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区网络治理的障碍与对策探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由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变成为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过程正逐渐发育为一个相当典型的网络化结构,迫切需要打破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从而使社区问题的非政府解决方案成为可能.因此,应从网络治理的视角解析当前我国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探索如何通过资源共享、合理分工及相互合作把传统社区中的唯一治理主体——城市基层政府——和其他利益主体融合到一个横向联系的网络中,共同对社区事务进行治理.     

基于治理理论的超大城市社区治理的认识及建议

回顾了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发展历史,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发生了重要变化,由原来的街居制转变为社区制,这种变化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也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20世纪70年代以来治理兴起的社会背景是各国政府普遍面临的管理危机,其主要因素就是面对现代社会的极度复杂性,常常出现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情况.治理的发展脉络大体上是从民族国家到全球事务的治理,而后又向基层即地方治理扩散.在这一过程中治理理论体现出一些基本思想和重要理念.在此分析认识的基础上,发现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呈现若干重要特征,并结合社区治理的实际,提出了相应的社区治理建议.     

政策网络视角下的社区治理失灵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从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变成为城市治理的首要任务.作为国家权力与民间公共权力交接的场域,单纯依靠政府力量或社会自治行为均无法满足社区多元化利益发展的需要.社区治理过程正逐渐发育为一个相当典型的政策网络,其体现出来的特征与政策网络的适用条件是高度吻合的.因此,利用政策网络理论分析社区治理失灵的原因,并由此重塑我国社区治理的过程,有利于解决社区复杂问题,实现社区善治.     

利益关系网络变迁与社区治理多元模式的形成

内嵌利益关系网络是城市社区结构诸要素关系的基础。计划经济时期,以单位制为载体的管控式利益网络是“单位—街居制”一元模式的社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社区结构的异质性不断增强,给内嵌利益关系带来明显变化,形塑了多元治理模式。在仍存留单位制社区、老旧社区、公（廉）租房社区和“村改居”社区,政府运用有针对性的利益管控手段,依然维持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在新型商品房社区,政府缺少有效的利益管控抓手,社区治理模式的形成取决于政府、社会和市场在利益博弈中的行动策略和角色,社区治理亦走向协同治理。     

社区协商议事的本土实践及其反思--以上海市普陀区“同心家园”建设为例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项制度性革新,社区协商议事有助于推动一元化、集中式、单线条社区管理向多元化、分散式、网状化社区治理转型,对于协调各方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拓宽居民社区参与渠道、提升居民满意度和获得感具有重要意义。反思西方理论话语中"公共协商"的价值倡导,中国城市社区协商能否迈向基于公共理性而展开的持续互动?基于上海市普陀区"同心家园"建设过程中社区协商议事的本土实践,在分析社区协商的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城市社区协商对于社区治理转型的意义,以"动态化"视角审视重塑多元主体,规范社区协商内容,搭建社区协商议事平台,理顺协商流程,处置协商结果等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程序和技术,并指出当前中国城市社区协商面临的诸如公共性缺失、价值观碎片、阶层差异等现实挑战。     

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转型及重建的实践逻辑——基于苏北新型农村社区的实地调查

提升城乡基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服务效能、补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短板弱项,是“十四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我国城乡基层社区文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的供给、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困境依然十分突出。本研究从治理动力、治理主体、治理规则以及治理目标等维度提出理论框架;基于苏北地区的实证调查分析基层社区文化治理转型的动因及文化秩序重建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城乡社区结构转型和秩序演化过程中文化主体的多元性、文化治理规则的复杂性以及文化治理目标的引领性等多重社会逻辑共时性运作,使得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转型和治理秩序重建呈现出更加复杂、动态的实践特征。基层社区文化治理转型主要是由“农民上楼”后的“文化饥饿”、居民文化自治乏力以及社区文化引领不足等问题引起;同时,在具体文化治理实践过程中必须突破“官办文化”与“送文化”思维模式,并基于“民办文化”与“种文化”的新思维营造标准化公共文化空间、重塑主体化治理规则及社会化协同机制,实现多元文化融合下的共建、共治、共享。     

“无权”到“赋权”: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机制——以H省城市社区公益创投活动为分析对象

分化性社会格局下,社区治理需要改变目前社区无权状态,而当下城市社区公益创投活动是实践这一需要的新探索。在城市社区公益创投活动中,制度赋权、社区赋权与增能技术良性互动、相互交织。其中,制度赋权为社区公益组织发展提供了合法性环境、社区赋权提升了社区社会资本、增能技术使居民的参与更加趋向理性化,他们共同肩负改善社区治理结构微环境、培育基层社会自主性意识萌发的重任,是我国当下社区治理转型的新机制。     

技术理性与治理逻辑:社区治理技术运用反思及其跨越

社区治理技术体系的建构过程实质是推进社区治理社会化、专业化、技术化的过程,要义在于坚持“多元共治”理念,核心是鼓励多元社会主体创设并应用多样性技术手段和工具,目的是实现社区有效治理和服务。从现实需求、价值取向、实践主体、技术工具、应用评价五个维度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技术面临网格功能泛化、物业管理专制、社工难以退出、协商参与不足等问题。社区治理技术的有效运用,需要政府转变职能,明确社会主体功能边界,增强居民委员会社区治理能力,激活居民自治主体性。从治理现代化的高度看,社区治理需要深刻转变,即政府理念从“管控”到“治理”,治理主体从“单一”到“多元”,各类资源从“分散”到“整合”,主体功能从“泛化”到“精准”,治理技术从“模糊”到“清晰”。     

整合式共治：党建引领资源型社区治理的模式实践——以山西省D社区为样本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资源型地区社区基于自治乏力与治理格局碎片化、复杂责任主体的场域交互以及各类特殊人群与利益分化等问题,形成了鲜明的资源型城市社区的治理特征。从“政党—国家—社会”的三元理论视角出发,聚焦于基层党组织引领基层社区治理转型与发展的实践经验,思考基层党组织引领基层治理的深层逻辑内涵,尝试回答党建引领逻辑与治理逻辑如何在基层社会的实践中真正有机结合形成统一体。山西省D社区通过构建党建引领基层社区治理,依赖组织整合、链式嵌入与双向政治动员的三重复合逻辑,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提供组织、动力资源,构建政党整合下的资源型社区治理模式,能够有效破解资源型社区的治理困境,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实现我国资源型地区基层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民间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作用 ———政府与民间组织互动关系分析

文章通过回顾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变革,阐述了民间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并分析它与政府在社区治理中互动关系的变化———由被动性互动向主动性互动转化。民间组织逐步成为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     

名义社区与实质社区:社区的本质与分类——基于土地产权性质与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二维视角

在城乡分治体制下,“社区制”起初专指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单元。然而,由于社区概念的泛化使用,社区的内涵与属性也趋于模糊化。基于我国土地产权性质与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两个维度,揭示城乡社区的内涵与属性的差异,进而重构社区的分类体系,将之划分为“名义社区”与“实质社区”。这将有助于在由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分治体制向城乡一体化下城乡共治体制转型的新时代,构建既有共性又有特色、既统筹设计又因地制宜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     

“三社联动”基层政府与小区居民的黏合剂

作为社区治理新模式,推动社区治理组织体系由垂直结构向多元互动的横向网络结构转型、推动参与式治理机制和参与型社会的建设,社区、社会组织、专业社会工作“三社联动”,在纵向上能将小区居民与基层政府连接起来,起到上下联通的作用;横向上,能将小区居民之间发动起来,促进相融相合,并将社会关怀送到小区。这就是来自湖北省荆门市的笔者对南京“三社联动”进行调研后的感受。     

单位制社区转型的实践创新与治理策略——以山东省C社区为例

后单位时代,传统单位制社区面临单位制解体和“社会入场”的双重挑战。在此背景下,山东省C社区基于城市新规划重建,其改造过程体现了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转型。通过对传统单位制社区转型的分析,阐述成员何以通过诉求反映、利益整合、记忆反刍、协商博弈等方式在市场经济环境中锚定身份,激发单位时代的记忆,由被动因应转向主动创造;同时揭示单位制社区共同体如何应对社区认同重构,进行资源凝聚与利益博弈,进而在社区体制转换的实践历程中实现“单位”和“市场”的动态平衡、社区价值再造与社区治理创新。     

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与居民政治心理相关性分析

在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城市社区从＂单位社区＂向＂公民社区＂变迁,城市社区居民的政治心理也随着社区管理体制机制的变化而变化。基于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认为居民对于社区治理的认知不足,缺乏社区共同治理的共识与信念,从而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不高。社区治理的出路在于充分把握社区治理与政治心理之间的双向互动,以社区治理创新带动居民政治心理转变,以居民政治心理转变推动社区治理创新。     

发展性视域下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探索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建设过程中，农民由传统村落居住转向城市社区生活，居住空间转型推动了“上楼之后”民众日常生活的重塑，在形成稳定有序的秩序基础上，搬迁人口稳定脱贫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安置社区治理的新议题。本文基于对贵州省铜仁市跨区域搬迁安置社区的考察，指出该类社区的特殊性和治理难题，基于发展性视角，从生活秩序的生成与建构、保障与服务的加强、经济与能力的提升三个方面来分析社区治理的机制，并指出社区治理实践的限度，进而提出从制度与生活契合、多元共治格局以及由治理走向发展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后续的社区治理工作。     

价值、技术与制度：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三维建构

结合目前社区治理的具体实践,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需要遵循以“价值—技术—制度”为框架的三维逻辑,即价值、技术与制度是社区治理共同体有效建构与持续运行的关键变量,价值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前提要件,技术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关键手段,制度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重要保障。在价值场域方面,需要跨越“信任危机”,重塑社区治理价值共识;在组织结构方面,需要调适“条块矛盾”,重构社区治理结构形态;在制度建设方面,需要突破“行政内卷”,重建社区治理制度体系。以此实现社区“减负”和社区治理的增能提效,推动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的共建共治共享,让社区成为利益共同体、治理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组织场域视角下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逻辑——以苏南永联村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应对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治理制度创新。分析党组织领导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是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基点。本文从永联村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历程出发,以组织场域的结构化再生产为分析视角,凝练出党组织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作用机制,即政治引领机制、组织驱动机制和制度嵌入机制。此三大机制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打造了组织认同基础、组织运行动力基础以及组织制度基础。同时,拥有政治权威、经济资源支持的党组织主导了多元主体互动组织场域的结构化过程,并以其自身的政治化逻辑统合多元主体的行动逻辑,使得各主体能够在共同目标的引导下形成对新制度规范的“文化—认知”,进而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制度的演化与发展。     

试析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

目前在我国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治理或参与治理主体的责任界限问题尤其需要解决。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角度，分析了政府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的角色定位问题，认为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应起引导、支持及协调等辅助作用，逐渐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并在此基础上扩大基层民主，最终实现国家和社会的良性互动。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探索——以成都模式为例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基层党组织和社区治理二者存在制约因素,导致基层党建在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中面临功能定位不清晰、资源整合难、机制滞后、居民参与水平低等困境。成都市“一核多元、赋能基层”的发展治理模式突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坚持发展与治理并重,实施精细化治理,推动三治融合,有效破解了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成都模式的启示就是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党建引领目标、依托互动的工作平台、优化党建引领的领域、完善治理制度,最终实现基层党建引领能力与城市社区治理水平的双向提升。     

基于“制度—生活”互动的城市社区协同治理生成机制——以一个群租房事件的业主维权为例

针对城市社区产生的令人困扰的小事,寻找治理机制成为基层政府服务民生及居民自治中常遇的难题。从“依靠制度主体治理”到“自发组织‘别动队’治理”再到“业主与政府的协同治理”,业主维权的自主性不断地发育并获得释放,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社区场域在自上而下“形塑”机制与自下而上“建构”机制的互动过程中,生成了协同治理机制。社区治理创新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制度的层面,应该嵌入到社区治理的场域之中,走进生活主体的实践中,培育和引导生活主体的自主性,在“制度－生活”互动中实现政府与社区的协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