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董仲舒思想对儒学的双重意义

董仲舒以其天人三策和天人感应宇宙论促使儒学官学化、经学化,并以儒学为主体融合阴阳、五行及道家等思想,锻造了儒学的兼容性和应变能力,又赋予儒学较浓厚的宗教色彩。董仲舒思想对儒学具有复杂意义,深刻而长远地影响着儒学的特征和命运。     

独尊儒术的历史进程

西汉武帝以前时代,儒术的含义相对驳杂,一般是指与国家治理有关的仪式和制度。这种广义儒术的知识资源主要是六艺类文献。以六艺知识和文献为基础文饰政治,重建社会伦理、培养各级官吏、塑造王朝礼仪与形象,进而建构统一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信仰,是汉王朝面对当时社会政治诸难题的自然选择。至迟自汉文帝时期,广义上的儒术就已经开始受到王朝政治的青睐,武帝时代独尊儒术的历史转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文景时期政治选择的自然延续。在中长时段的政治史视野中,独尊儒术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与汉王朝大一统的进程大体是同步的。尊崇儒术其实是西汉王朝所实施的稳固统治根基的主要治策之一,并非仅仅因为帝王的个人兴趣或儒生的思想影响而出现的政治事件。     

西汉中前期学术走向与汉武帝的用人政策——兼论帝王政治与士人学术诉求间的矛盾分歧

西汉中前期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学术发展演化对朝廷用人政策带来的影响,反映了封建社会帝王政治与文人士大夫学术诉求之间的矛盾及分歧;士人阶层政治分歧所带来的学术思想观念的变化,往往随朝廷政治的推进实施表现的愈加明显。刘邦建汉至汉武帝当政的百余年间,“黄老之学”成为左右朝廷政治走向和文人士大夫政治选择的重要筹码。汉武帝执政后,并没有将儒学推向真正至尊的地位,我们发现像董仲舒这样一些推行儒学思想的人,在朝廷政治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信任与尊重。故透过董仲舒的政治命运及汉武帝的用人,不能不使我们对西汉中前期的这段学术政治历史重新进行思考。     

独尊儒术与汉武帝的思想文化建设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详尽回答了汉武帝所关心的一系列问题,他以敬天为旗帜,以仁义礼乐为内容,以兴学取士为手段,以道德教化为原则,确立了“独尊儒术”思想纲领。汉武帝通过一系思想、文化、宗教和政治措施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尊儒术”标志着以儒学为主体的大一统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它结束了自春秋以来学术与政治的分离状态,使儒学由私学转化为官学,学术与政治融为一体。     

独尊儒术:并不因为董仲舒--纠正一种流传广泛而久远的误解

长期以来,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扮演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罪魁祸首角色。董仲舒哲学中含有"大一统"的思想内容,但汉武帝实施罢尊政治韬略绝不可能仅起因于一介儒生的建议。从高祖到武帝时代,一批批既酷好儒术、又通达事变并富有远见卓识的儒学政治家,对儒学的意识形态化立下了汗马功劳,且这种作用一定远远超出了任何醇儒学者的能力范围。"天人三策"的影响在学术而不在政治,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如后世学者所虚构的那么深远。武帝之后,儒学未获独尊,百家也没遭致罢黜。整个汉时乃至历代所有帝王君主,其治国施政的策略和手段一贯都是王霸兼用、儒法并采的,在具体的政治操作过程中,几乎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独尊儒术"。     

董仲舒以"独尊儒术"为特征的道德教化思想探析

董仲舒是我国西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在道德教化方面,以"独尊儒术"为基本指导原则,在对人"性"作深入研讨的基础上,提出"性待教而善"的重要观点,主张"任德教而不任刑",强调设"教化堤防",用儒家的"三纲五常"之说教化百姓.与此相一致,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显德以示民"等道德教育方法.从总体上看,董仲舒的道德学说既有值得继承的合理因素,亦有需要剔除的封建杂质,应当认真予以清理.     

自由是进步的唯一源泉--读密尔<论自由>的联想

密尔在《论自由》中论证了个人的自由权和社会及政府施于个人的权威的界限问题,提倡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认为自由是社会进步的唯一源泉。马克思在逆境中追求真理的经历,和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兴衰历史及百多年来的强国之梦,可以作为密尔《论自由》一书的最好注脚。     

试论汉代儒学的复兴

汉初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但制度疏阔导致中央政治权力削弱，思想混乱引起社会道德水平偏低。面对这种政治形势，汉武帝表示要重新思考一种新的政治策略。董仲舒连上三策，系统地论述了儒学和儒术可以根治汉代政治难题。汉代儒学从此得到复兴。但儒学的复兴是一个政治化过程。从天人三策到白虎观会议，儒学不断改变并被国教化。它表明像儒学这样的思想学说，即使对解决社会问题有一定作用，只要与政治相结合，就不能不发生变革。     

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先秦诸子的繁盛与两汉诸子的衰落

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诸子之学在经历了先秦空前的繁盛之后,于两汉走向没落。诸子学之所以衰落于汉代,统治阶级的好尚与子学的盛极必衰是主要原因,再加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个方面上的刺激,最终导致了诸子之学不可挽回的没落之势。     

先秦两汉的社会模式论

通过对先秦两汉三种社会模式的分析研究 ,认为这一时期社会模式思想的发展 ,经历了一个从神到人 ,再回归于自然之神的曲折历程。其中汉儒董仲舒的社会模式论是对前代各种社会模式的概括完善和全面总结。这些企图用固定格式 ,非历史的塑造各种“完美”模式的传统政治思潮 ,对后来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都产生了极为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焚书坑儒”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兼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社会危害

自西汉以后,儒家学说逐步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予以彻底否定和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全面肯定,成了整个中国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很少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但是,如果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上,从是否有利于思想、科学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是否符合现代化建设需要的角度,对二者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考察,必然会得出与儒家学者截然不同的结论:两千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在历史上严重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而且至今仍然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和全面现代化有巨大的阻碍作用。     

再论嘉祐"太学体"与"古文"的关系

欧阳修嘉祐二年排抑"太学体"的对象究竟是指古文,还是骈俪的时文,需要从欧阳修排抑"太学体"时不顾科场旧制,执意以论"大纰缪"黜落刘几,同时又以苏轼论之特出破例擢拔等事件中来分析.欧阳修排抑"太学体"的目的在于提升论、策即古文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并通过对刘几的打压与对苏轼的扶植两种不同的方式显示其对古文写作之"非"与"是"的认定.对皇祐五年进士群体中"求奇"趋向及郑獬曲折中举事件的分析,则进一步显示嘉祐"太学体"之"怪谲"已发源于皇祐年间的进士程文当中,而非刘几个人骤然为之.     

论董仲舒的历史辩证法思想

董仲舒从天人同类、彼此感应的宇宙观出发,认为天与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是相互联系的;他从“变而有常”与“不常之变”彼此联系、互为补充的天道观出发,认定历史运演是“变而有常”与“不常之变”的统一;他既把历史看成按黑、白、赤三统循环顺序运演,又认识到在循环运演中包含着进化;他将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原理运用于历史考察,认为历史运演是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他认识到历史与现实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总结前代的历史经验可为后代治国兴邦提供借鉴。     

论两汉时期的历史教育

我国古代历史教育经过先秦时期的初步发展 ,到两汉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历史教育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历史教育的资政性、劝诫性以及知识性传授等社会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 ,对后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董仲舒取法于天的历史哲学论纲

董仲舒哲学的核心是他的社会历史观。本文论述的主旨就在于全面揭示他所建构的较完备的取法于天的历史哲学体系,这就是人类社会全部运演发展的理论基础：天为元本的宇宙本体论;取法于天为表征的王道论;变而有常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论;以“天人感应”为机制、以“汤武革命”为途径实现历史进步的历史动力论     

秦皇汉武之间的"儒"——兼论"焚书坑儒"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秦皇汉武之间的儒学、儒生、儒籍处于一种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儒家学派更注重于器物层面上的发挥,表现出实用功利性的特征,发生了从儒学到儒术、儒士到儒生、儒籍到儒经、民学到官学的四大转变。这种转变自现实层面来说,仍然缺乏封建帝王实现治平的实践模式,只是发挥了教化和缘饰的作用。自儒学自身发展而言,偏离“道”而求延续的生存方式提升了其学说的地位,使儒学资源在两汉时期得到全面整合,并初步探索了与其他学派融合的途径。     

论长征途中会理会议的历史作用

党中央在会理会议上排除了怀疑中央正确领导、反对机动作战的错误思想的干扰,坚持了遵义会议精神,确定了红军北上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巩固了遵义会议之后确立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会理会议也给张闻天和彭德怀带来一定影响。     

论长征途中会理会议的历史作用

党中央在会理会议上排除了怀疑中央正确领导、反对机动作战的错误思想的干扰，坚持了遵义会议精神，确定了红军北上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巩固了遵义会议之后确立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会理会议也给张闻天和彭德怀带来一定影响。     

论董仲舒的三大历史解释模式

董仲舒的历史解释活动中包含着三大模式:配景模式、合理性解释模式和法则解释模式.三大模式源自于孔子、孟子等人的思想,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强调历史事件的道德意义、历史人物的道德动因,以及从历史中演绎出来的具有普世意义的道德法则,为他的政治哲学作论证,这表明,董仲舒研究历史的范式是"以史为经",历史哲学,不过是他进入政治哲学的一块踏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