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制度创新来保障社会公正

制度是人们实践和交往活动的产物 ,是整合和调控社会关系的规范体系 ,制度的首要价值是公正。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 ,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制度缺环和制度真空 ,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公正现象 ,影响了社会稳定和持续和谐发展。因此 ,我们必须从坚持社会主义理念、转换社会运行机制的战略高度 ,注重制度的理性设计 ,加强制度建设 ,推进制度创新 ,维护社会公正。这是事关现代化事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败的一个重大问题     

基于社会治理创新的现代官僚制再设计

现代官僚制的合法性稳固无疑是社会有效治理实现的重要基础。韦伯根据其形式合法性理念对现代官僚制进行了构建,认为理性设计下的现代官僚制能够满足现代社会中法理型权威的理性统治需求。然而,20世纪中后期以来,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基于理性设计的现代官僚制出现形式合法性不断丧失和实质合法性缺失等问题,其合法性危机不断扩散。目前,中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中国官僚制度改革的设计理念仍存在缺失现象,只有正视官僚制合法性获取中的价值维度,通过将理性设计的合理思想与社会设计理念相融合,强调基于公共利益的全局意识,获取实质合法性,方能稳固其合法性基础。     

制度建构的理性构成及其困境

现代社会的制度建构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们的理性设计和价值选择,是由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共同构成的,具有双重的价值取向.也正是由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相互伴生又彼此对立的关系,给制度建构带来了诸多矛盾和困境.对此,必须加以密切关注,以共同维护现代社会的同一性与和谐发展.     

论制度理性:从不发达到现代化的主导力量

韦伯提出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把握住了推动社会发展的理性精神的两个互补方面,本文提出的制度理性,则是二者在组织体制方面的统一体,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组织动力。在今日,它通过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推动社会向合理化、优化方向发展,因而是我国从不发达走向现代化的主导力量。所谓社会主义现代化,首先就是要在制度理性主导下科技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协同发展。     

话语理性到实践理性：社会学研究中的制度—行动关系——兼论社会学制度主义理论内核的嬗变

制度与行动关系是社会学制度研究的重要议题,社会学中的一般行动理论与实践行动理论分别构成了社会学早期制度研究和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微观社会学基础。社会学早期制度研究特别强调制度中的规范与价值观要素,制度通过个体人格系统对调节性规范或规则体系的内化来对行动发生作用,在制度与行动关系问题上,行动者遵循的是"话语理性"。相反,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将认知因素上升至核心地位,制度凭借制度环境中生成的合法性机制通过行动者的制度认知、意义建构对行动选择产生影响,在制度与行动的关系问题上行动者遵循的是"实践理性"。     

哈贝马斯重构社会批判理论基础之探究

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社会批判理论的工具理性批判,揭示了理性在现实的层面仅仅展现为工具理性,理性已在客观理性消逝的过程中走向毁灭。这种悲观的信念导致早期批判理论家们最终放弃对理性的信任而使得批判理论走向消解。哈贝马斯为重建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从生活世界的日常交往的言语行为之中挖掘出交往理性,建构出一套具有规范基础的社会批判理论。但他基于交往理性重构出的批判理论向度本身也仍值得我们理性的省思。     

邓小平与当代中国制度现代性的建构

制度是现代性"嵌入"社会生活的中介。邓小平在改革进程中对利益制度、权力制度和能力制度的思考和设计,为当代中国制度现代性的建构奠定了基础。邓小平的制度现代性建构思想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协调,市场逻辑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以及注重效率与保持社会稳定相结合的原则。     

分野与融合:建构理性与演进理性

建构理性承认人类理性能力的至上性,认为人可以明智地运用理性,设计并改造不合时宜的制度,为人类社会发展指路。演进理性认为人类理性并不完全,各种现存制度与秩序,如法律、道德、惯例、习俗等等,都不是理性预先设计之物,而是以一种累积性发展的方式逐渐形成的。只有依据这一累积性发展的框架并在此框架内,人的理性才能得到发展并成功发挥作用。经济学近年来的发展证明,演进理性与建构理性的分野在逐步消融,融合趋势日益鲜明。现代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其赖以建立分析框架的基础,已经从对理性不加限制的建构式理性逐步进化到受认知、习俗、惯例等多种因素制约的演进式理性,演进理性正在融入主流经济学并成为其分析范式的基础。     

老年同居 理性选择视野中的社会学分斩

目前,老年人再婚现象增加和再婚意愿上升的原因主要有社会和个人两方面,但家庭财产的制约使老年人再婚稳定性差,家庭人际关系的阻碍及老人自身存在的问题,又使老人再婚时选择同居形式。同居是老人在当前社会现实中对婚姻的一种理性选择。发展经济、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社会工作的建设,健全法律制度等措施能促使老年同居进入更加规范和良性的轨道。     

重访法律制度主义：新旧之别与异同之辨

法律制度主义存在新旧之别,旧制度主义将作为制度的法律理解为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秩序和组织机构,新制度主义则基于制度性事实追求"规范主义的社会现实性发展",并在制度性事实的本体论、方法论多元主义以及实践理性及其局限方面取得基本共识。但其内部仍存在诸多差异:行动的形式目的理论与非正式言语行为理论;实践推理的逻辑理论与实践推理的合理性理论;制度的规范观念与制度的习惯观念;实证主义立场与和后实证主义立场。在法律制度主义百余年的学术理路、理论渊源和发展内涵上,规范主义与反规范主义得到有效调和,理论基础和内容得到发展和完善;理论自主性得到不断强化;以此为指引,当前国内的法律制度研究应更注重"经验研究的规范主义发展"。     

两种制度发展模式论析

经验理性和建构理性是制度发展的两种理性形式,它们彼此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前者重经验,后者强调理性;它们建构或形成的制度,也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前者具有现实主义特性,后者则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二者的制度发展模式,各有其短长,对思考中国的制度建设具有一定的意义.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自主性审思

社会自主性是实现现代化社会的重要内容。而新型城镇化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阶段则应时性地赋予了社会自主性以新的内容,并且会在空间、角色、动力、行为、策略等方面为其提供得以发展扩张的条件。但是,社会自主性扩张也具有限度,否则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机。因此,要以公共理性确立为引导、以制度建构为保障,以期实现社会自主性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述评--政治学研究的社会学新途径

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为代表的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基础建立在“社会人”的假设基础之上。个人的政治行动受到制度的规定和制约,不完全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个人的偏好不是既定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能够影响和塑造个人的性格、偏好以及行为方式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能够创造共同的文化和价值,培养公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妥协理性与社会和谐

妥协是解决社会冲突的基本方式之一,一个存在尖锐对立而又不能通过适当让步与妥协达成一致的社会,不仅社会发展难以实现,即使是社会存在本身都有可能成为问题,妥协由此而成为社会必需的一种公共理性.妥协是相关行为主体在特定背景下的一种理性选择,妥协也是有着深刻的理性基础的.妥协有足够理由成为一种维持现代民主社会必需的公共理性,妥协理性对民主社会的健康运转有着重要的意义.社会和谐的实现需要公共理性的培育与升华,妥协理性正是社会和谐所必需的公共理性的基本内容之一,我们应该抛弃对妥协的传统偏见,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妥协.     

现代社会中组织与社会的联结:理性的类型关联

组织与社会的联结是现代组织社会学领域一个重要的理论主题,但是在组织社会学理论领域尚未得到应有的讨论。本文尝试从理性关联的角度在理论上厘清这一主题:一是组织理性和社会理性类型具有一致性,二是组织理性和社会理性的进化具有关联特性。     

制度理性建构论与制度自发演进论的比较及其融合

经济学界长期存在两种制度研究范式,即制度理性建构论和制度自发演进论,两种研究范式长期相互独立,难有通约。实则,深入考察两种研究范式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差异,探讨两种制度生成方式的优势和局限,可知二者具有互补性,进而可以通过范式融合,推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制度的理性建构是基于演化形成的共同知识而非整体性知识的设计,同时必须为参与者有效运用其局部知识留有空间,理性建构的制度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进;自发演进的制度需要借助理性建构才能够得到扩展,进而获得更多参与者的遵循。在许多情况下,制度生成和变迁的过程既不乏理性建构的力量在起作用,也能发现自发演进的力量参与其中。制度的有效性表现为对共同知识和局部知识的有效利用,制度系统的生成和演变涉及多主体互动和多层级选择过程。     

论市场经济理性

根据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 ,市场经济理性可分为两大部分 :个体理性和社会理性。个体理性包括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伦理理性。个体的经济理性是市场经济得以繁荣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动力 ,而文化伦理理性是促使市场经济机制形成和完善及维持市场公平和公正运作的重要因素。社会理性从社会普遍的整体利益出发 ,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从而建立健康、完善的市场机制。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 ,社会理性为市场的良性运作制定各种市场竞争规范。其二 ,社会理性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合理使用经济杠杆进行宏观调控     

韦伯与斯诺：非正式制度认识之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经历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型,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人们对正式制度的变革更为关注,认为正式制度是理性的,而诸如文化的非正式制度是不理性的。从中国汉代到清,中国的基层治理中总有儒家文化的思想,如保甲治理、乡约治理、宗族治理等,新疆在历代中央王朝的治理中是很独特的,新疆的基层治理方式自汉代以后,是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与汉文化相结合的方式,如羁縻制度、伯克制度、督护制度、军府制度等,这些治理模式最大的特点是遵循文化的特性。可以说,非正式制度在实现治理的过程具有理性的成分。当前,我们应该从重视正式制度安排转变到重视非正式制度融合．这对我国的基层治理实现“善治”提供了借鉴意义。     

危机事件与中国社会共同体理性

SARS等危机事件最终挑战的是中国社会共同体理性。强公共理性、强家庭理性、弱社会理性是我国现有共同体理性的总体格局 ;其转换方向是强政府理性、强社会理性、强家庭理性、强个人理性“四强并举、动态平衡” ;培育社会理性则是完善我国共同体理性的重点 ,其首要内容是在合理区分公共信息与社会信息、公共知识与社会知识基础上 ,完善相对独立的社会信息网络     

公共理性与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

价值多元化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若任其多元价值无限度冲突就不会有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要求公共理性成为社会基本价值观,对话、讨论、沟通是体现这种价值观的具体方法和程序,是公共决策的合法基础。公共理性缺失是导致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