踵武前贤,张皇新见——李建国《隋代文学研究》读后

正建国兄的大作《隋代文学研究》是我盼望已久的,终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到大作,迫不及待地阅过一通,颇感新见迭出,所获良多。近年来,以朝代为断限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似乎不被学术界所认可。许多学者在进行宏观研究时,极力避免以朝代划分文学史,所持论据莫过于认为文学史是一种没有断限的流线型历史,文学的发展往往不因朝代的更迭而变换。"文学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社会制度的变化或王朝的更替,只是导致文学     

《当代彝文文学史》编撰考述

《当代彝文文学史》（1978—2018）是第一部以当代彝文文学发展历史作为考察对象的文学史专著,该书以文体为经,以代 表作家为纬,对当代不同时期彝文文学各文体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细致描述。从《当代彝文文学史》的文学观、分期及其原则和 方法、文学史观、可改进之处四个方面对该书的编撰进行考述,以探讨其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文学史中的作家形象问题--以《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中的刘云若为例

文学史意识、文学史观的形成必然受制于历史、现实与个体,文学史著作因而具有天生的主观性,不可避免地带来文学史对象的选择、诠释和文学历史文本建构的主观性、个人性,刘云若的文学史命运和绘形,便是此主观性的具体体现.文学史著选择、过滤众多史料时,不可舍弃深刻影响作家创作内在生成机制及其心理构成的部分;文学史家在书写时应高屋建瓴地透视对象的作品,深层次把握作家创作的灵魂.只有这样,能在史实和史识的博达洞见中,与对象作有价值的、心灵深处的对话.     

论词曲递兴及其雅俗分流

<正> 王国维先生的“一代有一代的文学”的说法对文学史的研究影响极深;而宋之词元之曲又各自是它们时代的代表性文学,这又是文学史家所共同承认的。但按照这样的文学史观去考察词曲之递兴,就使人感到困惑了。南宋亡而元蒙兴,这是朝代的更替;宋词亡而元曲兴,则是文学史上流行的说法。问题在于,宋词到了姜夔、张炎之手,才完     

概论魏晋南北朝文学

持续三百六十多年的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转折的时期。其阶级斗争、民族矛盾十分激烈、尖锐,而统治阶级内部又不断地争权夺势,自相残杀,致使封建王朝如走马灯一样频繁更替。这种始于东汉末年的社会动乱局面(唯西晋时期曾有短暂的统一),直到隋文帝灭陈才告终结。可是,在先秦,两汉文学的深厚基础之上,魏晋南北朝文学取得了全面的发展,不仅涌现出一批影响深远的重要作家、作品,而且也产生了象刘勰、钟嵘那样卓越的理论家、批评家;不仅诗歌创作日趋成熟,而且有赋、骈文、小说等多种体裁的长足进步。无怪乎文学史家将魏晋南北朝概括为文学自觉的时代了。探究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轨迹,不能不注意如下三方面的历史事实:     

科学的文学史观的呼唤——谈近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论争兼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

1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似乎是个亘久不变的命题。翻阅已有的几百部中国文学史著,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命题几乎无处不在。文学意识早在魏晋时期就开始觉醒了,但文学始终未能摆脱从属于时代、社会、政治的地位。人们习惯于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衡量具有自身特殊性并不与时代完全同步的文学,而文学史家们也似乎在共同契守一个古老的诺言:“时代先行,文学后变;时代变了,文学必变。”于是,我们习惯把文学史划为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还有以朝代划分的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以及隋、唐、元、明、清文学等等。从社会学、政治学角度看,这种划分自然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倘实证于文学发展的实际,从文学本体研究角度来看,这种划分显然又有悖于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性和阶段性。     

"宋词一代之胜说"释疑

"宋词一代之胜说"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组成部分,起源于元代,流行于明清,至王国维、胡适更赋予其理论色彩,被视作"惟一正确的中国文学史观".这一文学史观以"文体代兴"为核心,并具有以理念为本体的"非历史化"特征,其目的是为了强调文学的新变,不乏历史意义.但它将文学的发展简单归之于文体的发展,把文体演变史等同于整个文学发展史,既忽略了文学发展的丰富性与多元化特征,又难以真正认识文体本身的演进规律.就文学史实而言,在宋代常见的诗、文、词三种文体中,无论繁荣发达还是代表性都与词无缘.宋词虽取得了宋诗、宋文无法替代的成就,却始终没有占据"一代之胜"的历史地位.因此,在宋代文学史的研究中,不宜使用这个概念.     

张资平：在“历史情境”与“历史叙述”中

在现代文学的"历史情境"中,许多研究者都将张资平与郭沫若等并称"创造社"四大金刚",而在文学史叙述中,张氏却始终无法摘去"三角恋爱作家"、"汉奸文人"的帽子.这之间的巨大裂痕,原因主要有三1.权力叙事干扰了文学史家的独立判断;2.道德至上的历史伦理观,影响了文学史家的公正评价;3.文学史研究未能把作家-作品-读者"三位一体"的文学生产、消费系统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我们还应该有一部全面考察文学接受的文学史.     

文学性的焦虑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撰述问题

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文学与文学史互为存在却又根本不同,文学史撰述既要体现历史的意识和历史中文学的位置,又要呈现文学的特性。文学史的科学性是撰写文学史的基本态度,而文学史的文学性则是撰写文学史的基本立场,任何文学史家总会在其文学史撰述中体现出一定的文学思想,表达一定的文学精神。如何认识文学史的文学性,尤其如何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文学性,多年来形成不同认识、不同观点,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性探索及其不断的“重写”,体现的恰恰是文学史撰述中的文学性焦虑,从思想启蒙到文学现代化,从重写文学史到“纯文学”的诉求,文学性焦虑制约了文学史撰述,也制约了文学观念的发展。     

寻求与现实社会的对话关系——评王吉鹏《鲁迅作品新论》

文学史的重构需要在两个层面上展开,即文学史观与文学史方法的更新与拓展。文学史的重心是作家作品研究,鲁迅作为新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对他的研究已走过了七十余年的历史,各种论文论著可谓汗牛充栋,在规模和层次上都远远超过了新文学史上的其他作家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研究已臻完善,毋需投入更多的人力与资金。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重新解读伟大的传统极为必要,就鲁迅研究今后的发展方向而言,在学术上是日趋精微深奥,在现实意义上则必须彻底打破学术因素可能造成的囿限,向奔腾的时代大潮全面开放。王吉鹏先生与他的弟子们所著的《鲁迅…     

文学史中的“错位”类型分析

对同一文学史实在不同的文学史著述中可能有很大的反差,包括发展线索、动力、走向等等各有不同表述,这就是文学史的"错位"。文章分为四部分来论述:首先,价值评定中的错位,对于作品价值、作家地位,根据不同的文学观念有不同的认识。其次,在文学发展中的影响关系有不同梳理,形成错位。再次,由于所参照的对象不同,有比较视角下的错位。最后,造成错位的其他方面的原因,以及文学史的续写的思考。     

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王渔洋与康熙诗坛》导论

“文学”是一个包括写作、传播、接受并产生影响的过程 ,这一过程不只涉及作品的写作、传播与批评 ,还包含文学观念的演变、作家的活动与交往、社会的文学教养和时尚。对曾经发生和存在的文学过程进行历时性的研究 ,就构成了文学史学。文学史学首先是一门研究文学过程 ,尤其是文学活动的具体过程的学科。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学时代都为文学史的过程研究提供了可能 ,只有明清以后 ,丰富的历史记载几与档案相埒 ,而同时档案也最大限度地充实了历史记载 ,我们才得以从容揭开时间的帷幕 ,走进文学事件和文学史情境中去。明清两代丰富的文献材料为真正进入文学史过程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苏东坡幸亏生在宋朝

苏东坡是一位充满人格魅力的文学大师。九百年来，他像一块兀立不动的文学基石，支撑着中国文学史。伟大的文人之所以不朽，就因为他是一“代”文人，这个“代”，代表着一个年代，一个朝代，也代表着一个跨越历史进程的时代。     

文学史的性质问题

中国文学史著作甚多,对于文学史问题的认识颇多分歧意见。如果就文学史最基本的性质问题,围绕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这一至为简朴也至为根本的原则,从不同层次进行辨析、论述,那么可以认为文学史具有史学的品格,文学史是文学研究的分支,文学史是建构的。     

关于文学史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新编《中国文学史》总绪论

文学史是作为人类文化成果之一的文学的历史。要把文学当成文学来研究，重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广阔的文化视角对文学史研究具有重要性。文学创作是文学史的主体，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鉴赏是文学史的一翼，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翼。撰写文学史应当具有史学的思维方式，将过去惯用的评价式的语言换成描述性的语言，在描述中自然包含着评价。文学史既是当代人写的，又是为当代人写的，必定具有当代性。中国文学的演进是不平衡的。就其演进的内部因素而言，有雅与俗的相互影响与转变，各种文体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复古与革新之间的交替与碰撞，文与道的离合等。中国文学史可分为上古期、中古期和近古期，三古之内，又可细分七段。三古七段说虽然打破了朝代分期，是处理文学史分期问题的一种新的视角，但朝代分期仍可作为另一种视角，二者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得失参半的创新之作——《剑桥中国文学史》评议

《剑桥中国文学史》旨在打破以往文学史写作中的习惯性范畴,开创新的文学史范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特殊的"文学文化史"的书写姿态,立足于在文化史的背景下考察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这种书写策略为我们认识文学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但并没有在全书中得到全面的贯彻。《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分期方式也引人注目,某些基于文学文化史立场的分期方式显得新颖别致。全书的文学史分期方式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也存在着按世纪、朝代为文学史分期的现象。由于全书的编者热衷于探求"过去的文学"原貌,在实践中往往对某些重要作家作品叙述较少,而对次要的文学现象评价过高。这种迥异于时流的评价可新人耳目,但有些评价是出于臆测,并没有坚实的依据。     

郑振铎与我国文学文献研究述评

郑振铎与我国文学文献研究述评彭清深郑振铎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艺术史家、历史考古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在他一生的６０个春秋中，无论在诗歌、散文、戏曲、美术、考古、历史方面，还是在创作、翻译方面，抑或介绍世界文学名著、整理民族文...     

论沈从文小说中的诚和爱

<正> 中国现代文学近百个知名作家中,沈从文是以创作的丰厚著称的一个.然而,长期以来,国内文学评论界、文学史家却将他冷落了.早在解放前的《大众文艺丛刊》(1948年3月号)上,就发表过《斥反动文艺》为题的文章,认为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解放初期出版的一部《中国新文学史稿》(1951年王瑶著),     

我国文学家地域分布特点及成因初探

我国文学发展从空间的角度看是不平衡的。由于受文化传统?自然环境?区域经济?战争?交通等因素的影响,从古到今,我国文学家在地域分布上有相对集中和不断变化的特点,这一特点致使我国不同朝代各地文学发展出现了此盛彼衰、此衰彼盛以及不同的流派在不同的地域孕育发展的状况。文学发展在空间上最终也呈现出了相对集中和不断转移的特点。这一特点为人们理解文学作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解释文学史上的一些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茅盾和李健吾在新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兼评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对茅盾和李健吾的论述

茅盾和李健吾似乎并不是必然关联的人物,但司马长风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却把两个人物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对比地联系在一起了:茅盾“虽写了不少批评,但都是以社会目标、政治尺度干预文学”,而“到了刘西谓,中国才有从文学尺度出发的,认真鉴赏同代作家和作品的批评家”,“没有刘西谓,三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几乎等于空白”,“新文学史上在文学批评家中,能够破除门户之见,勤恳、广泛阅读同代作家的作品,并深入其中,亲切鉴赏,叮咛推敲的仅有刘西谓(李健吾)一个人.”这就涉及到他们在中国新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我们不能沉默了.任何一个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是由某个文学史家所能判定的,而只能用历史事实、在比较当中,才能确定.手握“史笔”的司马长风先生的品评,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呢?其比较,是否“是是非非严正不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