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歧视与文化互动:元代漕粮海运体制中的族际关系

元初建立起中国史上"旷古未有"的漕粮海运体制,其中有着深刻的族群政治背景与内涵。海运体制中官员群体的族属构成特点为:达鲁花赤为蒙古、色目人所垄断,万户、副万户多为北人,千户及海运府的幕僚官多为南人。元廷重视海运官员的选任,待遇优厚,然北方官员与世袭职役的南人海运官员多有矛盾冲突,社会隔阂较深。就役海上的艰辛使得各族海运官员均重视天妃祭祀,祈求神灵护佑海上航行的平安,同时在语言、曲艺、文学等方面也有一定的互动交流,展示出海运体制中交织着显性的政治歧视、隐形的社会隔阂、多元的文化交流。     

元代《市舶则法》的演变及其"官法同构"现象

元朝在宋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国家对航海贸易事务的管理,在设立统一管理机构市舶司的同时,又先后在至元三十年和延祐元年出台了《市舶则法》."延祐市舶法"是在"至元市舶法"的基础上形成,从出台之日至元末,大体沿用始终,并在具体运作中以通例形式加以发展补充.元代《市舶则法》具有"官法同构"特征,通过规范市舶司官吏及其他"官"的权利义务,确保元朝航海贸易事务的良性运作,并进而实现规范"民"的效果.这一法律规定属于对外管理章程,其主要目的在于约束元朝官民,确保海外贸易能为国家和民众谋取利益,而不在谋求海上霸权,因此就这个意义讲,《市舶则法》可被视为元朝对外政策由军事向商业转变的标志.     

元代《市舶则法》的演变及其"官法同构"现象

元朝在宋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国家对航海贸易事务的管理,在设立统一管理机构市舶司的同时,又先后在至元三十年和延祐元年出台了《市舶则法》."延祐市舶法"是在"至元市舶法"的基础上形成,从出台之日至元末,大体沿用始终,并在具体运作中以通例形式加以发展补充.元代《市舶则法》具有"官法同构"特征,通过规范市舶司官吏及其他"官"的权利义务,确保元朝航海贸易事务的良性运作,并进而实现规范"民"的效果.这一法律规定属于对外管理章程,其主要目的在于约束元朝官民,确保海外贸易能为国家和民众谋取利益,而不在谋求海上霸权,因此就这个意义讲,《市舶则法》可被视为元朝对外政策由军事向商业转变的标志.     

元上都郊野祭祀考

元上都郊野祭祀考元代皇帝每驾幸上都都要在郊野举行祭洒马奶以祭，这个祭祀又称之为“洒马奶子”。据《元史·祭祀六·国俗旧礼》载：“每岁驾幸上都以八月二十四日祭祀谓洒马奶子，”祭祀顺序为“拜告天又呼成吉思御名而祝之曰：托天皇帝福荫年年祭赛者”。这可能指的是...     

中原闽营人与妈祖文化传播

康熙初年,朝廷令部分明郑降清官兵赴今河南济源、鲁山、邓州、信阳等地屯垦。闽营人背负木雕妈祖神像来到中原,妈祖文化因而传入河南。闽营人在中原创建了长葛营坊村天妃宫、邓州天后宫等许多妈祖庙宇。由于建国后多次政治运动的洗礼,闽营人妈祖信仰出现结构性失忆。当今邓州部分闽营人高山族成分的确认,社会上认祖归宗的潮流,妈祖文化的复兴,刺激了闽营族群的集体记忆,妈祖信仰在闽营人特别是高山族人中复苏。这是其族群意识于"在地化"完成后的凸显。     

元代"国俗"制度对舆服的影响

元代舆服制度与前代相比稍显混乱,这与其统治者的执政思想、政治制度中融合了蒙古族的旧俗即"国俗"有关.祭祀和上朝是舆服制度实施的重要场合,通过研究元朝政治文化制度可以发现,元代祭祀制度和御前奏闻制度中具有鲜明的蒙古族游牧特性及其与汉族传统习俗与制度的不完全融合,影响了统治者对舆服的需求与管理.     

中越民族神话的历史景深与文化生态--以壮族与岱侬族为例

越南文化与骆越的关系,一直是越南学界讨论的焦点。中国壮族与越南岱侬族的那些活态传承的神话叙事及信仰仪式展现了岱侬族与中国古骆越文化的深远渊源。这些文化传统不仅在民众的口述与记忆中,还通过祭祀仪式、风俗习惯和传统节日活态形式实践着,为中越跨境族群的现实生存和世代传袭提供了共享历史和家园遗产。     

妈祖与泰山女神共享“天妃”、“碧霞元君”称号考辨

在明清两朝出现的妈祖与泰山女神共享"天妃"与"碧霞元君"称号的现象,已有研究解释为"道士杜撰皇帝封号"所导致的"以讹传讹"。本文对这种观点表示存疑,并以史料的重新梳理和田野调查为基础,认为妈祖与泰山女神的神职逐渐趋同、神性逐渐同一导致的两个女神信仰的融合,是促成两位女神共享称号的真正原因。     

从方志看清代后土信仰分布的地域特征——以山西地方志为中心

“后土”信仰起源于古代农业社会中的人们对土地的顶礼膜拜。官方对后土的祭祀始于商,在明代之前历代皇帝都把它列为重要的国家祭祀,明清之后开始衰败。在清代的山西昔日无比荣光的地母神已经萎缩到了以晋南汾阴后土祠为中心点的山西西南部的狭小领域里,作为地母符号的后土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试论传统祭祀的社会功能 --以两汉国家祭祀为例

古代王朝的国家祭祀,从本质上讲属于宗教制度范畴,它在政治上的作用,就是通过郊祀、宗庙等各种祭祀活动强化国家的政治信仰,维护以皇帝统治为核心的政治秩序,通过神的权威来树立皇帝的权威,通过宗教秩序来巩固政治秩序。从更广泛的社会意义来看,国家祭祀不仅具有如上的政治功能,而且还有敦行伦理教化、促进社会和谐以及强化农本意识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以下我们就以两汉时期为例,具体探讨传统的鬼神祭祀所具有的社会功能。     

天妃、南海神崇拜与郑和下西洋

明永乐七年天妃、南海神几乎同时受封,时正值郑和第二次下西洋,两者受封必定与郑和等出使海外有关。由于两者司辖地域不尽一样,历史发展脉络亦不尽相同,在郑和前两次下西洋中的作用不一,导致了其封号的不同。永乐两封号的出现与不同地域和阶层民众信仰不同有关,而天妃、南海神崇拜与郑和下西洋之间存在着一定联系。     

蒙元时期的札撒孙

札撒孙在蒙元时期是一种蒙古怯薛官职,过去学界不了解其确切职能.根据新发现的史料《至正条格》和蒙元时期的波斯文史料,可知这一官职的职能主要是为斡耳朵、军队及个人指定平时驻营、战时布阵和大聚会时的位置.在元朝,由于斡耳朵与宫廷重合,因此皇帝在都城时,札撒孙的职能演化为维持宫廷之内及周边秩序,当官帐在两都之间行进时,札撒孙亦需维持斡耳朵的秩序,为其指定驻扎区域和活动范围.元朝既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又是中原传统王朝之一环,导致其札撒孙和与之职能类似的殿中司、留守司两套系统并行.     

壬子年祭天与元朝的国史编纂

壬子年(元宪宗蒙哥二年，1252)日月山祭天，是有元一代的重要政治文化事件，但在元代的不同文献中有关键性细节分歧。经史源分析，可以发现元文宗朝政书《经世大典》将日月山祭天礼乐活动归于宪宗蒙哥，而将碑传史料中所记的世祖忽必烈隐去。考诸壬子年史实，是忽必烈主导了中原礼乐人员从东平到漠北日月山的活动。壬子年忽里台大会期间，以蒙古文撰写的第一部“国史”《蒙古秘史》成书。《蒙古秘史》所载成吉思汗命子孙祭祀不儿罕山之圣训，与壬子年日月山祭天交相辉映。蒙哥重视的是蒙古传统祭祀，虽然他观看了中原礼乐，但并不感兴趣。到元世祖时期，壬子年日月山祭天仍留存在华北民间记忆中，但在官修宪宗实录中却难觅踪迹。元文宗朝编纂政书时，重新宣扬壬子年祭天，而且篡改了仪式、人物等历史细节，以便为元朝首次亲郊造势。文宗朝政书中的这种篡改过的历史书写，直接被明初《元史》的《志》及部分《列传》所继承。元朝宪宗、世祖、文宗时期官方对壬子年祭天的书写与改写，反映了元朝政治文化二元传统的演变与融合过程。     

作为权力中介的“非遗”项目与民间信仰的生存变迁——基于江西赣州A村的个案研究

国家行政力量以"非遗"项目为中介作用于民间信仰,为民间信仰带来社会声望与经济资本,使巫傩信仰的发展传承重获可能。其中,傩戏与巫傩信仰发生分离,民间信仰及其秩序被重构,"文革"时期傩戏的集体记忆也被重新予以界定和解读。虽然巫傩信仰被迫改变了自身的传统规则,建立与新的权力和利益格局相适应的新规则和新秩序,但随着文化主体的被动缺场,官方与民间对巫傩信仰及其建构的理解发生分离,彼此难以互相认同。一旦民间信仰的定义、理解及信仰活动秩序安排被行政力量完全掌控,民间信仰不但无法真正作为民间文化深入至乡村公共生活,也不可能成为真正受到官方肯定的信仰形态,最终将悬置于社会,无从挂靠。     

国家祭祀视野下的金龙四大王信仰

明清国家通过敕建庙宇、颁发匾额、赐予封号等形式祭祀金龙四大王,渗透着皇权至上的等级观念.祭祀中官方祈神"捍御河患、通济漕运"的心理诉求表现强烈,河工现场官民在应激和紧张心理支配下共同缔造的显圣事件成为国家祭祀的直接动因.国家祭祀推动了金龙四大王信仰的地域扩展,造成了此信仰传播的南北差异,也使大运河、黄河下游地域形成了庙宇密集的祭祀带,并播及数省.     

由中国民间信仰复兴现象反思现代化理论逻辑

在西方现代化发展路径开始在中国演绎之后,中国乡土社会中广大农民的传统民间信仰则被视为"迷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治意识甚至在一定时期内替代了民间信仰,曾使其一度中断。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权力渐渐退出民众的信仰场域时,传统民间信仰在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农村开始复兴,而且愈演愈烈,并展现出与现代化相容的特质。因此,本文认为反思现代化理论本身的逻辑比单纯地判断中国民间信仰是否对现代化有利更为重要。     

陇东湫神信仰的变迁——以朝那湫信仰为例

湫神信仰是陇东地区最具特色的水神信仰,尤以朝那湫信仰最具代表性.从先秦投文诅楚,到秦汉封禅,在国家祭祀中占居重要地位;明清以来朝那湫成为周边民众祈雨的圣地,其间祭祀主题由庇佑政权变为司职雨水,祭祀的主体也逐步从国家走向民间.     

妈祖信仰与中华文化传统

妈祖信仰,作为海峡两岸中国人的一种共同文化现象,体现了两岸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经济、文化和政治的相互联系和交流.这种共同的信仰,与其它许多文化现象一样,都是以共同的中华文化为背景的,都深深地映射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特点.本文循着妈祖信仰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足迹,结合中国民间信仰的一般特点,探究妈祖如何由一个普通的民间女巫成为"护海之神",又由"护海之神"成为"天妃"、     

论元代的通货膨胀

元朝有一整套相当完善的纸币流通制度,被西方人看作是中国皇帝的“点金术”,在世界货币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但是,对于封建政府来说,与纸币流通相伴而产生通货膨胀,也是必然之事。元朝并不例外。本文拟从几个方面对元代的通货膨胀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索。 一、元代的通货膨胀及其危害 元代初期有一套较完备的纸币管理制度。例如:发行纸币有十足的金银作为储备;设立平准库,准许民间以纸币兑换金     

内迁与变迁的索隐与通变——评《元代畏兀儿内迁文学家族变迁研究——以偰氏、廉氏家族为中心》

<正>元代作为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其历史贡献,往往被后人所讳言;而其文学的成就,也容易被"华夷之辨"的观念所遮蔽。⁽(1))其实,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族群划分,固然彰显了元代的民族矛盾,但元代同时又是一个"民族大熔炉","唐朝以来涌入中原的沙陀、吐谷浑、党项、契丹、渤海、女真以及其他多种色目人,元朝以后都不见了,都与汉人、南人逐渐融为一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