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与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

“发现”在领土取得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各国也有相关的实践。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南沙群岛的国家 ,国际法学家关于“发现”的论述 ,不容否认成为我国解决南沙群岛争端的重要法律依据     

钓鱼岛主权证据的国际法分析

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始于19世纪70年代。根据钓鱼岛的地理位置和地质属性以及发现和先占国际法规则,中国取得钓鱼岛主权的证据具有国际法效力;而日本通过美日条约和实际控制要求钓鱼岛主权的行为缺少国际法依据,违法了国际法的规定,因此钓鱼岛的主权应归属中国。     

论英国对南沙群岛主权归属认知的转变(1930—1980)

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法国谋求占领南沙群岛部分岛屿,南沙群岛主权纷争就此公开化。英国作为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对南海主权问题发展存在重大影响。从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英国方面多次根据国际法中关于解决领土争端的相关原则对南沙群岛主权归属问题进行分析讨论,其态度从最初试图证明自身"拥有"南沙群岛某些岛礁,逐向承认中国在岛屿争端中的领先地位转变。英国方面的证据能够为我国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南沙群岛争端问题提供重要的历史证据。     

历史性所有权原则与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

历史性所有权原则是国际法中解决国家间领土冲突时所遵循的一项关键原则 ,最先占领、有效管辖是构成历史性所有权原则的基本要素 ,历史性水域是历史性所有权原则在海洋领土争端中的具体实践。中国之所以对南沙群岛拥有排他的、无可置疑的主权 ,其原因就在于 :中国是首先发现、首先开发并首先对这些岛屿行使了长期有效管理的国家 ,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是中国的历史性水域。     

关于我国确立先占制度的思考

先占制度在西方国家的物权制度以及我国古代法典中得到普遍认可,但我国现行的民事法律却没有接纳该项制度。先占是财产权合理性依据的重要基础,在财产法的历史中不仅起到过建立规则的作用,而且还发挥着财产权理论建构的作用。先占制度有其存在的自身合理性,在我国的民事法律中确立先占制度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中国领土主权安全的国际法透视——以钓鱼岛、黄岩岛为研究样本

早在隋朝,中国就出现了关于钓鱼岛的最早记载。在1279年的元代,黄岩岛就是中国元代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奉旨进行的"四海测验"的南海测量点所在。国际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从未对黄岩岛是中国的领土这一事实有过任何异议,更谈不上有关于黄岩岛的主权争端。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无论是钓鱼岛还是黄岩岛,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两岛问题上,中国都有法律依据,这是中国解决两岛争端的一个重要砝码。     

国际法上的历史性权利

历史性权利是一国长期在某一特定领土(海洋及陆地)行使主权或特定权利,并得到其他国家容忍而形成的历史性所有权或不具有主权性质的权利。历史性所有权属于主权的范畴,而不具有主权性质的权利很难整齐划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历史性航行权、历史性捕鱼权等是常见的历史性权利。大量存在的历史性权利的证据证明了历史性权利构成习惯国际法。     

国际法视野下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的历史考察

"发现""占有"和"有效管理"是国际法确定领土主权归属的基本原则。中国是最早发现并命名、最早开发经营和持续管辖南海诸岛的国家,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这是国际法认可的历史性权利。南海周边一些国家对南海部分岛礁及海域提出主权要求没有法律依据,其对部分岛礁的军事占领以及在附近海域从事资源开发活动实质上是对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侵犯。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是友好邻邦,南海争端应由当事国本着友好协商的精神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全面和永久解决争议之前,各方应切实遵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鉴于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中国应加强海军现代化建设,做好适时收复被占岛礁的准备。     

国际法视野中的南北极主权争端

南北极问题由来已久,进入21世纪,一些新形势和新变化的出现促使各国在南北极的主权争夺愈演愈烈.作为一个全球公共问题,引发争端的动因除了两极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重要的战略意义之外,主要与目前处理南北极问题的相关国际法机制存在不足有关.要积极地应对各国在南北极的主权争端就必须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国际法机制.     

邓小平主权思想的理论体系与中国主权战略

邓小平主权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对国家主权首要地位的认识、对维护国家主权内容和方法的认识以及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主要措施等等。中国必须以邓小平的主权理论为核心，将国家主权的维护作为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出有中国特色的主权战略。     

化解人权与主权之间的紧张:国际法准则和中国历史的逻辑

1990年代关于人权与主权关系的辩论建构了两者之间的二元对立。但无论是根据国际法准则 ,还是从西方思想史和中国革命史的逻辑来看 ,人权与主权都是同一的 ,即统一于“人民主权”论。之所以会出现人权与主权孰高的命题 ,是因为发生了学理上的混乱和法理上的糊涂 ;如果引入“政权”项 ,这种对立结构便可完全被消解。     

论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

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钓鱼岛。详细考证关于钓鱼岛最早的文献资料《顺风相送》,并通过考古、人口迁徙、航海技术等因素的考察,可知中国人发现、命名钓鱼岛远在明代以前。福建人航海的实践是确立钓鱼岛主权归属中国的关键。中琉两国对琉球岛国的测量,说明对中琉疆界的划定和钓鱼岛归属中国具有共识。琉球和日本关于钓鱼岛的资料也同样证明钓鱼岛属于中国这一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略论中国南海“断续线”的历史性权利

中国南海"断续线"具有历史性权利,这一权利既有专属性,又有非专属性。中国学界对南海"断续线"内涵的各种解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南海周边国家及一些域外国家对中国南海"断续线"提出质疑,实际上是企图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彻底削弱或否定中国拥有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领土主权、管辖权。     

南沙群岛海域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的现实分析

由于历史和国际法的模糊造成了南沙群岛复杂难解的国际争端,尽管各方在主权议题上互不相让,但各国仍有广泛合作的前景。就目前情况来看,尽管面临困境和各种限制因素,但各国暂时搁置主权争议、再通过多方面的合作对油气资源进行共同开发仍是较为可行的方法,既能缓和紧张局势、建立互信,也符合各国自身利益。     

近代中国文物主权意识的兴起

近代以来,中国文物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劫掠.列强除了通过战争将大批珍宝掠夺而去外,不少西方学者还以探险、游历为名,深入中国内陆地区,进行非法挖掘和收购,并将其携带出境.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中国政局动乱,无力对文物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外,还在于国人文物主权意识的缺失.民国之前,国内的文物主权意识无从谈起,但随着西方近代思想的传入和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文物主权意识在中国逐渐兴起.通过对近代历史上几个典型事件的分析,从中可窥探我国文物主权意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政府并最终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对文物归属权做出了明确规定,结束了我国文物长期流失的局面.     

近代中国的南海维权与中国南海的历史性权利

近代西方列强对南海的侵犯不仅表现在资源和主权的窃夺等方面,而且表现在领土主权与管辖观念对中国和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关系的影响方面.近代中国南海历史性权利的延续不仅是应对丧失主权、资源危机的过程,更是对南海诸岛及相邻水域传统主权和管辖权的转型过程.近代中国政府在南海维权的过程中顺利地延续了中国南海历史性权利的合法性.然而,域外力量的干扰和海上领土管辖能力的滞后也影响了中国南海历史性权利的全面恢复.     

论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管理

进入21世纪以来,主权财富基金迅猛发展,成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机构投资者和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中较有影响力的重要参与者.随着中国加入主权财富基金俱乐部,如何加强对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管理,使其既能增强中国对外竞争的主动权,又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将成为我国政府面临的一项新课题.     

中国近代报刊舆论主权的重建

我国报刊近代化是与半殖民地化相伴而生的,自列强用炮火轰开中国大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我国报刊舆论主权如同政治、经济权利一样,严重丧失.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深感报刊舆论主权丧失的痛楚,以及重建舆论主权的时代使命.他们冲破重重困难和阻碍,为创办一份真正替中国人说话的报纸而奔走.作为当时国人的代言机关,<时务报>的出现标志着近代报刊舆论主权的成功重建.北方的舆论阵地<国闻报>,在争取话语权方面表现出积极的姿态,做出不懈的努力.针对任何侵害中国主权的外报言论,该报决不保持沉默,与外报针锋相对.据理力争.     

党员主权与政党主权:常任制改革的双重目标——以浙江台州椒江的地方性知识为例

浙江台州椒江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地方性知识表明,中共"常任制"改革现存三种困境:中共党内权力"所有权"局部性缺位、中共党内权力"执行权"局部性弱位、中共党内监督权局部性虚位;这是新形势下执政党面临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把"主权"等政治哲学原理运用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权力运行机制中,有助于破解改革困境和合法性危机.一方面,从"人民主权"衍生出"党员主权",从"国家主权"衍生出"政党主权",探求推进"常任制"改革的学理资源;另一方面,从"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之间的法理关系,建构"党员主权"与"政党主权"之间结构性互动的法理框架.中共党代表大会是代议制的民主形态,实行"常任制"就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其核心价值就是实现"党员主权"地位与"政党主权"地位的民主政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