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与执守:有关文学理论的论争--由一篇商榷文章引发的商榷及感想

本文以一篇有关文学理论之当下形态的商榷文章为中心,对北京文学理论界的三个阵营"体系性理论"、"文化批评"、"学理批评"之间的论争进行了简要的评述.文章指出,这三支理论力量应该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将有关论争推向深入,以促进中国文学理论界整体水平的提高.     

回眸初潮──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设

回眸初潮──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设黄昌勇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史，决不能绕开１９２８年发生的声势浩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这次论争实质上是倡导者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新文学发展进程的一次新的审视；它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     

关于《荷塘月色》中"月夜蝉声"的论争——兼及朱自清的两封佚信

1935年3月至6月《民报》副刊《民话》上发起了 一场关于朱自清《荷塘月色》中"月夜蝉声"的论争,论争的焦点集中于夜里到底能不能听到蝉声.论争持续了三个多月,有八人参与,发表论争文章十余篇,其中还涉及朱自清的两封佚信,具有较高的文学史料价值.十一年后,1946年朱自清写了《关于"月夜蝉声"》一文回顾了此次论争,然而该文...     

审美特性的凸显与人文精神的复归——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反思

对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反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人学论"、艺术生产论等理论形态的形成与论争,体现出审美特性的凸显和人文精神的复归两大特征。这些特征为当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参照;所留存的理论缺口和对时代吁求的体认偏差,成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     

五十年前的一次论争——读郭沫若佚文《和大众握手》札记

50年前郭沫若的一篇重要佚文《和大众握手——谈目前的文学论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口号”的论争提供了最新的材料。佚文反映了在“两个口号”论争中郭沫若与鲁迅、茅盾的一次新的论争和发展态势,因此特别具有文学运动研究的价值而受到现代文学家的重视。 一 这篇文是四川省图书馆的朱美兰同志发现的。文章写于1936年,发表于1937年2月出刊     

所争非所论——三十年代文学翻译论争述评

外国文学翻译是促成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与文学创作一样．在现代中国,文学翻译承担的严峻的现实责任,远远超过文学自身的审美价值。作为一种可操控的言论手段,文学翻译成为各种思想流派有效的传声筒。现代文学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不间断的论争过程。每一种论争都不是单纯的文学论争。是各种思想之间的碰撞,翻译论争也是如此。三十年代的文学翻译继续承担着改造中国的现实责任。也继续作为思想碰撞的场所之一。本文旨在通过探讨三十年代的翻译论争。描画这段时间内中国文学翻译批评的主要情景,试图揭示翻译论争与思想文化流变之间的关系。     

启蒙精神规约下的文学“民众化”探求——以《文学旬刊》“民众文学”论争为中心的考察

以文学研究会《文学旬刊》为中心的"民众文学"论争,是在启蒙精神规约下对普通民众和文学关系问题进行的一次深入探讨。参与者都认识到了文学"民众化"的必要性,试图提出建构"民众文学"的切实方法。论争中凸现的一些问题和困境是文学"民众化"过程中必然要面对和解决的,对于此后的文学"大众化"具有启发性和重要意义。     

现代文艺思潮与中国俗文学学科建设

中国俗文学学科的建立是在20世纪上半叶各种文艺思潮论争中完成的。每一次现代文艺思潮的论争都影响着俗文学学科建设的发展。这主要表现为:近代文学革新运动推动俗文学研究的现代转型;新文化运动引导俗文学研究"走向民间";"文学大众化"思潮助推俗文学研究对象的本体回归;"文学民族形式"论争带来俗文学研究的繁荣;"民间文学主流论"思潮导致俗文学研究的边缘化。     

所争非所论——三十年代文学翻译论争述评

外国文学翻译是促成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与文学创作一样,在现代中国,文学翻译承担的严峻的现实责任,远远超过文学自身的审芙价值.作为一种可操控的言论手段,文学翻译成为各种思想流派有效的传声筒.现代文学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不间断的论争过程,每一种论争都不是单纯的文学论争,是各种思想之间的碰撞,翻译论争也是如此.三十年代的文学翻译继续承担着改造中国的现实责任,也继续作为思想碰撞的场所之一.本文旨在通过探讨三十年代的翻译论争,描画这段时间内中国文学翻译批评的主要情景,试图揭示翻译论争与思想文化流变之间的关系.     

“民族形式”的理论论争及其创作实践

20世纪四十年代的"民族形式"论争是抗战时期政治意识形态渗透下的一场非纯文学问题之争,它的兴起有其必然的历史原因和时代需要,同时也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本文回溯论争要点,结合实践情况,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从追求文学民族化的视角总结和反思了四十年代"民族形式"运动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当代文学评价中的问题、立场与方法——从汉学家顾彬引发的争论谈起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一直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在2006年末顾彬发表了＂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看法之后,被媒体过分地渲染、扩大,最终演变成一场＂唱盛＂与＂唱衰＂、＂黄金＂与＂垃圾＂之争,众多的知名学者卷入论争。笔者就论争产生的场域以及＂当代文学＂、＂当下文学＂等概念性问题进行了辨析,并进而提出了对这场论争的看法。     

"文"与"文学":文学观念的确立与诗学谱系的转型

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与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谱系.可是在晚清至"五四",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却和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交织在一起,并最终"大河改道"式地确立了现代汉语语境的"文学"观念,实现了由中国传统文论之"文"向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谱系的全面切换.在"文"向"文学"转换的进程中,阮元、刘师培、章炳麟等国学大师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文论"文"的总结;而梁启超、王国维等则分别建立了功利主义政教型文学观和超功利的审美型文学观,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文学的"严肃性"与当下文学的"后严肃性"

本文通过重新阐释朱自清提出的"新文学"的"严肃性"这一概念,深入分析当下文学的诸种形态对这一概念的超越,进而探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脉络,并对其与当下的"新世纪文学"的形态差异作了考察,认为当下文学已经超越了"新文学"的基本历史框架和传统,进入了一个"后严肃性"文学的时代。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文化工业述要

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这个词大概是在<启蒙辩证法>这本书中第一次使用的.此书由我与霍克海默(Horkheimet)①合作,1947年出版于阿姆斯特丹.在草稿中,我们使用的是"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后来我们用"文化工业"取代了这个用语,旨在从一开始就把那种让文化工业的倡导者们乐于接受的解释排除在外:也即,它相当于某种从大众当中自发产生的文化,乃是民众艺术(Volkskunst)的当代形式.但是"文化工业"与民众艺术截然不同,必须严格加以区分.     

试论现代中古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当下意义

中国文论、文学研究是只能依循西方文论的学理与思维,还是可以从前辈学人那里挖掘出中国现代以来属于我们自己的一套研究方法,并以此作为当下中国文论、文学研究的借鉴?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应该重建中国现代学术传统,在当下西方理论与研究方法主导中国文学研究的语境中,重新发掘现代中国学人在文学研究上的戛戛独造与煌煌遗产是很有必要的.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学观念的嬗变

无论是社会历史演变还是理论逻辑转换,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都经历了一个复杂繁琐的论争过程,也正是透过论争,可以清晰地探析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到左翼文艺运动十几年间文学观念的变化。其间,从"建设的"到"怎样地建设"的理论宣言折射出新文化运动发生后的文学观念的心态嬗变;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反映出文学观念的工具论思想的衍生和发展功能嬗变;而作为"为人生"与"为艺术"两派之间的论争,更是集中体现文学观念的形成方式和运作形态的嬗变。三者共同勾连起社会与文学之间双向互动的纽带。     

政治化思维与三十年代中国文学论争

本文认为 ,2 0世纪 3 0年代中国文学论争受制于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 ,政治化思维在论争中起了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作用。论文通过分析 3 0年代重要文学论争中各方的政治态度、政治情绪 ,特别是成为某种惯性的政治化思维 ,以及这些因素到底在多大程度和以什么方式 ,最终支配着文学论争的过程与结果 ,由此不仅突现了 3 0年代文学论争的一些基本的和重要的特征 ,而且多少找到了这些特征得以形成的重要根源     

不断被衍化的"国防文学"

国防文学这个概念产生于两个口号论争之前,它起初来自苏联文学领域。后来因为政治领域里国共两党的国防政府主张以及整个大社会背景中人们的国防情绪,国防文学重提之后迅速成为一个强势口号。国防政府路线由王明等提出,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就开始清算王明路线。而在文学领域中,由于当时延安文人多为当年的国防文学派,毛泽东并未对国防文学给予定性。建国后,国防文学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被拿出来说事,使原本一个简单的概念衍化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无法回避的关键词。而国防文学的反对者胡风因后来的反革命罪行使得之前的两个口号论争变得更加复杂。     

左翼民族价值观与阶级价值观的整合——1936年春夏之交的“国防文学”论争

阶级正义和民族正义是中国左翼革命文学价值观念演变悖论性的两个方面。1936年左翼文学内部爆发的"国防文学"论争,涉及的主要有四方:周扬、鲁迅和中国托派以及冯雪峰等。周扬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主张泛民族统一战线;鲁迅则坚持革命者在抗战中的阶级斗争立场;中国托派则主张阶级的独立抗战,反对国防政府;而冯雪峰在个人主张上与鲁迅有着相似性,但基于自己特殊的身份,充当了周扬与鲁迅主张的调解者,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在阐释上向"国防文学"趋同。在论争中,他们彼此指责对方为"汉奸"、"内奸",而自命为"爱国者"、"革命者"。从总体上来说,这是左翼的阶级价值观与民族价值观的第一次冲突也是第一次整合。正是通过这次论争,民族价值观最终实现了与左翼阶级价值观的融合,也使得左翼革命文学单一的阶级价值发生了结构性嬗变,成为阶级—民族的双核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