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管理与控制

重大项目建设评价必须引入“社会风险”维度。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既要考虑到技术风险、经济风险、环境风险,还要考虑到社会风险。项目所涉风险边界沿着“技术风险一经济风险一环境风险一社会风险”的路径扩展。社会稳定风险与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直接相关,管理中需要对公众的非正常资源动员行为模式予以调适和纠偏,以降低集群行为的发生概率。社会风险管理与控制体系包括利益相关者、受评项目和政府风险管控三个子系统,风险辨识、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应贯穿项目建设的全过程。     

嵌入性治理：公众利益诉求理性表达的路径探析——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为视角

社会协同是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的核心内容,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过程是多重张力催生的结果。通过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将促进基层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以此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当前,由单纯的政府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发展态势下,民间组织的嵌入性治理可以有效发挥其整合分散公众利益诉求、实现公众与基层政府信息的双向传递及合理分担基层政府部分社会管理职能的功能价值,通过政府—公众间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双重目标。     

论立法民主参与中公众代表的代表性——以行政立法中的行政相对方为例

立法的民主参与已成为社会治理的必然要求。公众参与立法的广度与深度、参与的渠道和形式、参与的主动性和质量是立法民主化的标尺。中国公众参与立法的法制化始于《立法法》,但实践中公众参与立法的实际影响力和意见得以采纳并转化为立法的充分可靠性并没有保证,使得相对方参与地方立法陷入符号化的尴尬处境。公众特别是立法中的利益相关方不能形成有效的力量真正参与立法博弈是核心原因。立法过程的民主参与和利益表达,必须建立在多维视野之上,必须在观念和体制上承认利益的多样性、价值的多元性乃至民主的多维性。如何保证参与立法的公众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科学确定公众的利益代表人是当前立法民主的关键。     

公众有效参与:一个亟须关注的议题

在当代中国快速发展的公众参与实践中,公众有效参与不足问题正日益凸显,已成为制约公众参与影响力和破坏政府行政公信力的重要因素。缺乏有效公众参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公众参与制度设计不完善、公众参与操作机制不科学以及官员对公众参与存有顾虑等。推动公众有效参与,需要政府从制度层面建立完善公众参与的信息公开制度、权利制度、程序制度和反馈制度,从机制层面主动预判公共决策中可能存在的参与问题和风险、科学分析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动机和利益诉求以及理性设计决策不同阶段中公众参与的目的和方式,从个体层面强化培育政府工作人员的民主行政理念和公众参与技能。通过多方并举,实现公众参与的有序发展,更好发挥公众参与的积极效果。     

公共服务市场化中的利益冲突及其协调——以有线电视模转数的公共服务为例

公共服务市场化适应了社会需求,促进了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变,重塑了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关系.但由于公共服务领域的“公共性”与市场的“私利性”矛盾,市场化过程亦充满了各种诉求与利益的冲突,包括政府诉求与市场利益的冲突、公众诉求与市场利益的冲突以及政府诉求与公众利益的冲突.应通过增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保障基本的公共需求、加强对市场的规制,确保公共服务的规范运作以及引导市场主体和公众正确认识公共服务市场化等方面来协调利益冲突.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理性思考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利益的分化,在农民阶层中又出现了一个年轻的新群体,即称之为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较在政治参与方面有其自身的特点;在政治关系中,他们有自身的利益需求和利益诉求,但现实的社会客观条件与这种需要、诉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形成了政治参与的障碍;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完善政治参与制度,找到新途径是我们理论工作者应该理性思考的现实问题。     

我国大型公共工程公众参与机制的思考

工程社会学视野中大型公共工程公众参与是使工程能够获得利益相关群体的充分认同,通过一系列协同互动的交互作用,在一定时间内形成和创造的经济、社会、生态价值达到“多赢”.大型公共工程公众参与在我国虽具有深厚的政治与法律基础,但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有限、组织者与参与者缺乏连续性和互动性,参与的方式被动单一.为改变这一局面,建议从三方面入手:制度推进,构建完善的政治和法制基础;社会建设,构建成熟的社会资本;文化发展,提升公民社会责任意识等,不断健全完善大型公共工程公众参与机制.     

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及其应对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利益多元化造成各种社会矛盾凸现,公众利益表达诉求渠道的不畅和机制的缺失,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府与公众良好互动、政府对公众利益需求及时作出有效反应和回复、搭建制度平台,是畅通政府公众利益诉求渠道、更好地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解决当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环节。     

我国公众参与意识缺位的文化根源与法律因应

公众参与是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应对社会风险的重要手段,但在我国一直未能发挥应有作用。这其中固然有体制、制度和机制的原因,公众参与意识的缺位也不容忽视。文章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剖析我国公众缺乏参与意识的深层、内在原因,并尝试以法律手段培育公众的参与意识。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理念更新与制度重构——对完善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法律制度的思考

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法律制度的目标理念,在于促进国家环境行政民主化,保障公民环境权,平衡公众环境利益诉求进而实现环境正义,提高公众环境意识,培育环境领域的自主治理精神。以此为指导,通过全面创设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权利来源,健全公众环境立法参与、环境行政参与制度,创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和环境刑事自诉制度,培育成熟的环保社会团体等途径,全面构建和完善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法律制度。     

论城市垃圾处理项目与周边居民的关系

城市垃圾处理项目具有较高的经济、环境和社会风险,容易遭到当地居民抵制。通过对舒城、无锡、六安三地垃圾处理项目的实地调查发现,为规避项目风险,居民会采用各种策略进行抗争,质疑项目合理性,否定项目合法性,诉项目的"苦",甚至发动群体事件胁迫政府停止项目。项目风险分配不公与公众参与不足是引发居民抗争的二维动因。周边居民要承担项目运行的各种风险,而参与不足致使其利益表达受阻,无奈之下,居民借助抗争表达诉求。为改善项目与周边居民关系,政府应重视公众参与,改善风险分配格局。     

论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权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进行,使得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作为解决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所发生社会矛盾之途径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是风险社会科学决策的必然选择,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诉求。     

司法理性及其生成——以公众司法参与为视角

公众参与是司法理性生成的基本要素，它是在司法具体运作过程及结果选择中，允许公众广泛参与并形成公众主流意见，司法机关予以积极回应，共同促成司法理性的生成。司法理性的生成需要通过在司法运作体制内注入公众参与这一“外行酸”的方式，将社会公众认知的价值理念引入到司法个案审判，并最终引入到整个司法运作过程之中，从而使司法机关与公众在联动进程中形成的司法认知、互动、说理、参照机制成为司法理性生成的重要机制。现阶段我国应建立透明的司法运作机制，引导体制外的公众司法参与，构建司法回应机制，以促进司法理性的生成。     

公众参与制度离我们到底有多远——浅论我国公众参与制度现状

建立法治国家已经成为文明社会的共识,而让广大群众参与到国家的立法过程中或对与自己密切相关的某些政策的执行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的意见,是完善法治进程的必经之路。这种由公众或其代表参与政府的有关决策和管理活动的理念就是所谓的“公众参与”,中国政府已经对此“理念”的实施做出了相当程度的努力。目前,体现在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公众参与,主要是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公众参与制度,但该制度在改善环境质量,保护生态环境的过程中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本文试图从我国公众参与制度的现状进行分析,对公众参与制度的完善过程进行“量化”,“计算”出建立合理的公众参与制度,我们到底还要走多远!     

共识建构:环境公共事件中的协商民主——以XX事件为例

共识建构是协商民主的核心价值、关键特征和终极目标,协商民主通过建构共识从而得以消解公共事件。现实中政治系统的日渐开放和公民参与意识的强化为协商民主的实践提供了土壤。但是如何能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中合理灵活有效地应用协商民主,促使各方形成最大公约数、达成共识还有待深入研究。论文从协商民主理论的视角,以青海XX环境公共事件为案例,分析当前环境类公共事件发生过程,并根据政府—企业—公众—第三方的多元主体分析模式,认为主体间的合作与平等是协商民主的基本价值诉求。因此各主体转变态度,科学理性协商;扩大主体范围,多元协商是化解此类风险的必由之路。唯有各利益相关者在客观、科学、理性的基础上,所构建的共识才是完全破解当前困局的根本路径。     

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角色和作用

城市规划,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是对城市社会资源的一种分配,它代表广大市民的利益。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有助于提高城市规划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增强公众对规划方案的认可度。公众在城市规划中扮演自身利益代表者、规划过程的参与者和监督者等角色。通过对公众角色的定位,可以提高公众参与的意识和能力,健全和完善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相关机制,从而更好地发挥公众参与在城市规划中的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学思考

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人”,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还充当了保障和提升社会公益的角色。而在不完全市场下,社会责任也是企业必然出现的一个“外部性”问题。因此,必须有代表公众利益的政府不进行管制,推进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公众参与

生态文明建设以维护公共的生态利益为基本依归,而公众参与是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的持久动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公众参与已初具制度框架,公众参与的领域不断拓展,参与方式和途径不断丰富,但仍然面临公众的生态环境质量获得感不高、公众参与领域不平衡、公众参与的层次和水平有待提高等诸多挑战,需要以科学理性、依法有序、积极有效作为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的基本目标,以利益相关性作为参与公众选择的基本原则,根据公共政策质量要求和公众接受性的需求程度确定公众参与的具体路径,进一步畅通生态治理的公众参与制度渠道,构建协调的公众参与机制。     

大学章程在大学法人化治理中的价值向度与法律限度

大学章程通过对举办者、办学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意志与权利进行确认,并对各相关权利主体进行制度性的规约,起到了理性化的价值引导与依法治理的保障作用.在创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过程中,大学章程能不能被视作一种法律,在多大范围内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需要理性地审视.研究以中外比较、历史比较、现实发展的视角探讨了我国大学章程的法律效力及其限度.大学章程需要基于“自主管理”的诉求,以“共治”的方式实现现代大学制度的“法治”化,以期实现大学的本质价值追求.     

“河长制”推行中的公众参与：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以湘潭市“河长助手”为例

“河长制”要从一项政府应急管理制度设计转向为长效化制度实践,必然需要社会主体的有效参与。基于对湘潭市推行“河长助手”治理实践的研究发现,以民间组织为中介的公众参与,需要建立在地方政府的信任与需求、民间环保组织的社会资本积累、精准的身份定位以及利益表达的集中与理性化的基础上。同时,公众参与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河长制”实施过程中的社会动员不足、短暂化与形式化、治理成本高、合法性与有效性不足等“运动式治理”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