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中国数据安全制度的“威胁”认知

数据安全成为中日关系中的一个新议题,也是中日博弈的一个新领域。在数据安全领域的中日互动中,日本认为中国的数据安全制度“威胁”其经济安全。2021年爆发的日本通信软件LINE数据漏洞事件与腾讯投资乐天所引发的美日联合监管事件,都暴露出日本对中国数据安全制度的怀疑与担忧。究其原因,既有美国刻意塑造日本对华敌意的因素,也有日本主动迎合美国而固化同盟的利益需求,亦有中日国力逆转造成日本心理认知发生结构性转变的影响。数据安全作为一个新兴的安全领域,将长期影响中日关系的发展。随着中国数据安全制度和法律体系的渐趋成形并日渐完善,日本对中国数据安全制度的“威胁”认知将极大影响中日两国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合作关系,日本的部分反制措施也会影响中国数据安全治理模式在国际上的推广。     

中日文化的相互认知

有着两千多年文化联系的中国和日本,曾共同创造了东亚古代灿烂的文明。而进入21世纪的中日关系,则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本文通过对古代中日两国文化关系的历史梳理,并理性回顾中日两个国家和民族相互认知的历史过程,来瞻望中日关系的美好未来。     

多视角下的中日关系

看待今天的中日关系,需要在多个视角之下。中日之间力量对比的反转和多元结构特征,成为中日关系定位、认知与处理存在复杂性的重要成因。从安全重构的角度来看,中日在安全目标上存在巨大差异。中日之间的竞争性驱动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种竞争性驱动可能打不起仗来,但会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从认知错位的视角认识中日关系,日本应该重新回到欢迎和支持中国发展的轨道,中国应该理解和支持日本不以中国威胁为目标的"正常国家"的努力进程。     

中日相互认知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兼议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

在当代世界政治中,民众的"认知"因素历来是对国家间关系有重大影响的变量之一。认知因素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原因,是国民立场往往可以直接作用于政治人物的政策选择,并构成影响相互关系时最基本的国内政治要素。比较日本人的"自我认知"与中国人的"日本认知",不难发现已出现了重大差异,而日本人的"中国认知"也既复杂又矛盾。中日相互认知存在着巨大对立,双方国民对彼此国家的认知以负面评价为主。中日关系已基本完成了"止损阶段",今后需要为实质性的改善营造条件,推进中国民众"日本认知"的更新,同时积极塑造和影响日本民众的"中国认知"的改善,并尽可能地让中日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两个领域继续得到发展和管控。     

日本对台湾战略认知和政策的学理与历史考察

台湾问题是涉及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近年来随着中日关系的动荡,日台关系的敏感性进一步提高。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小动作不断,对中日建立互信构成很大困难,严重干扰了中日关系的大局。日台关系和日本对台政策作为台湾问题的外部因素中仅次于美国的变量,成了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关注的热点。现有研究多囿于日本是否"亲台"或者"反中"的双边框架内进行分析,对于日本在国际体系中如何认知台湾问题的演变过程缺乏关注。日本对台政策的知识基础主要建立在日本从对国际体系认知中派生出的对台战略认知上,考察日本对台战略认知和政策的历史变迁,探索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超越原有认知框架并创新研究视角,或将有助于更加有效地在对日外交中处理好台湾问题。     

“安倍路线”下的日本与中日关系——兼论构建中日新型国家关系

"安倍路线"下的日本发展前景及战略走向、当今日本对华认知及政策思路、现阶段中日关系的大势和特点以及中日关系健康发展之道,是研究当今日本走向及中国对日关系的有机部分。"安倍路线"推动的"正常国家化"成果显著,但囿于内外条件,日本国力发展的突破性跃升及战略走向的颠覆性裂变尚难发生。其对华认知及政策兼具"周边普遍性"与"日本特殊性",日趋消极但有底线国家理性,不完全排斥构筑和平与互利的低阶中日关系。当今中日关系的大势与位相,从大历史看是恢复到相对的"中强日弱"常态但有新特性,从复交后历史来看是战略关系的变质及固化。这种复合状态决定两国关系的"极端好坏"不易发生,但磕碰与博弈是常态,且历时较长。构建一定共识之上的中日新型国家关系,不仅是新时期两国之需,也有实现可能性。为此,中国需要明晰目标、统筹规划、引导塑造。     

“安倍首相访华与中日关系发展”笔谈

各位作者的核心观点综述如下:(1)在中美博弈的架构下发展中日关系尤为重要,但其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政治互信,用"东亚方式"来解决问题。(2)安倍政府改善中日关系的举措本质上是"避险平衡外交"。鉴于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中国也需要努力发展中日关系。在经济领域,双方有广泛的共同利益。(3)安倍作为右翼政治家,在思想与现实方面摇摆不定,发展中日关系要晓之以理。(4)在安倍政府谋求改善中日关系的背后,应该清楚地看到日本社会的右倾化,历史上的以小博大和与强结盟的国际关系行为,要加以警戒。(5)安倍访华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两国存在诸多近期难以解决的矛盾,但是双方关系的改善能够促进民间往来,对地区局势缓和也有积极影响。(6)中日关系存在着积极的确定性因素,包括日本长期政局的稳定性、安倍个人需要政治遗产和日本内政外交的稳定性等,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如美国对中日关系改善的认知和日本自身的意愿,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认知等。在这种情况下,安倍采取了更为实效的即"低调"的方式谋求双边关系的改善。     

试析日本海上危机管理机制及其涉华因素

在中日关系依旧僵持的背景下,建立两国海上危机管理机制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当前中日之间的问题不在于缺乏机制,而在于对安全观的认知差异。无论从力量还是意图方面,日本都在提高对中国的威慑。在传统海权论的影响下,安倍内阁的危机管理机制将服从争夺海权的目标。中日若能基于可持续安全原则建立危机管理机制,或将带领两国关系走上正常的轨道。     

从日本社会调查看中国的软实力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冷战结束之后,在国际关系中出现了"软实力"的概念,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也越来越重视"软实力"的增长。通过对日本民众所做的有关中国文化及其软实力的调查发现:中国对日本文化软实力的影响仍然薄弱,尽管其中有关传统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某些内容能够被日本社会所接受,甚至某些内容还受到推崇,但是在政治文化方面却遭遇抵抗。总体来说日本社会对中国的文化价值缺乏认同,目前中日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以及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亲近感降低也与此有关。因此,中国要提高自身文化软实力,改善媒体的传播质量,以民间形式为主进行文化传播,这不仅仅是改善中日关系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需要。     

日本对东盟政策与中日关系

战后日本与东盟关系可以划分为各具特点的若干阶段。日本对东盟的政策在每个阶段均有所调整。同时,日本对东盟政策也保持了高度的连续性。在日本对东盟政策的制定与调整过程中,中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不论积极与消极,主动与被动,日本对东盟政策的调整都或多或少与其对华政策相关。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日本对东盟关系中中国因素的作用日益凸显。日本对东盟政策的定位与对中日关系的调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互为表里,虚实相间。     

中国大学生对日认知的问卷调查——数据与分析

通过对以北京十所高校为主的大学生采用纸质问卷调查并进行数据处理,显示出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对外认知和对中日关系的认知具有相对客观、理性的特征,特别是能够相对客观地看待日本以及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作为公众舆论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群体对于中国人对日认知和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     

近代上海与日本文化关系述略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无论在近代和当前,她都在中日关系中处于重要的地位。现在,中日两国在和平与发展的基础上增进经济文化联系。在这种历史氛围下,进行近代上海与日本文化关系的研究,既可拓展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视野,又可对促进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产生积极意义。一、对日交往的中心口岸　　近代上海与日本文化关系比较密切是与它作为中国对日交往的中心口岸的地位分不开的。上海地处中国海岸线的中部,是中国最大河流——长江的入海口。她具有悠久的发展史。南宋咸淳三年（１２６７年）上海设镇,元朝至元十四年（１２７７年）设…     

历史问题与中日危机管理中的美国因素

近年来,围绕历史问题,中日关系出现危机,日本推行向美“一边倒”政策使其亚洲外交陷入孤立,从而间接损害了美日同盟的战略利益。另一方面,美国的外交政策开始东移,对日本的要求日益增多。从战略利益出发,美国改变了在历史问题上对日“超然姿态”,开始适当敲打日本,希望开展中日关系危机管理。中国应促进美国对日工作的积极因素,构建良性发展的中美日关系。     

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论"与中日关系--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为中心

“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论”是中国国内对日认识的一种重要观点,其发展过程 存在着明显的不同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国内学术界和媒体中关于“日 本军国主义复活论”的研究和宣传明显增多,这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日两国国内发展 状况有密切关系。中国国内针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论”的观点,还存在着大量不同的 看法,主要集中在军国主义国家的具体条件、对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制约因素的强调、 对日本国内多元化与右倾化关系的看法等方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论”反映了中国国 民中存在的一种对日本的不信任感、对日本未来发展的警觉和忧虑,这已经对中日关系 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关于上述观点争论的由来、争论焦点及其对中日关系的 影响进行了综合性分析     

徜徉在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之间

进入了2 0 0 5年的中日关系正面临着新的考验。中日之间能否在今天实现睦邻友好,取决于历史问题的正确定位。任何粉饰、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行,必然给中日关系造成严重破坏。中国不忘战争创伤的目的,在于避免历史悲剧重演,而不是向日本复仇。日本试图成为“远东的英国”,做美国在亚洲的最亲密盟友。模仿英国在国际关系上走钢丝,恐怕会落得无路可退。中日关系的总体性倾向是走向一种“非敌非友”的相邻大国关系,或曰“竞争性伙伴”关系。     

地方合作与交流支撑中日合作进入新阶段——以哈尔滨市与新泻市合作交流为视角

中日有2000多年友好交流历史,在漫长的岁月中,中日两大文明彼此借鉴,互相促进,对各自文化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古代日本汲取中华文明形成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文化,与此同时,中国也积极借鉴日本兼收并蓄的欧美近代文明成果,中日文化中留下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抹杀不掉的历史烙印。在合作与交流的主旋律中,两国也存在由于日本野蛮侵略中国而关系恶化的黑暗时期,日本在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创伤的同时,也给本国人民造成巨大伤痛,国家险些走向毁灭。在中日各个时期的交往中,剔除影响两国近代历史的个别事件,地方合作与交流一直是中日关系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离开地方合作与交流,中日关系无从谈起,离开地方经贸合作的支撑,中日经贸无法取得今天这样的辉煌,地方合作与交流构成中日关系在一波三折中不断前行的根本动力。本文以哈尔滨市与新泻县之间的合作交流为视角,试析地方合作与交流在中日关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超越台日关系中的“特殊情结论”——以台日青年大学生相互认知问卷调查为基础

台湾问题涉及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等国家核心利益,属于中国内政。但由于其历史形成的特殊性,长期以来实际上超越纯粹的内部事务范畴占据了中国外交很大空间。由于在历史上日本曾对台湾进行过殖民统治以及现在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台湾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此不少学者认为台日之间存在的"特殊情结"为日本右翼势力和岛内"台独"势力伺机提升台日政治关系提供了社会环境。本文认为台日"特殊情结论"是一个由少数台日知识精英利用冷战结束后中日战略关系新框架没有得到及时更新的背景下,通过媒体放大制造出来的一个现象,这一认知甚至被内化为中国大陆看待台日关系的基本框架,这实际上是相对于中日关系不紧密而反射出来的误认知。本文通过对台日青年大学生相互认知进行问卷调查的方式来对台日关系中"特殊情结"的认知加以考察,并以此为基础,重点从中日关系的视角分析"特殊情结论"的形成机理。为突破台日"特殊情结论"的思维框架,中日双方需要减少"美国中心思维范式",构建新的良性战略互动关系。     

安倍第二次执政后自民党政治家对华战略认知分析

自2012年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后,中日关系旋即陷入持续恶化的困境。以安倍晋三为首的自民党政治家,秉持消极的对华战略认知,在制定及执行对华政策上更多地展现出强硬的鹰派色彩。基于对中国崛起的警觉和防范,自民党政治家认为中国"试图依靠力量来改变现状的行动,是对国际秩序的挑战",因此亟待通过强化日美同盟体制和构筑"反华包围网"予以应对。然而,日本推行充满敌意的对华政策非但未取得预期成效,反而招致自身在亚太地区陷入孤立。面对这一窘境,安倍内阁遂逐步转变此前的消极对华认知,转而开始推行温和的对华政策,中日关系也随之呈现缓和与改善的迹象。     

虚幻的"安全困境"与冷战后中日安全关系变迁

冷战结束后中日安全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控制这种安全关系的枢纽是"历史镜像"与"现实映像"交织形成的所谓"安全困境".安全问题成为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敏感神经.由于中日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增强,特别是日本国内的社会变迁导致其国民的恐惧危机意识加剧,使日本的自我中心定位意识加强,这为"虚幻的安全困境"提供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可持续地改善中日安全关系就要揭开安全困境的面纱,关键是要弱化日本国内的恐惧危机意识,实现其政治保守化和右倾化的转向.     

中日民间相互认知与中日关系重构

中日关系是当代中国对外交往中一对重要的双边关系，中日关系的好坏不仅取决于决策者对重大问题的决断，也受制于中日民间的相互认知。目前，由于认知情景和认知偏见的影响，中日民间的认知时常以错误知觉的形式显现，这不仅妨碍了两国民众客观公正地认识对方，影响了中日民间关系向前发展，也严重威胁到中日国家间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不利于东亚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