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汉代雅乐与俗乐的关系

自中国古代阶级社会形成以来 ,宫廷雅乐与民间俗乐就形成了相互对立的特征。对于汉代雅乐与俗乐的关系 ,汉史褒雅贬俗 ,近世则厚俗薄雅 ,形成两种对立的观念 ,长期以来不可调和。近现代考古发现大量出土汉墓音乐文物 ,经与典籍史料互证 ,则反映出两汉音乐文化的发展 ,存在着雅俗并存、交融互补的特点。而这正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基本特征     

汉代乐府与戏剧

本文对汉代乐府与戏剧的关系作了系统的考察,并涉及到先秦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重要的戏剧史实。文中认为应该将“乐”、“乐府”这一中国古代综合性音乐娱乐艺术体系纳入到戏剧史的主体中来,并着重研究了汉代的郊庙歌辞与相和歌辞中所反映的戏剧表演情况,研究了向来未曾触及的早期戏剧文学的样态。文中涉及丰富的戏剧史资料,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了许多新的探索。     

从"歌舞伎乐时代"走向"剧曲音乐时代"——论唐代散乐对宋代市民音乐的启蒙

唐代是我国音乐史上"歌舞伎乐"的鼎盛时期,也是宫廷散乐由盛而衰的时期,通过对唐代散乐发展的考述,可以看出唐代宫廷散乐逐步走向民间.随着唐代散乐的走向民间以及乐棚、勾栏等表演场所的出现,对宋代市民音乐的出现和繁荣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契丹入汴与辽乐的崛起

契丹音乐原本是原始部落风格。石晋的进献、尤其是太宗耶律德光灭晋入汴的大规模掳掠,使得契丹乐内容空前充实、功能空前完备。契丹乐显示出强烈的国家属性,成为合格的国家音乐。辽乐的国家化增强了辽对汉人尤其是燕云十六州统治的礼乐力量,也强化了其兼治契丹与汉人的礼乐自信。辽乐兼并石晋音乐并凸显国家化色彩,也是其后来与北宋抗衡的文化力量所在。     

论乐、律的文化分离与汉代律历体系的确立

中国古代的音乐发生论主要有心物相接、度数和声两种方式,两条主线在先秦时期便已呈现,并内在蕴含了秦汉时期乐与律在文化意义上相分离的倾向。学界对第一条线索研究成果颇多,但普遍忽略了对第二条线索的理解和把握。第一条线索以《礼记·乐记》为代表,塑造了儒家以德性为引导的传统乐论体系;第二条线索以《汉书·律历志》为代表,更为侧重乐律的制度与规范意义,是古代律历传统建立的基础。度、数内在要求着标准的确立,因此此种意义上的“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出音乐的范畴,而身兼“法准”的意义。在《汉书·律历志》中,黄钟律作为十二律之首,作为律、历循环的起点与社会制度的基础,最终确立了自身的根本地位。在文化的意义上,“律”也正式脱离了“乐”,而彻底成长为一个具有哲学意义的独立概念,黄钟律自汉代开始成为天道、正统和国家标准的共同符号象征。     

资源、体制与行动:当前中国环境保护社会运动析论

中国"本土化"的环境保护社会运动可称作是中国语境下"公众参与最广阔的战场",其不仅受到世界绿色政治和生态运动社会思潮的影响,而且也是在中国社会转型发展和环境污染恶化背景下,由中产精英人士与生态环境保护组织积极推动和发展起来的社会运动。近年来,在怒江反坝运动、金沙江环境公益维权运动等一系列环保社会运动中,民间环保社会组织无论在资源动员还是组织联盟方面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该运动的兴起,反映了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关键性因素。然在现有体制背景下,中国式的环境保护社会运动,虽能积极寻求与政府的互动机会和"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制度渠道获取合法性以及国际资源等,但是仍缺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系统的支持力,同发达国家公民社会运动在社会资源动员、组织结构网络、人力资源、专业技术、行动能力等方面相比较还存在许多不足与问题。尤其是在"管制"、"控制"社会秩序刚性稳定观的思维方式下,中国国情下的环境保护社会运动还面临着传统发展模式强大惯性、"特殊利益集团"阻挠、公民社会欠成熟以及不同话语分歧等困境,是政府与社会在制度化与非制度化之间互动关系的一种重要变量。     

幕藩体制与日本城市运动的发展

从 16世纪中叶到 19世纪初,日本社会出现了城市运动。日本的城市运动是日本战国后期幕藩体制建立的结果。幕藩体制的建立形成了国家对商业和城市的统制,使城市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展起来,成为社会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重要载体,在幕藩体制中,以集权、分权相结合的石数制为核心的兵农、兵商分离制有力地推动着城市运动的发展,它不仅塑造了日本的封建小农经济,而且塑造着日本的商品经济,使城市运动成为日本江户时代社会历史的重要内容,在明治维新之前成长壮大,日本的现代化也由此展开。     

运动、自由基与衰老研究

自由基学说对衰老机理的研究已成为近年来人们的关注焦点，运动对衰老的影响与现代衰老理论的自由基学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运动对机体内自由基的影响与运动形式、运动强度和持续时间等有关，并对各组织器官影响存在差异；适宜的运动负荷能够减少机体自由基数量，提高机体抗氧化能力，延缓衰老。     

诗、画、乐：瑞恰慈与钱钟书评论之比较

瑞恰慈与钱钟书都有关于诗歌、绘画、音乐的评论,但他们评论的角度和方法却不一样,前者注重艺术鉴赏中的心理分析,而后者的评论既重视诗歌、绘画、音乐等艺术本体的性质区别,也没忽视具体的艺术创作和鉴赏心理。钱钟书对瑞恰慈的理论有吸收,也有摒弃,他更关注的是中国的艺术批评现实。     

娱乐话语与主流话语的“接合”——“青春中国”语境下湖南卫视新综艺的意指实践

湖南卫视新综艺的文化转型是以“青春中国”为基本语境,围绕电视“文化综艺”的话语体系而展开的视觉符号使用与意义生产实践。这是一种典型意义上的接合实践。为了规避“泛娱乐”全民狂欢式的市场文化危机,湖南卫视新综艺善于激活、征用一系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公益、乡村振兴符号与“新综艺”话语之间的勾连,构建“弱娱乐、强价值”的“话语性场域”,以及“娱乐话语”与“主流话语”互动式的接合关系。这种意指实践不仅增强新综艺“新主流”文化话语的价值赋能,重塑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激起人们深层次的情感认同和文化共鸣,凝聚社会力量的共同信仰,重塑“想象的共同体”,而且通过与主流价值观相勾连的视觉修辞策略来强化节目的正当性,赋予新综艺改版行为一种合法的意义阐释。     

转型期电视综艺节目发展刍议 ——基于娱乐功能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电视综艺节目的嬗变,是媒体对电视娱乐功能认识不断深入、更好地满足受众需求的过程。依据对娱乐功能的认识变化,我国电视综艺节目可划分为三阶段：说教娱乐阶段、纯粹娱乐阶段、审美娱乐阶段。在分析三阶段的社会背景、受众需求和娱乐功能的基础上,总结我国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规律：第一,综艺节目的娱乐功能本质上是尊重人的价值;第二,综艺节目发展的直接推动力是受众需求的变化;第三,综艺节目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是本土化创新;第四,综艺节目的发展方向是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关照现实。     

汉代娱乐体育之探讨

汉代国力非常强盛,体育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重文轻武"思想为娱乐体育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空间与环境,汉代的体育逐渐朝着娱乐性、表演性的方向发展,并进一步得到强化。     

明白的暧昧——从《超级女声》看中国大众娱乐模式

本文选取作为中国娱乐元年诞生标志的电视节目《超级女声》作为文本,对该节目的目标受众诉求、流行符号以及受众的生产性参与等元素进行细读。文本分析的同时引入历时的维度,力图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娱乐产品《超级女声》和20世纪20、30年代以及1949年以降的大众娱乐形式之间建立互文观照,在发掘中国特有的“集体/个人”(“公/私”)文化阐释模式的基础上,指出多重意义的“暧昧”构成了中国大众娱乐的基本模式。     

从出土文物看汉代北京地区的百戏艺术

出土文物反映有汉一代北京地区的百戏艺术活动获得普遍发展。究其原因,与当时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商业繁荣、人口迅速增长、城市密集出现以及悠久的历史有关,这些都为汉代北京地区的百戏艺术发展奠定了物质、艺术和观众基础。     

清季官绅对不缠足运动的态度探讨

不缠足运动发展到清末,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士绅阶层利用话语权势,在宣传不缠足运动中不断完善不缠足的理论,以促进妇女的解放;官方也改变了以往的旁观态度,转而支持不缠足运动,对缠足历经由劝到劝、禁并重,再到以禁罚为主,有利地配合了民间的不缠足运动,官绅对缠足的态度直接影响着不缠足运动的深度和广度。     

略论宋代文化娱乐市场与南戏的发展

宋代文化娱乐市场较前代有极大发展,体现在三个方面:突破了市坊旧制形成商业、文化娱乐市场走向自由;商业、文化娱乐市场形成体系;消费观念与娱乐意识的增强。这对中国古代戏曲的成熟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试论汉魏六朝以后俗赋的传承

阐述了汉魏六朝以后俗赋的发展轨迹,认为唐代俗赋承继汉魏六朝俗赋,比较兴盛;宋元时期,随着通俗文学形式的多样化,俗赋又渐渐隐去;明清赋崇雅复古,俗赋成为别调,但源于魏晋的讽刺赋仍保留了俗赋的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指出俗赋在其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消失,而是其"有机元素"被其它通俗文学吸收同化,并以其它通俗形式流传。     

汉代太学浅说

汉代是中国古代官学制度的奠基和迅速发展时期.太学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具有了比较完备形态的大学.通过对太学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太学的兴衰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统治者始终把通经入仕与太学的发展紧密结合,实行"劝以官禄"的政策.太学对汉代的政治统治和文化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大众文化背景下大学生影视审美娱乐化探析

大众文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大学生的影视审美呈现出娱乐化倾向。这一倾向的出现,主要是源于大众文化的强势渗透、影视文化的直观感性诱惑和大学生的紧张心理释放需求。影视审美娱乐化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社会化进程及心理产生了双重影响。因此,要大力营造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引导和促进大学生影视审美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