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民间：近代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上）

社会学者进行农村调查，并参与计划农村改良，其工作的大背景是从“深入民间”逐渐汇聚起来的“乡村建设”运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社会学研究同乡村建设运动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社会学者以多种方式积极参与了乡村建设运动；另一方面，乡村建设的主要领袖如晏阳初，梁漱溟，尽管都并非职业社会学者，但他们对中国问题的基本看法，包含了社会学的内容。也能代表社会学界甚至整个知识界一部分人的看法。     

杨开道与清河“实验室”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界、政治界所关注的依然是那个尚待解决的基本问题——如何使中国走上一条国强民富的现代化道路。围绕着这个问题，从理论上的探讨到提供实际的解决方案，呈现的是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从本期开始，我们将着重讨论农村问题，特别是在抗战以前，由“深入民间”逐步汇聚成的“乡村建设”运动。 从社会学研究与应用的角度来看，中国农村是一片广阔而尚未开垦过的田地。要研究中国平民的生活，一定要研究占人口总数80％的农民的生活；要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农村问题。于是，正像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将都市作为社会学的实验室一样，乡村成了中国社会学研究、应用的实验室。以杨开道为首的近代中国社会学者对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展开的。     

近代中国社会调查的涓涓之水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学者专注于若干重大问题或专门领域的研究。社会工作专刊“岁月备忘”栏目从2007年11下开始分别介绍过陶孟和．李景汉．严景耀在那一时期的思想和实践。但正如陶孟和所说，涓涓之水可以成流。上述工作不过是当时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一部分。据统计。仅1927～1935年的9年时间，大小规模的调查报告共完成9027个，平均一年约1000个。参与者有社会学、经济学等各社会科学学科的学者．学生．学校．政府机关及私营组织。研究范围广泛。仅就社会学的领域而言，涉及到农村、都市．人口．土地、工业．婚姻．民俗．贫穷．犯罪等。本文将论述有关婚姻家庭及城市社会生活方面的几项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农村社区工作的拓展：梁漱溟的邹平实验（上）

比晏阳初稍晚一些，梁漱溟也开始了他的改造农村社会的工作，并称他的工作为“乡村建设”。尽管同属于农村社会工作的范畴，梁漱溟的着眼点与晏阳初有着不小的区别，在工作内容和方法上也不尽相同。由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主要是在山东省的邹平县开展的，所以被称为“邹平实验”。     

社工的缘分让我融入这片乡土

大学毕业，一起度过了四年求学生涯的同窗们都背起行囊开始更长远的人生旅途。和每位同学告别时，我都一直在重复：“以后可以来珠海找我，我去做农村社会工作了。”农村社会对于我们社工学生来说，不算陌生，也谈不上熟悉。在初学社会工作时，我们就学习过“我国最初的社会工作是在20世纪初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开展的“平民教育”运动、梁漱溟在山东邹平进行的乡村建设，都是我们课堂讨论的主题。     

由三部社会调查专著看近代中国农村

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抗战开始。出现了一大批以农村为研究对象的调查报告和专著。其中为社会学者所作或与社会学关系密切而又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与《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卜凯的《中国农场经济》（1930）与《乡村社区调查》（1931），乔启明的《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之研究》（1934）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1945）等。他们运用统计方法，对某一区域的历史、地理、人口、婚姻家庭、财产收入与支出．生活程度、经济、教育、宗教、娱乐等，作概括的描述。勾勒出中国农村各方面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基本状况，探寻中国农村的出路。     

孔德社会结构理论批判

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开山学者。他在《实证哲学教程》一书中首次用了“社会学”一词,并在建立资产阶级社会学体系上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他将社会学分为社会动力学(或译“社会动学”)和社会静力学(或译“社会静学”)两部分。前者研究社会的运动、变化规律,即“实证的社会进步论”;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1999年科研课题和主要学术成果介绍

一、立项课题1999年社会学研究所两项课题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列为重大课题:陆学艺牵头的“1949年以来的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和景天魁牵头的“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研究”。1999年社会学研究所首次设立了所重点课题基金,共批准了13项课题立项:吴小英“社会学中的女性主义流派研究”、李国庆“日本社会学与中国农村社会调查”、渠敬东“涂尔干社会理论的翻译和研究”、朱庆芳“社会指标研究”、苏国勋“社会学思想史”、折晓叶“产权变革的社会过程———乡村组织与制度变迁系列研究之一”、罗红光“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学术反思”、唐钧…     

四十年代中国社会学的建设

在社会学界一般称四十年代(指1937——1949年)为社会学的建设时期。社会学传入中国的30多年,仍是舶来品。所以,如何使社会学的理论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使社会学中国化,成为30—40年代社会学的中心任务。吴文藻、费孝通倡导的社区研究及孙本文为代表的系统社会学研究,都为社会学中国化作出了努力。该期的特殊情况是处于抗日战争期间,各大院校、研究机构及社会学者云集我国西南边陲,西南成为社会学的基地。社会学者们在西南搞乡村建设实验,办教育培养社会学人才,结合战时与实际部门开展社会服务工作,进行     

梁漱溟的“新礼俗”——读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

作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救国之路的一种探索,“乡村建设运动”的失败已是不争的事实,就连梁漱溟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我诚然错了。”(梁漱溟,1993:428)但是,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梁漱溟的兴趣的恢复,以及我们由此想起的他当年的固执与一意孤行,却不容我们对这场运动和梁先生对中国社会的思考弃如敝屣。“乡村建设运动”结束半个多世纪后,中国农村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文化问题,这些问题更无不促使人们重读梁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倒是梁先生在上述那篇回忆文章中的另外一句话,更值得回味:“然而所见仍然没有错,只不过是说出来太早了。…     

新乡村建设与共建和谐社会

20世纪的20、30年代,以晏阳初、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发动了一场规模宏大、波及甚广的乡村建设运动,组织者希望中国乡村可以在现代化中不至于衰败,但后来因日寇入侵等多种原因,运动在国内失败,后在海外得到传承。本世纪初,被誉为“中国农民代言人”的温铁军再度发起“新乡村建设”,他认为,我国多数农村大体上仍然处于小农经济时代,农业现代化很难实现,农村大量的过剩人口也不可能全部转移到城市,那样会造成严重的城市病和资源环境的不可持续,所以,只能以小农村社制的经济基础为前提进行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利用当地社会资源求发展。他倡导的“新乡村建设”主要是组织青年知识分子深入乡村,培育农民的自主精神、提高社会福利和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促进经济合作与乡村社会的和谐。温铁军的这些做法得到国内外许多人的支持和参与,也引起学术界很大争议,几年前有些专家甚至认为这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设想,必然失败,更谈不上推行于全国。当然,国家最近大力提倡的“新农村建设”虽然在政策层面上似乎已经肯定,但现在就对其效果下定论还为时过早,一切都有待时间来证明。     

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再与韩明谟教授商榷

本文针对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社会学史论,认为在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中,应注意学科化的社会学与非学科化的社会研究的区分。前者发展迟缓,却在中国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后者与现实政治息息相关,其典型是乡村建设运动,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基本上不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的。社会研究的领域十分宽泛,其历史应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中国社会学史的上限应以1898年为宜,下限暂定在1978年。其间,1911、1919、1928、1949,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转折年代,但不宜作为划分中国社会学阶段的天然界标。30年代“中国化”口号的提出,不是以有否“奴化的感觉”为转移,而是以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为前提。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社会学的应用过程。这个过程远未完结。     

博士·县官·农民·何慧丽

何慧丽．现任开封市市长助理、兰考县委常委。2003年8月，她以中国农业大学教师身份在兰考挂职做副县长．在几年时间里，把乡村建设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她既是学者，又是官员，同时还是从乡村里走出来的农民的女儿。     

蒋旨昂的社会工作体系探索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抗日救亡大背景之下，蒋旨昂、李安宅、杨开道等中国社会学学者和社会工作学者们掀起了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第一股浪潮。在这之前，中国的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尽管得到了初步的发展，专业的社会工作理论也初步展现，然而还远未成体系。这阻碍了社会工作的继续发展和在社会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此契机下，蒋旨昂萌生了在教学和实践经验基础上“用社会学的观点，来建立中国社会工作之体系（下称‘体系’）”的想法。这个倾向于实用的体系是建立在深刻的社会背景之上的，对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有深远意义。     

试析我国初级形态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兼与刘书鹤同志商榷

试析我国初级形态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兼与刘书鹤同志商榷唐晓群１９９７年第４期《社会学研究》载有刘书鹤同志《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看法及建议》一文，文章开宗明义，尖锐指出，“目前正在全国推行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存在着重大理论和实践...     

中国社会学史不等于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史——三与陈树德同志商榷

本文主要论证:中国社会学的早期种子,虽然是由西方输入的,但到了中国,就与中国的社会思想和文化因素、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因素杂交,形成中国社会学新的种子,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萌芽、发育、成长。在成长过程中,经过中国学者和有关力量的栽培、耕耘,不断吸取来自国内、国外各种社会变革和学术领域的营养和水分,才有今天的中国社会学。因此说:“一部中国社会学史,就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史”,那是以西方社会学为中心,只看到西方学术的垄断和优势,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片面看法。本文以这个思想认识为基础,申述了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和论点。     

蛮性的遗留——“文革”时期流行的社会巫术种种

“文化大革命”是以“破旧立新”相标榜的社会政治运动，声称要打造出“一个红彤彤的全新世界”。然而吊诡的是，对那一时代稍作一些人类学、社会学的分析就不难发现，那个时代爆发与流行的许多社会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其实倒是复活了最原始、最古老的一些文化形态。     

“乡村政治研究”学术沙龙纪要

20 0 4年2月2 1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组织了主题为“乡村政治研究”的学术沙龙,有近40位乡村政治研究领域的学者和关心这一领域的其他学者、NGO代表及政府官员参加,7位学者做了专题报告。在“乡村与政治的传统”这一单元有2个专题报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刘一皋教授在题为”中国现代农村的组织形式与结构变动”的发言中,侧重从历届农村组织的结构性变动来透视乡村政治和乡村治理中的重大变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卢晖临的报告则着重从“公—私”关系转变的视角理解革命前后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自由发言时段,学者…     

“''''95山区社会学学术讨论会”综述

为推动山区社会学研究,促进山区社会发展,浙江省社会学学会、浙江林学院山区社会发展研究室联合发起组织的“′95山区社会学学术讨论会”1995年6月23日在浙江林学院召开,30余位专家和学者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第一次提出了“山区社会学”的名称,并就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达成了共识: 一、山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意义 与会者认为山区社会学是以山地社区为研究对象,研究山地社区的生活、结构、功能、问题及发展规律的一门分支社会学。山地社区不同于地理学认定的山地地理单元,而是一个自然人文综合体。山地社区的类型划分符合美国社会学帕克的社区定义。它不仅仅是农村社区,而是包括农村、城镇的一个综合型社区,它的研究内容不能被农村社会学所完全概括。     

用体系化的保护政策应对留守儿童问题

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动．随着“荒芜的乡村”在不断地产生与复制．留守儿童这种特殊的农村人群现象引起了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关注。2008年．随着全球范围内经济危机的爆发．外向型制造业中大量农民工回流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似乎暂时得以缓解。但是，农民工们“还是要出去”．在一个貌似解决的环境下关注留守儿童问题更加具有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