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的影响

以2010~2017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信号传递及资金获取的角度探讨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的影响。研究认为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政府资助资金越多,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的激励效应越大;融资约束在政府研发资助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即政府研发资助通过降低企业内部与外部融资约束的程度,进而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知识基础和行业竞争性均在高科技行业政府研发资助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强度间起正向调节作用,而在非高科技行业中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西部地区产学研合作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统计调查数据和投入—产出的DEA模型对西部地区的产学研合作效率的测算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的产学研合作效率差距较大,总体水平较低。结合西部地区产学研合作的现状对产学研合作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Pearson相关检验,结果发现研发资金投入、外资、企业盈利能力及企业家精神对产学研合作效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科技人才、人力资本储量、企业产权制度及政府激励政策对其影响并不显著。     

产学研合作中的问题和对策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产学研合作在推动区域科技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辽宁产学研合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存在很多问题,如企业还未成为产学研合作的投入主体和需求主体,多数企业没有建立起研发机构和研发队伍,科技型中小企业产学研合作不够充分,学研机构的研发活动缺乏市场导向,政府在产学研合作中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以及中介机构在产学研合作中的作用有待加强等方面。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要建立产学研全面协同合作机制,是指要实现产学研合作主体的协同,也就是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政府和中介机构的协同合作。通过各个主体的协同,使产学研合作在实践层面上发挥应用的作用,推动辽宁实现全面振兴。     

政府R&D资助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

利用2010—2016年中国高技术3个行业1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从企业R&D投入的外部影响视角,实证分析政府R&D资助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并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分析滞后效应。研究表明,政府R&D资助对企业R&D投入具有挤入效应,且不同行业的挤入效应具有显著差异。此外,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仅对个别行业的企业R&D投入具有显著影响,而是否存在时滞效应则与行业类型有关。     

基于Heckman两步法的银行偏好研究——来自中关村科技企业的证据

企业在研发投入、研发合作和创新产出等环节的不同表现,可能会不同程度的影响银行的放贷意愿。政府通过科技金融政策引导金融资源支持科技创新,如果能了解银行的真实意愿,则政策的制定会更有针对性.本文利用2008-2015年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数据,对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研发合作和创新产出与银行贷款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对于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增加会减少银行贷款,而专利产出增加能加大银行贷款.     

研发投入跳跃对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基于企业金融化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研发投入跳跃是企业正确把握产品生命周期,实现研发策略转换,稳固竞争优势的重要环节,但企业金融化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原有的研发环节。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企业不同金融化程度下,研发投入跳跃与企业经营绩效、价值绩效的非线性关系;并探究研发回报率和研发产出弹性的非线性变化规律。结果表明：(1)研发投入跳跃与企业价值绩效之间存在企业金融化的双门槛效应,二者呈现以企业金融化为44.11%为分段点的近V字形关系。(2)研发回报率、研发产出弹性存在企业金融化的门槛效应,当企业金融化处于0%～6%(±1%)的区间内,研发回报率与研发产出弹性均为正,较为适合进行研发投入;当企业金融化程度逐步加深,研发回报率会出现下降—增加—下降的波动。最后结合分析结果,对企业金融化趋势下的企业经营与政府监管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门槛效应

基于中国智慧城市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实证研究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异质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形”非线性特征,即只有适度的研发投入强度才能促进企业绩效,而过高的研发投入强度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2）在企业规模约束下,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U形”非线性影响,说明只有当企业规模跨越一定门槛时,研发投入才能促进企业绩效;（3）在资本结构和资本密度门槛条件下,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分别具有显著的“倒N形”型和“N形”非线性特征,且均存在最优水平区间;（4）新常态下,有效促进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积极影响的重要抓手在于,兼顾研发投入能力和管理能力并重、鼓励企业做大做强、保持适中的资本结构和较高的资本密度水平。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基于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流入发达国家技术密集型行业的OFDI更有助于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母国显现,而以寻求廉价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为主要动机流入技术落后国家的OFDI难以对母国技术创新能力产生影响。以中国2003—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OFDI逆向技术溢出影响中国技术创新能力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技术差距和对外开放水平仅有单一门槛,而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双重门槛,以上四个门槛变量在达到门槛值后,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研发投入强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也有单一门槛,但在不同门槛取值区间内,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促进作用呈阶梯递减特征;政府对研发的支持程度不存在门槛效应。因此,中国应在鼓励企业“走出去”寻求先进科技资源的同时,持续培育吸收能力并优化研发投入结构,强化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和利用。     

研发投入、FDI门槛效应与区域创新 ——基于面板回归门槛模型

文章选取2000-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基于CES生产函数面板回归门槛模型.研究结果显示:研发投入对中国创新产出的影响有明显的研发资金投入单一FDI门槛效应和研发劳动力投入双重FDI门槛效应;在FDI未跨越较低门槛值的省份,研发劳动力投入相比研发资金投入显著促进了区域创新产出;当FDI超过最低门槛值并持续增大跨越第二门槛值后的省份,研发资金投入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研发劳动投入的影响,并且FDI引发的研发劳动投入规模效应明显低于资本投入的规模效应.     

产学研合作推动产业发展与振兴的作用机理及副作用

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成为推动区域经济的内在需求.本文从政府的引导和整合作用、人才的培养与科学研究、科技投入与产出、成果转化及市场化四方面阐述了产学研合作推动产业发展与振兴的作用机理,并分析了产学研合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希望产学研合作的各方能加强理解,互利合作.     

企业数字化转型、政府支持与创新效率——基于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以2015—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Hansen门槛回归模型，研究政府支持力度不同阶段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作用机制，并基于创新效率的视角寻找政府支持的合理区间。相关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效率之间存在着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效率受到政府支持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政府支持力度低于0.84%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成正向关系。政府支持高于0.84%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成负向关系。根据企业规模不同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大规模企业门槛效应依然显著，小规模企业则不再存在门槛效应，为企业和政府推动创新效率提供了相关启示。     

开放式研发中心建设与R&D投入增长调查

建设开放式研发中心支持开放式自主创新实践,已十分迫切.调查表明,江苏企业产学研合作和开放意识较好,但在研发外包、创建研发分支机构等方面十分保守,开放式创新及其支持平台建设等方面还需在形式上多样化、内涵上深化、功能上系统化.企业R&D总投入近几年排全国前列,但增速略有放缓.因此,企业研发机构需在人才、设备和管理上充实和提升,加快企业开放式研发中心建设,引导在高校和科研院所搭建更多的研发合作平台.同时,提高政府投入和基础研究投入,通过增加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这一根本途径来增强企业R&D投入的能力和持续性.     

债务融资能够在研发活动中发挥治理作用吗?

以2009-2012年创业板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发明专利授权数衡量企业研发活动产出,通过研究债务融资对研发产出和研发投入强度之间关系的影响,探讨了债务融资在研发活动中发挥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1)滞后一期的研发投入强度越大,企业获得发明专利授权数越多;(2)企业总体债务融资水平对发明专利授权数和研发投入之间关系存在显著正向调节作用;(3)相比长期负债,短期债务融资产生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强。研究结果支持了债务缓解代理问题这一理论,还进一步揭示出短期债务能够更加有效缓解代理问题。     

企业吸收能力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国际技术外溢视角

以广东和福建与外资企业处于竞争合作关系的本地企业为调查对象获取样本数据,通过多元回归和非参数检验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生存效应、情报效应和合作效应对本地企业吸收能力有显著正向的影响,不同行业、地区和自身研发投入情况下本地企业这三种外溢效应的差别和联系各不相同。最后,根据对实证研究结论的探讨,给出政策建议。     

高技术产业R&D投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000—2010年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

论文利用2000-2010年我国高科技产业的面板数据,建立了计量经济模型,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政府R&D资助、企业基础研发、专利产出以及企业利润与R&D投入的关系。结果显示,企业的专利产出和基础研发对R&D投入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企业利润,而R&D资助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在高技术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和基础研发是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第一要素,政府应该制定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保护企业的研发成果,并在政策上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基础研发,提供相关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提高企业的基础研发水平。     

政府研发补贴对我国上市企业R&D产出的影响——基于调节中介效应实证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而高科技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尤其在创新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研发和产能升级迫在眉睫。基于2016—2021年我国673家A股上市高技术企业的面板数据,以企业R&D支出为中介变量、企业规模和企业吸收能力为调节变量,构建调节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R&D产出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1)企业研发支出在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企业R&D产出过程起部分中介作用;(2)企业规模在上市企业R&D支出与产出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研发支出对大企业R&D产出的提升效果优于小企业,且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存在行业异质性;(3)企业吸收能力在上市企业研发支出与产出间不存在显著调节作用。     

城乡融合发展提升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长三角地区的实证检验

基于2010—2019年长三角地区的面板数据，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和熵值法测量各城市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城乡融合水平，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模型，研究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特征。结果表明：第一，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城乡融合水平均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第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城乡融合之间存在单一门槛；第三，门槛效应的区域差异明显。未来应加大研发投入，鼓励企业创新，推动技术进步；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高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的资源配置效率，加快要素的市场化改革，着力破除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障碍；加强上海、苏州、杭州、南京等地的中心城市功能，推进长三角示范区建设，优化产业布局和空间发展格局，提高区域协调发展，加强省市间互动，引导技术、人才等要素在省市之间双向流动。     

高校研发、知识溢出与区域高技术企业创新——基于2000～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0~2013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我国高校研发对高技术企业创新的知识溢出效应。实证结果显示,高校研发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知识溢出效应;无论是企业的创新效益,还是创新能力均受到高校研发经费投入和人员投入的持续影响;其中,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对企业创新效益和创新能力产生正面影响,而应用研究经费投入和试验与发展经费投入对企业创新效益和创新能力未产生显著作用。     

多主体参与下中国光伏产业低端技术锁定突破问题研究

针对中国光伏产业低端技术锁定现状,基于多主体参与的技术突破模式,分析参与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此基础上,构建地方政府、光伏企业和学研机构突破低端技术锁定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在模型求解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典型情形分析演化稳定策略的走向和收敛趋势。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上级政府奖励、外部性收益和科研经费无助于推动三方合作;第二,光伏企业扶持性补贴对三方合作的的影响呈现"倒U形",存在"补贴拐点";第三,增加对学研机构的扶持性投入无助于提升学研机构的合作意愿,而增加企业关联收益和学研机构的创新投入能够显著提高学研机构的合作意愿。结合研究结论,提出建立光伏产业递阶式补贴机制、培育行业典型及技术标杆企业、优化政产学研合作模式的政策建议。     

企业家精神、研发投入与区域创新绩效

本文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面板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实证研究企业家精神对研发投入和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家精神对区域创新绩效(专利申请量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同时对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研发投入在企业家精神和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来源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呈现差异性,企业和其他来源的研发投入在企业家精神与专利申请量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之间都发挥中介作用,政府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仅在企业家精神和专利申请数量之间存在,国外来源的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不存在.研究结论对于提升企业家精神水平和区域创新绩效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