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隐士群体的政治取向与道德实践

隐士现象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古代士阶层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以明初君主专制空前加强为背景 ,对隐士群体的政治取向、道德实践进行了考察 ,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士阶层其他成员对隐士群体的评价。文章进一步认为明初隐士与社会联系相对密切 ,较少傲诞狂放之习 ,社会离心倾向亦不明显。而明初隐士群体的这一特点也正是明初社会政治生活的反映     

晚明士大夫的救世情怀

万历中期以后,社会矛盾深化,皇权膨胀而不作为,宫府疏离,庙堂政治成一恶性厮杀的泥潭。在此种危机时代,一部分士大夫继续在庙堂之上惨淡经营,力求挽救朝廷危机;一部分士大夫脱离庙堂,在野讲学、清议,力求影响学风、政风,从而改善庙堂政治和社会状况;还有一些士大夫,尽力推动所在乡邦的教化与慈善举动,借以体现其天下民生的关怀。这些取向表达出明代士大夫作为群体在普遍危机意识情形下行为的阈度,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精英在危机处境下的思想、行为潜力与方向。     

从“国家”到“天下”——汉魏士大夫文学中的政治情感考察

在中国封建时代 ,文学创作的主体是士大夫。所谓的士大夫 ,是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地位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从少年时代起就接受了儒学哲学体系的熏陶 ,他们是整个社会中最有学识的人 ,也是最有修养的人 ,由于他们所接受的价值观是建功立业、修齐治平 ,所以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会自觉自愿地走向朝廷 ,成为政府官员群体中的一员。关注政治、参与政治是中国历代士大夫的传统 ,也是他们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重要的特征之一。汉魏时代有名有姓的文学家几乎全属于士大夫阶层 ,他们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考察汉魏士大夫对待政治的态…     

清末民初留学生与江西地方政治

清末民初,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教育的发展,江西的留学事业也经历了一个从缓慢到快速的发展过程,出现了一个由科举功名获得者和新式教育毕业者构成的留学生群体.随着留学生与国内各种政治运动的结合,江西的留学生群体开始了政治化和革命化的转变,成为地方政治生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他们借助召开省议会,创办新式学校,组建各类社团,确立了自身的社会权势,对地方政局产生了深刻影响.     

明清徽州学术团体——文会

文会是一种文人的团体组织形式,在古代徽州很普遍,参加者有致仕或休假的官宦、考取功名的举人、秀才,还有未得功名的读书人。资金来源主要是靠捐助和收取会费。捐助者中以徽商最多。     

明代的社会主导群体

社会主导群体这一概念主要指统治者群体。过去史学界常认为“地主阶级”(或奴隶主阶级)即统治阶级。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属于社会主导群体的成员。以明朝而言,官与民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能够作为社会主导群体成员的只有士绅地主,过去亦称作身份地主。身份地主的主要成份是官员。中国历史上有贵族和士族官僚体制,也有科举官僚体制。明朝是科举官僚体制的时代,明朝的身份地主是通过科举取得了功名的地主,其主体是读书人,即士。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宋、明两朝是士和士大夫们作为社会主导群体的时代,其间经历了元代的蒙古色目贵族统治时代。因此,明朝的建立使江南士大夫们实现了群体回归,重新成为社会的主导群体。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的转型,社会等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其中主要便是社会主导群体的变化。晚明的官僚士大夫在社会心态、价值取向、政治主张以及职业和自身成份等方面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的变化。从理论角度看,这种变化应该具有近代化的性质,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略论汉初的士大夫

中国古代通称为“士”的社会属性在先秦秦汉时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春秋战国前之“士”是贵族的一个等级，春秋战国时期是为游士，秦汉时期，尤其是汉初方正式形成一个士大夫阶层。汉初，由于高度集权的中央君主专制体制的确立，士人的社会角色也基本被确定为入则为官、出则为士，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阶层及其社会功能由此基本形成，并历经两千多年而无本质变化。汉初士大夫的社会功能或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积极入世，投身于社会政治，为新兴的汉王朝反思历史，拨乱反正；规划政权，制礼定制；亦官亦师，教化民众等，对汉政权的确立和巩固、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和文化学术的繁荣倡盛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二是继承和传播文化，在这一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代的士大夫、士大夫家族及其关系网络

士大夫是科名、功名的占有者,是知识的拥有者,是社会声望的享有者.明代的士大夫大多借助于科举一途,形成世代簪缨的科举家族,且具有地域性的特征.作为一个特殊的知识群体,通过地缘、姻缘、师生、同年、文社声气等,明代的士大夫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进而影响到朝内之政,形成“门户”,甚或“朋党”.     

近代教会学校开设儒家经典原因初探

:1 9世纪 ,伴随基督新教对华传播 ,教会学校在南洋、澳门、中国内地相继出现。尽管新教传教士标榜教会学校的目的仅仅作为其宣教的一种辅助手段 ,宗教教育是其主要教学内容 ,但又均强调儒家经典教育 ,甚至将其置于西学之前。新教传教士此举既是基于儒家经典可以促进基督教传播的传统识见 ,又有藉此吸引中国学生就读 ,同时亦有利于教会学校毕业生顺利参加科举考试博取功名、借以提高教会学校的社会地位及影响。总之 ,教会学校开设儒家经典教育的策略文化宽容举措 ,一方面减缓了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疑惧心理 ,争取到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的支持 ;另一方面亦使基督教在华易于传播。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 ,也对由传统的封建教育向近代教育的嬗变有重大意义     

清传奇水浒剧《偷甲记》价值观念述略

敷衍小说《水浒传》故事的《偷甲记》是清初重要的传奇水浒剧。与《水浒传》相比,该剧虽然在思想观念上依然是褒扬忠义,但在某些细节上表现得更加复杂和深刻。《偷甲记》中梁山人物在价值观念上具有助行忠义、热衷政治和建功立业的共同特征,但几类人物之间仍存在微妙的差异。该剧明确提出了奸臣作乱于内是梁山聚义的重要原因,梁山人物对＂盗贼＂身份亦有了全新的认识。《偷甲记》继承了明代水浒戏士大夫化的价值取向,忠孝节义和功名事业依然是梁山人物的核心价值观。     

试析社会心态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期(1945年前)的影响和作用

社会心态是人类群体、民族、团体及个人受一定社会环境影响在意识行为上的反映和表现,社会心态对历史进程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45年前),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社会心态在这一历史运动过程中亦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     

地方士绅与中央朝政——周必大与其岳父王葆关系的考察

周必大外祖父仕宦、丧葬之地在苏、常一带,基于这一地缘因素,周必大与当地士绅王葆之女联姻。王葆在高宗时代依附秦桧,他在朝中的政治浮沉对周氏早期仕宦有所影响。周氏乡邦庐陵士绅提倡抗金反秦的政治主张,但在地方社会的交游生活中,他们并不反感王葆的背景,依然与周氏存有亲切的过从。周必大与王葆的关系体现出宋代士人地方社会生活与中央政治生活的联系与区别。     

论利益集团对中国公共政策的影响

市场经济带来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为了追求本团体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集团向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施加影响,利益集团的影响力与他们的所掌握的资源及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密切相关.利益集团通过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公共舆论、说服和诱导等手段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的参与将会对政治体系带来一系列的后果,一方面促进了公民的利益表达,促进了公共政策的民主化进程;另一方面也可能给政治体系带来威胁,特别是在利益集团竞争失衡的社会中,一是进一步拉大了不同团体的政治不平等,二是可能会降低政府的政治权威,损害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     

药草诚多喻:论唐诗的药意象

唐诗中的药意象所隐含的社会文化意义有二:第一,因疾病所表达的身体政治的隐喻,用以治疗疾病的药也由此被赋予了解救人生困厄含义;第二,虽然炼丹服食在唐代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但炼丹技术始终只被少数人所掌握,文人们对于丹药的喜好,多体现在服食而非炼制方面。药意象的蕴义在不同的时代有所变化,即由最初表达文人士大夫淡泊名利、保全天真的隐逸情怀,到反映文人们亦官亦隐、泯灭出处的精神追求,最后成为谋取功名富贵的象征。换言之,药与隐逸文化的关系,折射出唐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内在结构的变迁以及他们精神的蜕变。     

居乡状态中的南宋理学士人——以朱熹为辐射中心的群体探讨

南宋一朝,在理学内因和社会政治两方面的作用下,理学士人居乡化态势日趋明显。朱熹是南宋杰出的理学大儒,也是南宋居乡士人的典型代表。他行道乡邑,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努力构建理学框架下的基层秩序。以朱熹为中心,其亲友弟子中逐渐形成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居乡士人群体,在乡闾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对地方政府而言,他们是稳定地方、和谐乡里的优佳辅翼者;对基层民众而言,他们是下情上达、济贫恤困的有力护翼者。作为持道秉义、代表时代发展趋势的"第三种力量",他们不断扩大着自身对基层社会的影响力度,在乡闾间进行潜移默化的改造,将理学家的社会理想落到实处,不仅为理学在基层的深入拓宽了空间,同时也基本定型了居乡理学士人的行为模式和发展方向。     

士大夫集团文化性格的完成与文人画的产生

士大夫在传统社会的基本架构中兼具政治集团与文化艺术创造集团的双重特质。士阶层出现了儒与侠的分途后,单纯意义上的古代人文知识分子开始出现。而士大夫的以道自任的文化性格也开始肇端。秦汉时期学士、文吏的分途与混一,造成了政治集团与文化创造集团合一的世族阶层,士大夫双重特质的构架开始产生。科举制度产生后,士大夫全体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仰禄之士",文化性格中的体道与忠君的矛盾更加深刻,科举也强化了士大夫作为文化独占集团的特征。随着宋代士大夫之政、士大夫之学的空前统一,士大夫集团的文化性格最终完成,而文人画也由此肇端。宋代士大夫之学也决定了后世文人画的一些基本美学特征:即在美学终极目标上体道、艺术立场上强调士气、艺术操作层面要求传神而忽略形似。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人文理想主义精神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阶层所继承,并在新的内涵上形成知识分子的新操守,中国文人画在近现代完成了创作主体的转变,继承传统文化价值是当代中国画发展的重要课题。     

试论宋代士大夫忧患意识的时代特征

有宋一代,士大夫忧患意识的主旋律是忧国忧民。他们以强烈的政治忧患意识,积极上书论政,大力倡导社会改革;唐末五代以来儒家道统地位的衰微,直接引发了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忧患,并在文化领域自觉承担起振兴儒学的重任;同时在文学创作和社会实践中又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宋代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主要源于民生、对社会、对国家的终极关怀意识。     

宋代士大夫政治规制下的后妃参政

宋代后妃参与政治,取得了维护赵宋统治,安定政治局面的积极意义.出现这一政治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宋代所推行的"士大夫政治".在宋代后妃参政活动中,士大夫始终参与,密切监控,主导进退;全面规制与掌控了这一过程的诸多方面.宋代后妃参政整体意义上的积极意义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成功的一个方面.     

官制撰述在汉末的兴起

对官制的记叙、考释,是古代中国一项活跃的学术活动,其兴起的背景和过程亟待阐明。儒学的演进,尤其是古文经学的崛起,激发了东汉中后期学者对当代制度的关注。鉴于"汉典寝而不著"的状况,他们提出模仿《周礼》记述汉代官制的构想。受此启迪的胡广在识字教材《小学汉官篇》的基础上,就百官的起源、沿革、职掌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疏释,撰成首部官制研究专著——《汉官解诂》。因学术上的开创性以及胡广的政治地位,这部著作引起知识界的剧烈反响:同类作品集中出现,胡氏的视野、方法也被遵奉与拓展。在政治生活中,官制撰述充当着日常行政、制度建设的参考和指导,这一经世价值是官制之学继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社会团体与政治文明建设

大量社会团体的产生和发展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必然现象和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必然要求 ,他们越来越深远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当前 ,保持社会团体的健康发展 ,充分发挥社会团体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积极作用 ,可以不断提高人们的政治思想意识并扩大人们有序的政治参与 ,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化、法治化进程 ,从而更有效地促进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