朝是北宋亡国之君所建的偏安王朝。皇帝昏庸无能，苟且偷安，朝政腐败，政治上的腐败也板度影响了经济实力的发展，陵墓的规模也受到了板大的影响。南宋的陵园建筑大体沿袭北宋，但是规模已经远远不如巩县宋陵，既没有高崇的陵台，也没有种道两侧制作精美的石雕，加上千百年来的破坏，现在陵区已经荒烟菱草了。原有的诸陵只剩下几个土墩头和明代以后所立的碑石，刻有帝名和陵名而已。     

自然灾害与明代政局演进

受"灾害天谴说"影响,明代皇帝往往在灾后要求臣下上言寻求修省弭灾之道,大臣也借机以"己意"解"天意",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灾害作为一种手段或工具而被充分利用,无论是成化间西厂的罢而复设、嘉靖间的首辅之争,还是万历初张居正柄政、万历间罢矿税使之争等都有灾害的因素。但是,灾害对政局的影响随政权兴衰而消长,灾害谴告内容的诠释具有很大选择性,弭灾修省措施的选择取决于皇帝态度,这些都对灾害对政局演进的推动作用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