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建构的理性构成及其困境

现代社会的制度建构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们的理性设计和价值选择,是由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共同构成的,具有双重的价值取向.也正是由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相互伴生又彼此对立的关系,给制度建构带来了诸多矛盾和困境.对此,必须加以密切关注,以共同维护现代社会的同一性与和谐发展.     

医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理性思考

医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对深化思想道德教育,推动教学实践,发挥自我教育主体作用至关重要。社会实践活动与教学相结合,是活动的关键,是提高医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要从基地建设,指导教师,实践内容上把握关键,探索完善社会实践的新途径。     

《包法利夫人》的价值理性取向与社会建构

<包法利夫人>表达了福楼拜对中产阶级的尖锐讽刺,对精神贫乏这一社会现象的极大关注,以及他对抗社会的心态.如果按照马克思·韦伯对人类理性类型的划分,他的小说是对价值理性的追求,因为价值理性与另一种理性类型--工具理性的区别在于它追求终极价值的实现.在表象上,这种对价值理性求索与社会形成了对峙,但在本质上却是社会建构的动力与意义.今天,探讨这部小说价值理性取向的社会现实意义就在于,能够在<包法利夫人>看似遥远的镜像下找到彻底照亮现代中国转型社会的反讽和抒情.     

先例与理性--也为中国的司法判例制度辩护

遵循先例是法治的普遍要求,因而建立某种形式的判例制度是中国的当务之急.但先例不应该由法院钦定,因为先例的效力主要不是靠命令产生的,而是来自于它的合理性和说服力.在判例制度从无到有的过程中,法院审判委员会可以采取一些积极引导措施,但同时要防止行政过度干预的倾向.最重要的是通过判例制度形成一种运用先例的思维方式,掌握比附、区分案例的司法技能,并进而从社会政策的角度体会、反思与评判先例的合理性.为了建立统一的判例体系,中国法院应该积极转变司法职能.上级法院的主要作用不是审理大案、要案,也不是作出抽象的司法解释,而是通过具体判例过程统一下级法院的司法解释.各级法院应该尽快公布全部司法判决书,至少及时公布法院自己认为是"先例"的判决意见.为了保证先例判决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全国法院应该建构一个判例的互联网体系.     

美好生活社会视域下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相协调机制的构建

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运动把人从中世纪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用理性取代了上帝,促进了个体理性意识的觉醒和形成,使人转向关注人本身和人的理性。理性对于每一个个体而言都极为重要,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在社会生活中有效地发挥理性的作用,个体理性往往需要有效的社会机制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对于美好生活社会来说,理性发挥作用的机制比理性本身更重要,为了使美好生活社会建立理性发挥的有效机制,理性个体在社会行为中既要遵守规则又要合理求助,而个体理性的运用也需要有美好的社会理性环境,当个体理性地求助时,社会要有响应者和可信赖的他者,从而避免个体理性缺失与社会理性缺失相互恶性循环。也就是说,构建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相协调的机制对美好生活社会而言至关重要。     

妥协理性与社会和谐

妥协是解决社会冲突的基本方式之一,一个存在尖锐对立而又不能通过适当让步与妥协达成一致的社会,不仅社会发展难以实现,即使是社会存在本身都有可能成为问题,妥协由此而成为社会必需的一种公共理性.妥协是相关行为主体在特定背景下的一种理性选择,妥协也是有着深刻的理性基础的.妥协有足够理由成为一种维持现代民主社会必需的公共理性,妥协理性对民主社会的健康运转有着重要的意义.社会和谐的实现需要公共理性的培育与升华,妥协理性正是社会和谐所必需的公共理性的基本内容之一,我们应该抛弃对妥协的传统偏见,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妥协.     

我国社会建设的制度设计及其创新

从社会工程学视角出发,可将我国社会建设视为一项重要且具有社会性的社会工程。以社会工程学的核心环节“制度设计”为分析基础,对我国社会建设中的制度设计现状进行分析,并对制度设计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加以深入探讨,继而结合社会学社会结构的建构主义,提出了完善我国社会建设中制度设计的机制和途径：建立利益表达机制,加强制度建构和制度创新,实现制度有机整合。     

外部性:个人理性向集体理性过渡的可能性 --基于制度形成的分析

从Demsetz、Anderson和Hill以及Umbeck等关于制度形成过程的讨论中,我们发现外部性效应积聚到一定程度将自发地"催生"某种制度以缓解冲突,而且该制度往往成为个人理性向集体理性过渡的条件.借助这个分析思路,能够为西方近代伦理学与纳什均衡、公共选择理论中关于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关系的争论找到契合点.     

制度理性与社会公平的实现

探讨社会公平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价值层面,而要回落到现实的社会制度之中,理性的选择是用制度机制逐层实现社会公平。制度理性试图将某种个体行为普遍化为一种一般的行为方式,从而构造一种普遍的社会关系模式。在现代社会,要通过市场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的理性安排来实现社会的交换公平、机会公平、分配公平．体现社会的实质正义。     

试析遵守问题与国际制度的理性设计

国际制度的理性设计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前沿问题,对于国际法的遵守问题的研究直接启发了国际制度的理性设计理论,并为国际制度的设计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导向.同时,对遵守问题的研究,也有助于重塑国际法的基础理论,因此,西方学者对于国际法的遵守问题的关注,代表着新兴的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理论交叉学科新的发展动向.     

社会理性与新社会服务体系建构

社会发展变迁使得我国传统社会服务体系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及实践困境,这些挑战和困境成为推动社会服务体系理论、实践创新的逻辑起点。从原先以注重效率、经济理性为核心的工具理性范式向以社会利他、社会规范和集体利益为核心的社会理性范式转换,应成为创新社会服务体系的理论基石。在社会理性视角下,建构新社会服务体系的实践路径是:社会政策的社会理性范式创新是构建新社会服务体系的根本保障;新社会组织的发展是构建和实现新社会服务体系的重要抓手和组织化行动者;社会服务的社会化、专业化以及社区为本的本质属性是构成新社会服务体系的内在要求和实质内容。     

二重合理性背景下的交互理性构建:社会组织行动理性的重构探讨

社会组织作为多元治理视域下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它既非如市场主体那样以营利为目的,也不像政府那样以强制手段来行使职能,而是以志愿精神为指导内化自身。作为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角色出现的社会组织其本身就是目的,而不必首先是工具、手段,以满足人们情感的、利益的、信仰的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需求。但社会组织在追求价值理性的过程中,往往容易陷入志愿失灵的尴尬境地。因此,要使社会组织的功能真正得以发挥,需要重新审视社会组织行动过程中功能发挥的理性指向,结合第一、二部门的理性指向——工具合理性和第三部门原有的价值合理性,重构一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行动理性——交互理性,以更好地实现资源整合和功能发挥。     

社会理性与社会保障法

目前 ,关于社会保障法的思想基础 (思想文化渊源、理念、观念 )和理论来源的论述都无法说明社会保障法制现象。因此 ,有必要对这些思想和理论进行逻辑分析 ,寻找社会保障法的逻辑起点。寻求逻辑起点的方法有三个 :一是寻找现有理念和理论的共性 ,二是追溯其根源 ,三是构建新的理论     

理性、新教伦理、科层制与社会发展--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发展理论

马克斯·韦伯是著名的经典社会学家,他对社会学理论的贡献是巨大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以往人们却很少去关注他的社会发展理论,即使论及这个问题,也只注意到其中的某些内容而忽视了其他内容。其实,他的社会发展理论是由三个互为关联的部分组成的:①理性与现代社会发展;②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对现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促进作用;③官僚科层制与社会发展。在这三个因素当中,理性是贯穿始终、联接其他两个因素的一根红线,新教伦理是现代社会理性化的一种文化支撑,科层制是理性化在现代社会的集中表现,正是这三个因素催生了现代社会。当然,韦伯在探讨社会发展时不愧为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在看到理性、新教伦理以及科层制在促进现代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意识到了它们可能给现代社会与现代人带来一些消极影响。     

论经济理性、社会理性与政治理性的和谐

经济理性、社会理性与政治理性产生于不同的交往方式,因而相互区别,同时也相互联系.不同的理性之间会产生冲突.不同交往共同体的主导理性之间的冲突,有可能导致理性间的越界与脱节.使三种理性保持和谐的关键是理性的限界和接轨,它对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长治久安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超越经济理性重视生态理性和社会和谐

市场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常态.但经济发展不是社会的唯一或终极追求,不仅仅是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具有内在的缺陷,更因为作为人类内部劳动交换关系体现的经济理性无法兼顾更高层面的生态平衡和社会和谐.     

危机事件与中国社会共同体理性

SARS等危机事件最终挑战的是中国社会共同体理性。强公共理性、强家庭理性、弱社会理性是我国现有共同体理性的总体格局 ;其转换方向是强政府理性、强社会理性、强家庭理性、强个人理性“四强并举、动态平衡” ;培育社会理性则是完善我国共同体理性的重点 ,其首要内容是在合理区分公共信息与社会信息、公共知识与社会知识基础上 ,完善相对独立的社会信息网络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理性追求及其伦理内涵

企业不能将承担社会责任仅仅作为长期赢利的手段,而应该从价值理性的高度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将承 担社会责任作为一种价值理性来追求,具有重要的伦理内涵。     

利己主义、理性与社会契约

伯纳德·格特在他最近的书中对托马斯·霍布斯的哲学进行了独特的解读。这些解读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被质疑：（1）即便霍布斯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利己主义者,他仍然像是欲望的利己主义者,对格特而言,这意味着人在每个行动中都至少是为自身的利益而行动;（2）虽然理性一词有多种解释,霍布斯对理性的理解似乎是以手段通达目的的计算,这些计算设置直接的目标,而理性自身则不设置最终的目的;（3）霍布斯的政治理论最好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契约理论,因为臣民之间订立契约授权主权者保护他们,授权的结果是臣民将他们的一些权利授予主权者,但是权利的赠与不是市民国家产生的核心要素。     

理性的达成:社会治理心理学的思考

新冠肺炎的人际传播暴露出了现代社会因人口聚集和流动而存在的系统性风险,因此疫情防控的关键是人的管理,要引导公民做出符合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行为选择。社会治理和社会心理服务应将提升公民理性作为核心目标之一。为此,一方面要培育公民的个体理性,重视培育有利于滋养个体理性的社会生态;另一方面要增进个体的社会理性,着力建构个体理性向社会理性转换以及集成的系列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