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神信仰与洞庭湖渔业文化

洞庭湖水神信仰历史悠久,我们可从相关文献记载和民歌中了解洞庭湖水神信仰的源头。渔民信仰与崇拜水神的活动,贯穿于洞庭湖渔民生产、生活的整个过程当中,湘妃、洞庭王爷、杨泗将军等三位水神在渔民中影响最大。渔民祭祀水神有固定的祭祀仪式,并形成了各种禁忌。     

水神晏公崇信考论

水神崇拜是中国民族信仰的重要内容。晏公是民间信仰的一位水神。晏公为神大致有晏戍仔"死而为神"说、"孝子为神"说、朱元璋"敕封为神"说、妈祖"收伏为神"说、许天师"点化为神"说五种说法。晏公庙遍布全国各地,呈南多北少分布。从神格的角度看,晏公属于"人格水神",品格定位于水上保护神。在晏公崇拜兴起过程中,民众取向起基础性的作用,古代政府意志起主导性的作用,社会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传统文化起助推性的作用,四者合力催生了晏公。     

一部探索湖湘民俗文化的力作——评《洞庭湖水神信仰研究》

民俗是地域文化的核心,湖湘民俗文化中的水神信仰文化真实地反映了湖湘民众对水的感恩与敬畏,反映了人类的生存发展与水的息息相关。洞庭湖水神信仰历史悠久、形态万千,伴随着漫长历史发展进程,已成为湖湘民众历史记忆、精神气质、祖先崇拜、艺术审美的复合体,成为湖湘的文化血脉与精神品格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过去学界对此重视不够,很少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国家祭祀与地方秩序构建中的互动——以唐宋元伏波神信仰地理为例

伏波信仰是国家祭祀与地方秩序构建互动中的代表。一方面,两伏波将军通过国家册封、地方官员倡建庙宇、士人歌颂其建功立业的英雄主题等形式,形成了神灵在中央的正统性和弘扬的主题。宋元时期,伏波信仰水神的主题不断放大,存在着一定的空间规律。伏波信仰的变化,渗透着国家祭祀的逐渐地方化,渗透着国家在地方秩序构建中,利用英雄等神灵信仰在地方的空间逐步展开和深化。     

陇东湫神信仰的变迁——以朝那湫信仰为例

湫神信仰是陇东地区最具特色的水神信仰,尤以朝那湫信仰最具代表性.从先秦投文诅楚,到秦汉封禅,在国家祭祀中占居重要地位;明清以来朝那湫成为周边民众祈雨的圣地,其间祭祀主题由庇佑政权变为司职雨水,祭祀的主体也逐步从国家走向民间.     

近世金龙四大王考——官民互动中的民间信仰现象

金龙四大王是明清时期在运河区域具有较广泛影响力的漕运信仰.以往的研究在有关金龙四大王的最早记载、成神原因及最初形成区域等方面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并且未就这一信仰形成的过程进行解读.本文认为,金龙四大王最初是在江南地区形成的,明代永乐迁都北京以后,江南地区漕运负担加剧,从而在信仰层面形成了以护佑水运、漕运为主的神灵崇拜,并沿运河传播开来.金龙四大王信仰的形成过程典型地体现了官民互动的结果,官民双方力量的对比或态度的趋向会影响到对民间信仰的价值评判--是淫祀还是正祀.在官民互动的过程中,金龙四大王因在信仰的取向上更加契合国家正统理念,因而官方致祭的色彩越来越浓,最终被列入国家祀典,淡化了原有的民间性、地域性立场.     

生计转型与资源配置变迁——以鄱阳湖渔民为例

保障退捕渔民生计是持续巩固长江十年禁渔成效的关键举措。鄱阳湖渔民生计经历了从采集渔猎到原始农业、渔业为主到鱼米渐丰、围垦初兴到农进渔退、退田还湖到禁捕退捕等历史转型，分别对应自给自足、复合性配置、高度集中调控与市场化的资源配置变迁。生计转型与资源配置变迁是共生演变的关系，二者遵循历史、实践、生态的互动逻辑，依托倒逼、缓冲、适应三重“驱动—反馈”响应机制。为实现退捕渔民生计多样化、市场化、生态化可持续转型，需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政府的关系，构建退捕渔民“上岸、转产、致富”的生计保障长效机制。     

试论明清鄱阳湖区域民间信仰的道教化

明清鄱阳湖地区民间信仰的神灵众多,并居相当的主导地位,随时日演变,这些民间信仰神灵大多演变为道教神灵,民间信仰神灵与道教神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间神灵信仰逐渐为道教神灵所演化,演化之因为国家力量的介入、百姓民间信仰的强烈诉求及道教信仰其本身固有范式的优势.     

庙宇空间下的明清华北灾害信仰和乡村社会整合——以昭泽王信仰为例

灾害信仰向来是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昭泽王是华北浊漳河流域一种古老而传统的灾害信仰,由于明清域内灾害的频发,其御灾捍患的形象得到了广泛重视与认可,祠庙沿浊漳河谷迅速向腹地及华北各地分布,走向兴盛.在民众事神的过程中,昭泽王信仰与乡村产生了更为深刻密切的联系,昭泽王成为"社神",其职能也发生了诸多调适与衍化,被深深嵌入...     

不同的价值观念与不同的文化气质——中国与希腊水神之比较:以湘妃和波塞冬为例

中国与希腊作为东西方文化的显著代表,对水神的共同崇拜在远古时代就已存在。我们以中国水神湘妃神话与古希腊海神波塞冬为范本,从二者成为水神途径的不同,外貌与个性的迥异,神话演变的不同归宿等方面,可以看出中希两个民族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气质。     

论鄱阳湖文学风格流派

鄱阳湖文学风格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有独特的美学艺术价值。从陶谢首创经过千余年历史积淀,已为当代本土作家所认同、继承、创新和发展。鄱阳湖文学风格流派,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缩影,是与世界文学接轨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学。本文分两条主线论证:一是历代作家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所表现出近似的鄱阳湖文学风格,从纵向形成了一个不约而同的鄱阳湖文学流派的雏形。一是当代作家在同一历史或接近同一时空中,所表现出继承和发扬鄱阳湖文学风格传统的作家群体,他们的自觉不自觉近似的创作风格和创作个性的横向结合,正在循序形成鄱阳湖文学流派的趋势。     

也论共同信仰的缺失与复立

共同信仰的缺失,会导致社会凝聚力的下降和社会生活的混乱,会严重阻碍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共同信仰缺失的原因主要有:社会转型的负面作用、对共产主义理解的偏颇、僵化的思维和工作模式等。思想政治工作的当务之急是促成共同信仰的复立,促成途径主要有:强化共产主义理论的创新、将共产主义理想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结合起来、完善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等。     

信仰民俗：西藏最隆重的节日 1雪顿节

中国的人类是从迷信中走来的，信仰的产生与盛行，既是先民精神上的需要，也是他们情感上的需要，平民百姓对神灵的狂热崇拜现象一以贯之，几千年来经久不衰，表现出强大的生命活力。他们信仰崇拜神灵，通过释兆与占卜祭祀，巫术，禁忌等行为方式实现他们的寄托。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地大物博，人口繁多，少数民族发展不均衡，因此中国还是一个多神信仰国家。具有信仰观念且有崇拜的心理。它分为原始信仰和后世信仰。原始信仰主要是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后世信仰主要有佛教、道教、城隍土地神、门神、灶神、财神、喜神、龙王、马王、药王、关帝、鲁班、海神、窑神及后来传入的天主教等。信仰民俗属心理民俗，是以信仰为核心的反映在心理上的习俗。在崇拜中，出于敬仰，希求庇佑的占大多数，人们信仰它们，除了恐惧它们发怒会带来灾厄之外，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崇拜，获得庇佑和帮助，得到美好的结果。[编者按]     

略论鄱阳张王信仰的主题变迁

鄱阳张王信仰起源于唐代,流行于江西鄱阳,有其独特的祭祀主题,是典型的区域性民间信仰形式。张王信仰产生于封建年代,体现了当时的国家意志,作为封建统治的延续部分在民间出现;随着时代变迁,民间的诉求逐渐在张王祭祀活动中体现出来,其原有的忠君爱国主题逐渐淡化,家庭、幸福平安等主题逐渐出现。     

庙、信仰与社区——从城隍信仰看近代上海城隍庙社区

从晚清到民国,源于传统的上海城隍信仰,经历了“亦官亦民”到“日益大众化”、“信仰一元”到“信仰商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信仰文化与商业文化在近代上海社会生活中的博弈与重构。这些在信仰、仪式等方面表现出的多元因素归结到同一象征点——城隍庙,便会呈现一种空间性的整合,使城隍庙社区成为具有传统气质的以信仰为内核、集文化、商业、娱乐为一体的公共活动空间。这可以看作城隍信仰与近代化过程中的城隍庙社区的互动。     

试论周公庙遗址的文化内涵及性质

周公庙遗址的考古重大发现,为从考古学上寻找周人早期都邑提供了新的极其重要的线索和依据。周公庙遗址一带先为太王所居之地,后封为周公作为采邑,后又文、武,周公均葬于此。周公庙遗址大型墓葬的墓主人,极可能既有周王又有周公家族成员。     

“明王出世”口号与大明国号考

吴晗根据"明王出世"口号认为元末白莲教起义为明教起义;杨讷认为"明王"是净土宗之阿弥陀佛别号,与明教无关;王见川认为此口号来源于宋元时代佛教异端之金刚禅。以上观点皆有失当之处。"明王"及"明王出世"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存在,不足为明教之证。相对于明教信仰,佛教密宗及孔雀明王信仰在汉地的传播以及在民间的渗透更为广泛,并在元代切实地渗入到白莲教中。藏密中阿弥陀佛形象与汉地之孔雀明王形象颇有类似之处,从其教理上言,孔雀明王可看作阿弥陀佛之化身示现。故"明王出世"实为密宗之孔雀明王出世,大明国号亦来源于此。且"大明"之号见于《易》与《诗》,同时朱明应祝融之瑞,故为新朝不二人选。     

人类学视野中的南诏大理国佛教信仰

尽管密宗的阿吒力信仰十分兴盛,但对大理佛教信仰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密宗,显宗的华严、禅宗等在古代的大理也都有自己的传承。显密宗支之间很早便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它们在师承、僧伽组织形式以及修行方式上都有显著的差别。同时,由于基本的佛教思想是共享的,显密结合的流传方式是南诏大理国佛教信仰的重要特征之一。此外,由于僧侣也兼学儒家经典,他们的社会角色也会随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论晏几道对晏殊词的继承与超越

论晏几道对晏殊词的继承与超越□傅义北宋晏殊、晏几道父子并以词享盛名,然评论家亦颇有轩轻,多以为小晏胜大晏。如周济曰：“晏氏父子仍步温韦,小晏精力尤胜”（《介存斋论词杂著》）陈廷焯云：“晏小山工于言情,出元献、文忠之右”（《白雨斋词话》）,夏敬观曰：“...     

洛阳桥与古代泉州社会

洛阳桥是我国第一座跨海梁式大桥,被誉为海内第一桥,对古代泉州社会有重要历史影响.大桥的建成重新塑造了古代泉州地理交通格局,促进了泉州港经济商贸发展,凸显出特殊军事地理价值.洛阳桥与古代泉州佛教发展关系密切,主要表现在僧人参与建桥修桥,佛教建筑的兴建以及佛教信仰的流行.古代泉州民间信仰兴盛,双忠信仰、通远王信仰、玄天上帝信仰、洛阳桥神都与洛阳桥有关.围绕着洛阳桥,产生了洛阳桥谶谣、洛阳桥德政、洛阳桥文学、"洛阳桥"符号,成为古代泉州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