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形式”意识的自觉——以王国维“古雅”说为中心

文学的形式并非单纯指具体的文体,而是指人类的心灵呈现出来的其所感知的世界的样态。诗之于古典世界,小说之于现代世界,都是一种特定的心灵赋形活动。王国维以“古雅”对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形态进行了全新的形式提炼,“古雅”以其日常的普遍性显示了古典世界的总体性特质,“古雅”的叙事形态则为现代世界的赋形活动做好了铺垫。“古雅”在古典和现代之间搭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为中国文学真正实现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提供了可能。     

审美经验中的“以香为美”——嗅觉美初探

西方传统美学理论对嗅觉美持否定态度,然而,以怡人的芳香为美的审美经验却大量存在于东西方人的审美实践中,并在中国古代美学理论、印度佛经相关理论及西方当代美学理论中得到说明。审美实践表明,美是有价值的愉快对象,有价值的嗅觉对象同样被人类视为美。中国、印度和西方以香为美的实践和学说证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还应注意嗅觉美与味觉美的紧密联系。而嗅觉美的典型表现形态——自然花香之美与人造香水之美在人类审美感受和创造活动中的大量存在,也为嗅觉美回归美学研究园地提供了鲜活例证。     

"思辨之美"的魅力与形式要素——黑格尔盲点与王元化启示

虽然黑格尔美学把审美可能性限制于"感性显现"范围,但是其著作本身却蕴涵着讨论非感性显现的"思辨之美"的可能性。王元化读黑格尔的著作更是鲜明彰显了"思辨之美"的独特魅力。"思辨之美"的形式要素至少包括:思辨体系的"纯净明澈"之美,思辨概念的"清晰"之美,思辨术语的"准确"之美,思辨过程的"逻辑力量"之美,思辨表述的"文若钩锁"之美,以及基于思辨能力的"艺术敏感"之美。在以图象艺术为主导方式的传媒时代,"思辨之美"的意蕴可能不亚于王国维当年提出的"古雅美"。     

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论

本文系统地论述了王国维的美学思想。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对美的性质及范畴的论述。他不仅介绍西方的美学范畴,更论述中国古有的美学范畴,如古雅、嗜好等。二是对中国文学的美学批评。他批评中国的诗词而论述意境范畴;他批评小说《红楼梦》而论述悲剧。     

如何通过古代礼乐造就中国现代美育新传统——论朱谦之美育思想对家美感与审美时态的利用

中国现代美育的中式礼乐新传统既坦然接受西方文化、西方美学启蒙,也对西方美学的诸多重大弊端与蒙蔽保持清醒的批判、戒备与防范。朱谦之承续中国古代礼乐传统中的家美学与兴发—审美时态传统,清除礼乐传统中的封建国家礼乐制度,造就了中国现代美育新传统。第一,首次提出中国古代礼乐传统是“乐育”,并与宗教禁欲主义教育传统相比,彰显其中家美感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第二,利用古代礼乐及礼乐思想中的兴发或正在进行时之时态,以“流”表达、维护审美生活教化的原发状态。第三,把古代礼乐中的家美感与兴发—审美时态融合起来,运用于其独创的宇宙美育与性美育,尤其突出美育活动身心整一的愉悦感;以性美育为家美感提供始基,男女性度合宜,以家美感辐射宇宙美育,形成新礼乐制度的天下模式。     

中西文化张力下的王国维美学

科学意义的中国美学是王国维在本世纪初中西文化交融的大潮中初建的,他一方面大量接受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一方面又从传统思维出发对其作了改造与重构。通过对王国维美学中自律的文艺观、超越的审美观和“古雅”的审美范畴三个层面的分析,可以清楚地发现,中西文化不同的现实取向和理论传统产生的张力,既助成了王国维美学的思想成就,又导致了其中的悖谬和潜在危机。因此,王国维美学虽已自成体系,却呈现出断层的结构。从这一形态入手,可以恰切地评价其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建树及地位     

现代学人之诗的两种范式

借助西方哲学美学观念清除了传统诗学中过于浓郁的伦理政治气息,王国维不仅使近代学者诗人那种强烈的现实冲动在哲学分析中平静下来,同时他还在审美独立的基本原则之上为现代学人创造了一种新的情感表现方式。根据王氏旧体诗、词的二分现象,可将学人之诗细分出两种类型,其一即作者以学者身份书写的“学人之诗”,它的主要特点即建立在中国现代学术基础上的“学之别体”;其二即学者以诗人身份而写作的“诗人之诗”,其根本特征则是建立在现代美学基础上的“诗之新声”。这是王国维先生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对学人之诗的最大之现代性贡献。     

宋词的境界之美——生命情感的“要眇宜修”

宋词在唐末宋初悄然兴起,蔚然成风,成为与唐诗比肩的艺术形式。王国维与叶嘉莹对其研究多有建树。宋词具有区别于唐诗"言志"的抒发"幽隐之情"的美学特质,即生命情感"要眇宜修"的境界之美,是一种特有的"弱德之美"。宋词的境界之美呈现为婉约与豪放两种基本形态。     

以“味”为“美”:中国古代关于美本质的哲学界定

中国古代美学以“味”为“美” ,认为不只五觉快感相通 ,而且官能快感与思想快感也相通 ,它们都可以称作“美”、称作“味”。这是符合人的审美实践的 ,并已为当今西方美学理论的发展和转变所证明。系统清理、准确认识中国古代美学的这份财富 ,对我们今天重新认识美本质 ,很有借鉴意义     

王国维形式美学观念的现代性追求

王国维从形式美学角度准确阐述康德,并在洞悉康德形式美学内在矛盾的基础上,为弥补和修正其学说而提出了新的形式范畴。王国维对形式的推崇是与对美育的重视结合起来的,其独特的功利主义形式观显示出一种本土性的审美现代性追求。     

蒋孔阳的美学——还原为审美现象的美学

蒋孔阳有一个较高的逻辑起点,一开始就将美学与艺术学做了区别,确认美学的对象是审美关系。所谓审美关系有双重含义,一是作为无自己定性的派生性概念,一是作为有自己定性的本原性概念,这两个概念的并存,表明蒋孔阳美学存在着深刻矛盾。蒋孔阳美学的精华处是从后一概念出发,将审美关系当作一种方法论,对美与美感作出的分析,及所提出的“美是多层累的突创”这样富有创意的命题。蒋孔阳美学通过审美关系的讨论,将美还原为审美现象,从而摆脱了实践美学所面临的二元论的困境,走向了一元论。     

"非功利"概念内涵的演变和界定

“非功利”概念是现代美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 ,其内涵因美学理论的发展、历史语境的不同而不断变化 ,它有指向主体与指向客体的不同、西方与中国的不同 ,亦有知觉方式与事物功用性的差异。非功利概念在当代美学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李晬光自然审美论

李晬光的《芝峰类说》(文章部)对文学的审视与批评,含纳了诗文创作理论、鉴赏理论、批评理论等各个方面。应力图从他的以“自然”、“真美”为准的本体论出发,从他的有关“感物自得论”、“创作构思论”、“自然情感表现论”、“审美鉴赏批评论”、“时代风貌论”等五个方面逐一揭示其内在规律。     

简论文艺、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文艺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的理论支点,正是由于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不同理解,才导致了理论界对文艺本质的不同界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人们当然可以赋予意识形态以新的理论内涵,但却不可以因此而改变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基本内涵及其理论结构。因此有必要"回到马克思",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意识形态学说的考察,正确理解和把握文艺、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在张扬与压抑之间--浅析审美传达的二重性

审美传达是审美体验由"胸中之竹"到"手中之竹"的阶段,也是其定型和物化的阶段.在审美传达中,艺术家一方面力图把自己最真切的审美体验一览无余地表达出来,另一方面,审美体验之体验也与其相伴而行,这种体验是对原初体验的修复、甄别和一定程度的理智化,于是它又必然地压抑了审美传达的个性张扬.     

论审美体验

体验是美学,尤其是艺术美学中的核心问题,是贯穿于创作、欣赏、消费及传播之始终的精神活动。每一种体验都是在生命的连续性中产生,并且共时性地与其自身生命的整体关联。体验的操作具有明显的回溯性和超越性:既是对生命的返回,又是对生命的超越。审美体验在建构艺术的价值和意义的同时,在更高的程度上,也确证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论席勒审美假象说

审美假象包括三个方面,即审美假象含义,假象成为审美对象原因,审美假象的特征。从此出发可以勾勒出席勒客观唯心主义美学理论和艺术本体理论的基本思想。     

唐代人物审美观的嬗变及其文学观照

中晚唐以纤瘦为美,这与初盛唐以丰腴为美的审美观迥异。初盛唐的审美观源于唐初实行的“关中本位”政策以及胡风的影响。“武周革命”使“关中本位”政策土崩瓦解,安史之乱又使中唐士人开始“尊王攘夷”,把矛头指向胡风,唐人审美观亦随之变迁。安史之乱后,南方经济文化日益突出,进士科所试诗歌依南朝齐梁体格,导致中晚唐人物审美观向南朝回归,以纤瘦为美之风兴起。这种审美观的嬗变在唐代文学中得到充分反映。     

“新实践美学”的现代性批判

“新实践美学”是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争孕育出的一个由多家美学理论组成的美学流派。“新实践美学”在实质内容上并没有超出“旧实践美学”的理论思路和理论范式。“新实践美学”的理论思想具有西方美学在现代性发展行程中出现的诸种缺陷。     

“欸乃一声山水绿”命题的环境审美思想

近年来,西方环境美学理论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热点,在引进及阐释西方学者的观点的同时,我国学者也开始反思和发掘中国传统文学文本中蕴藏的环境美学思想。柳宗元《渔翁》诗中"欸乃一声山水绿"这一美学命题,即展现了人在环境中活泼生动的审美体验。通过对"欸乃一声山水绿"命题的历时性和共时性阐释,即可以看出环境审美欣赏的"移情模式"和"知己模式"在审美活动中的影响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