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院“侵犯主权权利和海洋空间案”中的毗连区问题

本案是并不常见的涉及毗连区问题的国际判例。国际法院认为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3条的规定具有习惯法的性质,并且裁定哥伦比亚的“整体毗连区”不符合习惯国际法,包括毗连区的宽度以及哥伦比亚在其中主张行使的权力。然而国际法院认为哥伦比亚有权在2012年法院判决属于尼加拉瓜的海域内建立毗连区。国际法院在分析中表达了两个可能对国家实践产生重要影响的观点：一是专属经济区划界或单一海洋划界并不当然包含毗连区划界;二是一国有权享有与他国专属经济区重叠的毗连区。然而这些观点值得商榷。将毗连区划界包含在专属经济区划界中是合理的,而单一划界则当然包含对各方毗连区权利的划分。至于他国专属经济区内的毗连区的概念,非但难以为其在专属经济区制度中找到法律依据,而且实践中也不应被接受,因为一国可以在毗连区内行使的权力与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享有的权利存在重叠的可能性。     

中美海洋安全观视角的海洋安全博弈

中美两国的海洋安全观是理解中美海洋战略互动及中美关系的重要视角。尽管中美两国都主张海洋安全,但是两国的海洋安全观大相径庭,在如何确保海洋安全的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中国的海洋安全政策基于自身安全困境,旨在维护海洋安全、国家安全及国家可持续发展;美国的海洋安全政策基于其全球霸权地位,旨在推进海洋霸权,保证美国的绝对海洋安全。美国使用传统守成大国对待崛起大国的方法,应对中国海洋崛起。尽管中国追求公正的新海洋秩序和海洋规则,无意挑战美国的海洋霸权,但客观上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现有美国主导的海洋秩序与海洋规则。     

中美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争议的海洋法剖析

在南海,我国与其他国家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争议,即我国与东盟某些国家之间的领土归属争议和中美针对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的争议。由于它们的性质和范畴不同,所以应采用不同的方法和路径,以求达到和平解决。本文依据海洋法制度,论述了中美在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争议,并提出应通过双边对话协商机制解决争议,以寻求对海洋法原则的理解和认识达成一致。同时,双方应努力缔结关于海上问题的联络和应急处理机制。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海洋观:世界历史中的海洋与国运

马克思与恩格斯海洋观的哲学基础和表达场域是世界历史理论,主题是海洋与国运的关系。通过对一些大国海洋历史活动经验和教训的总结,马克思与恩格斯从经济和军事两个维度对海洋与国运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分析,认为海洋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和军事安全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海洋观对于当代中国海洋观的建构具有重要启示。     

论“不对称”军事制衡

"不对称"制衡是针对他国的弱点来发展与对手不同的技术或战略,从而抗衡他国权力的扩张或缩小双方的实力差距。技术能力和军事战略文化是决定一国能否采取"不对称"军事制衡的重要原因。冷战后,中美两国形成了动态"不对称"的海洋军事制衡。中国旨在通过发展导弹、潜艇、陆基航空兵以应对美国海上力量过于依赖航母等大型战略投送平台、前沿基地和C4ISR系统等弱点,而美国则试图在太空和空中作战两方面形成"不对称"的技术优势。动态"不对称"海洋军事制衡是中美两国军事战略互动的一个基本方面,对东亚和平与安全有着重大影响。     

专属经济区安全与航行自由的衡平——以美国“航行自由行动”为例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沿海国在其专属经济区享有特定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而非沿海国享有航行自由等权利。理论上,沿海国的安全管辖权与非沿海国的航行自由不存在实质冲突,但实践中,美国为了维持其海洋霸权,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积极实践其"航行自由行动",对相关海域的安全与航行自由造成了威胁。海洋安全与航行自由的法理辨析说明,国家管辖范围内海域的航行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其相对性根源于顾及沿海国安全的国际义务。不同海域以及不同船舶航行自由的比较分析,揭示了专属经济区的军舰自由航行不应危及沿海国的安全特别是非传统安全。在南海发生的"无暇"号事件和无人潜航器事件是美国针对中国实施成本强加战略的外交实践,其实证分析也从法律上论证了美国军舰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的航行自由及其特定活动应遵守沿海国的安全管辖。     

俄美海洋划界争端:法律适用与政治前景

俄罗斯与美国在北冰洋和北太平洋的相关海域存在划界争端。1867年的《俄美割让阿拉斯加公约》使两国成为海洋邻国,1990年的《苏联与美国的海洋边界协定》划出两国之间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海洋边界,使海洋划界争端的最终解决成为可能。1990年协定20多年来的暂时适用,使争端至今仍悬而未决。对于俄罗斯来说,争端的最终解决需要综合权衡海洋划界、北极利益和渔业问题,在拒绝批准、暂时适用和有条件批准1990年协定之间作出抉择。     

复合相互依赖论和海洋政治研究

本文对美国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代表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复合相互依赖理论中的海洋政治研究进行了介绍和评价。作者首先对相互依赖的概念和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的基本命题、海洋问题的界定与国际海洋制度的演变、海洋领域内复合相互依赖的内容、复合相互依赖理论与国际海洋制度的变化等理论进行了归纳和介绍 ,然后对其海洋政治理论的价值和启示意义进行了肯定 ,同时也对其“大国武力作用下降”、“大国在国际组织中作用下降”的观点进行了批评     

日本亚太海洋军事部署：动向、背景与影响

日本聚焦于应对所谓中国海洋军事威胁,通过构建西南海域一线军事部署体系、强化“美日同盟+”集团战略后盾、推动防卫政策转变与防卫力量建设跟进以及自卫队与海上保安厅一体化建设,推进更具实战化、集团化、系统化的亚太海洋军事部署。这一动向是基于大国博弈环境下,以美日同盟战略的回归、俄乌军事冲突引发的欧亚地缘政治联动、亚太区域局势紧张升级以及日本加速其“正常国家”战略为背景和动因,其行为必将严重威胁中国东部沿海军事安全,增加中日乃至中美“擦枪走火”的风险,并且增大中国维护海洋主权安全的难度。为此,中国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促使美日安保体制发挥正向作用,构筑与东亚及东盟国家的安全信任机制,以反制日本亚太海洋军事部署。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南海争端中的效用及中国对策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国，维护公约的精神和严肃性是我们应尽的义务。我们既需要坚持公平和正义的原则，保持航道畅通和航行自由，又必须援引公约，捍卫在领海的主权和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内的主权权利，坚决反对某些国家恶意利用公约，并以公约之名行侵犯中国权利之实。本文围绕相关国家对公约的不同释义而产生的分歧，探讨公约在争端解决中的优势与缺失，以及其在南海争端中应发挥的效用。     

日本新《海洋基本计划》解析：特点、动因与影响

日本长期以“海洋国家”自居,海洋战略不仅在其国家战略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更关乎中日双边关系及地区和平与稳定。2023年4月28日,日本出台第四份《海洋基本计划》,用以指导今后五年具体海洋政策。作为岸田文雄上台执政,并对日本安保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后的首份《海洋基本计划》,其相较于第三份《海洋基本计划》呈现出“泛安全化”趋势空前加剧、将海洋“威胁”主要来源从朝鲜调整为中国与俄罗斯、提出“构建可持续海洋”基本方针三大特点。造成此种变化主要原因包括：日本战略文化中危机意识、扩张主义及尚武等因素的长期浸润;日本国家战略进入向以“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为核心诉求的“全面大国”转型加速期;日本外部环境发生以进入所谓“新时代”为代表的显著变化;岸田政权因经济低迷、少子老龄化、系列政治丑闻等问题遭遇执政危机。日本未来以第四份《海洋基本计划》为蓝本的海洋政策调整,或将对中日关系、地区安全形势乃至全球“高边疆”领域合作造成负面影响,值得予以高度警惕。     

海洋航行自由的制度张力与北极航道秩序

海洋航行自由脱胎于海洋自由的思想体系,随着海洋实践与理论不断推陈出新,特别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以及美国单边推行"航行自由计划",导致海洋航行自由的制度张力不断演进。海洋航行自由的制度张力在协调北极航道利益博弈以及构建能够承载国际道义的北极航道秩序上具有重要功效。国际海事组织(IMO)在优化和构建北极航道秩序中具有支配性地位,这一点在《极地航行准则》的推行中得到实证性印证。海洋航行自由的制度张力的协调,成为构建北极航道秩序的核心和关键,而承载着国际公共利益的北极航道秩序,亦不断促使海洋航行自由的制度张力内涵不断发展和完善。     

全球化时代的中美海洋地缘政治与战略

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仍是影响大国兴衰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海洋地缘政治和由其决定的海洋战略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确保制海权是美国保持霸权地位的关键。面对中国崛起的新局面和向海洋发展的趋势,美国正在构建类似于冷战时期遏制苏联的同盟。中国海军长期坚持"近海防御"和"积极防御"的海洋战略,但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安全利益的全球化,需要逐步改变为"全球安全"海洋战略,这是由国家的地缘政治格局决定的。中国在继续推行以理性态度和原则解决海洋争端问题的同时,根据需要加强海上力量的发展,才能为最终实现以实力求和平创造条件。中美两国远隔浩瀚的太平洋,两国最可能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地方在海洋,必须防患于未然。     

从新近国际司法判决看岛屿在海洋划界中的作用

近十几年来国际法院和国际海洋法法庭涉及岛屿海洋划界的五个判决表明,岛屿在领海划界以及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有不同的划界规则。相关司法实践揭示:当岛屿领海与大陆海岸领海发生重叠时,岛屿在划界中通常拥有全效力;在适用等距离/相关情况规则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进行划界时,岛屿可作为相关大陆海岸的一部分而成为临时等距离线的基点;岛屿自身也可以构成相关海岸而成为临时等距离线的基点;岛屿在海洋划界中的作用取决于诸多因素,包括岛屿的面积和重要性、岛屿的位置、相关的海岸地形等等。     

海上能源通道安全与中国海权发展

凭借全球军事投射能力,美国能在中国难以掌控的国际能源咽喉要道影响中国海外能源供应。限于自身实力,中国在近期内奉行搭便车战略是潜在的政策选择,但难免会受制于人。中美两国的竞争关系,以及两国在海洋领域矛盾的凸显,决定了中国在中长期时段必须采取自助战略,发展本国的海上力量。对此,中国在推进陆上油气通道建设的同时,还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制定相应的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发展一支能执行多种任务的蓝水海军;提高海上公共产品的供应能力;加强对国际海洋法体系的研究与建设;发展本国的海运能力和造船工业。     

印度—印度尼西亚海洋安全合作:新特征、逻辑动因与未来动向

近年来,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度—印尼)在海洋安全领域的合作不断升温,海洋安全合作逐渐成为两国关系中的重要内容,两国在海上联合演习、海洋安全合作机制建设和多边合作等方面取得长足发展。印度—印尼加强海洋安全合作的逻辑动因既有地缘战略因素和"制衡"中国影响等因素,也有维护自身安全利益、追求大国地位的综合考量。可以预见,海洋安全合作将是印度—印尼未来合作的重点内容,并成为两国深化双边关系的重要动力。但是,受印尼大国平衡战略、两国经济联系的不紧密以及域外大国因素等影响,印度—印尼海洋安全合作面临着一定挑战和限度。     

海洋应只用于和平目的

公海应只用于和平目的是海洋法中的一项一般原则。它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它也适用于专属经济区。缔约国在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301条之规定行使其权利和履行其义务时,应不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任何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以任何其他与《联合国宪章》所载国际法原则不符的方式进行威胁或使用武力。但是,这一原则既不限制也不禁止任何特殊军事活动,只要这种活动与上述第301条规定的原则不相违背。但军事活动不包括法律执行活动,且为军事目的而进行的海洋科学研究禁止在海洋的任何部分进行。然而这个问题至今仍然困惑着许多国家和学者。     

美国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迄今为止最广泛、最全面、最有影响的管理和规范海洋活动的国际公约,已经并将继续对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美国虽然积极参与了《公约》的谈判和制订,但时至今日仍未批准《公约》,令人费解。本文回顾了美国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渊源,通过《公约》对于美国国家利益关联性的论述,探究美国未批准加入《公约》的缘由。本文认为,随着国际海洋形势和美国自身实力等因素的不断变化,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批准《公约》是大势所趋。美国一旦批准《公约》,必将附加对其更加有利的额外声明、条件等,对此,我们应予以关注。     

明清地方与国家视域中的“海洋”

在古代中国历史上,"海洋"抑或海上活动在国家与地方社会的视域内从未一致过,尽管其紧张关系中也存在着妥协和平衡。明清时代,内陆立国的帝制政权出于防卫、社会安全和结构、体制稳定的需要,在海洋政策上采取了保守的国策,但于具体战略上却多有变更,并且时而出现松弛和失控的情形,从而与源于经济、市场动因的地方要求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博弈关系,这种紧张在江南等东南沿海地区表现得特别显著。明中期的倭患突现了明初海禁政策的痼疾,而明后期的弛禁甚乃放任主义主要是迫于来自地方利益的顽韧要求,于是与地方出现了某种调试和交集,从而有利于中国尤其是东南沿海的经济楔入开始连为一体的世界市场链条。但清代强有力的国家控制,在强化法定海上贸易与沿海、近海生产、航行活动的范畴内,有效地限制了"海洋"的空间,达到了内陆帝国思维内最为理想的格局,但却由于外部世界的骤变,也即近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和占领,终于在19世纪中叶开始了包括海洋政策在内的帝国体系的崩溃。     

历史承续、战略互构与南海政策——印尼佐科政府海洋强国战略探析

区域大国、中等强国及海洋强国是印尼外交中三种主要的自我身份认知。当前海洋强国的战略化是这三种身份历史承续使然,也是佐科政府权衡前两者实践不足,旨在平衡印尼区域经济与安全能力,协调国内、区域与全球实践,以谋求战略互构的结果。海洋强国是一个综合化概念,具有补充性、通联性的目的与特征,其中,经济与安全内涵是战略核心,各自具有跨层次的特征,彼此间形成领域间联动。海洋强国战略下印尼的南海政策将有所强化,中国有必要统筹印尼的多重角色,重点通过政策沟通来运筹两国海洋强国战略间的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