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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诗评对刘禹锡游玄都观写下的两首桃花诗,都认为是讽刺当朝的讽刺诗。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笔者从诗的本身与创作背景、诗人的思想感情以及交游几方面加以探讨,认为第一首《戏赠看花诸君子》不是讽刺诗,而第二首《再游玄都观》则确系讽刺诗。先看《旧唐书·刘禹锡传》对这两首诗的评介: “元和十年,自武陵召还,宰相欲复置之郎署。时禹锡作《游玄都观咏看花诸君子》诗,语涉讥讽,执政不悦,复出为播州刺史……乃改授连州刺史。“大和二年,自和州刺史征还,拜主客郎中。禹锡衔前事未己,复作《游玄都观》诗,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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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曾经先后步鲁迅同一诗韵写过两首诗,两次都是在历史的重要关头和个人生活、创作的关键时刻。他自己很重视这两首诗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们反映了他和鲁迅之间关系的本质和主流。第一首写于一九三七年,收入一九三八年出版的《战声集》。郭沫若在北伐战争和参加南昌起义以后,由于革命转入低潮,为了保存和准备力量,他离开祖国,旅居日本,以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但是,在这十年中间,他一天也没有忘怀苦难的祖国。日本朋友们知道,他庭院里种的雪白的木莲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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簇簇奇峰列画屏,万山遥护一城青。地因太险田无税,迹可留仙石有灵。北岭晓钟催曙色,西江秋月冷烟汀。参军未处边陲惯,蛮语还须仔细听。屋后青山舞凤凰,檐前奇石学鸳鸯。挈瓶沽酒向圩寺,吹角引牛归牧场。抱社两株榕树古,沿城一带枣花香。诛茅盖起三层屋,珍重行人指法堂。这是两首描写清代广西罗城县的诗,收在袁枚的名著《随园诗话》里。作者是于成龙的族弟于涛(字秋江)。于成龙于清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四年(1661——1665)在罗城做了五年知县,其族弟子涛任县尉。这两首诗就是这段时间写的。袁枚比于成龙晚生九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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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发植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96,(1)
奉诏平夷到海东，尚思复国报精忠。书中难尽歧山事②，公仍为民拂惠风。往：①此为嵌首诗，嵌入“奉尚书公”四字。四人帮横行之秋，敬仰民族英雄也有罪过，作者即写此诗贴于堂中．传抄者甚多。可见民心不可违。②峻山，即阳歧山。其南麓建“尚书祖庙”，供奉民族英雄陈文龙。福州沦陷时，日寇到处捉人杀人。民众于危急之际，避人尚书祖庙，日寇慑于神威，不敢入，却对祖庙一鞠躬后遁去。诗一首@郑发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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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至满洲国这段历史时期的诸多风云人物中,大概要数郑孝胥(1860—1938)最为活跃。他少年得志,风流倜傥,二十岁时即补博士弟子员,翌年考取乡试第一名解元。后深得实权派人物李鸿章,张之洞、沈葆祯等人的赏识,充当他们的幕僚,为他以后的飞黄腾达、“建功立业”打下了基础。郑孝胥工诗文、善书法,常以其才干、文思令同辈忌羡。他一生作诗不停,数量颇丰,大部分收入《海藏楼诗集》(十三卷本),其余多散侠。近翻阅斗山山人《记女伶金月梅母女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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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李白和杜甫》一书在“诗歌上的交往”一节中,引用了李白的《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中的第三首: 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郭沫若同志说:“他要划却君山以铺平湘水,不是看到农民在湖边屯垦,便想到要扩大耕地面积吗?”由此便断言:“李白划却君山的动机和目的,应该说才是真正为了人民”,即是“与巴陵人民同醉”。这种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洞庭湖附近扩大耕地面积的方法是围湖造田,游洞庭时也确实可以看到农民在湖边屯垦,可惜在李白游洞庭的诗作中,没有一首写到这回事。因此,说李白要划却君山是为了扩大耕地面积是缺乏根据的。在君山上本就可以直接从事农作,江南的许多田地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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