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入世20年看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框架体系与未来发展

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是“两个一百“”奋斗目标之间不变的重要发展布局,也是中国围绕扩大对外开放和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展开的探索和实践。基于入世20年这一特殊节点,从对外开放的理论演进、体系建设路径和基本框架结构出发,对全面开放新格局建设的框架体系和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系统性理论研究。研究认为,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经历了推动、拓展和提升三个阶段,入世是中国从开放阵痛期快速过渡构建起开放新格局并不断深化的关键时期,建立起了包含对外贸易、资本流动、自贸试验区、内陆开放、全球治理、自贸区网络、多双边投资协定和多边经贸合作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框架体系,取得了多维度的发展成效。研究表明,未来要继续坚持世界贸易组织在多边贸易体制建设中的核心作用,充分发挥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贸易协调能力,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开放深度发展,坚持从要素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在开放空间、开放层次、开放领域、开放布局等方面逐步探索,朝着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和布局全面优化的方向持续发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形势下我国加入CPTPP的战略意义和现实基础

在美西方对中国加强遏制打压,叠加疫情长期化影响的背景下,中国提出加入CPTPP的申请,既顺应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既定战略,又能参与全球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文章通过对中国加入CPTPP谈判的战略意义和现实基础的分析,揭示中国借此契机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扩大开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一方面,此举有利于中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新发展格局;另一方面,中国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等方面已经卓有成效,具备加入CPTPP的基础条件。在此分析基础上,文章提出加入CPTPP的路径：一是处理好加入CPTPP与维护WTO的关系;二是处理好与日本等利益相关国家的关系;三是处理好国内改革提速与高水平开放对接的关系。     

试论入世初期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

加入WTO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要在WTO的体制下,在更高层次和更广的开放领域融入世界经济主流.WTO的成员资格,既为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创造了良好条件,也给经济安全带来了严峻考验.适应WTO的基本要求,中国政府应把发展开放型经济确立为对外开放的基本目标,建立开放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为企业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创造条件.     

中国式政策试验的内在机理: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为例

克服旧中国国家制定和国家体系无力于解决发展问题的痼疾,积极探索建立新中国国家制度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发展完善的重要方法.中央的一般号召与地方的鲜活经验的统一、集中统一领导与地方分头实践的结合,构成了中国式政策试验起作用的内在机理.自由贸易试验区从沿海到内地的不断增加和海南岛整体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启动,成为中国探索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进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建设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重要路径.海南试验彰显了中国式政策试验的丰富内涵.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打造大连市对外开放新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大连市确立并坚持实施“外向牵动”、“开放引领”等经济发展战略，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建立起开放型经济体系。依托这一体系，全市国际贸易快速发展，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境外投资持续增加，服务贸易逐渐扩大。大连市要引导开放向纵深发展，必须在强化原有重点园区开放效应的基础上，抓住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机遇，构建对外开放新平台，促成梯次开放格局。“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重点任务之一。大连市如何立足区位优势，抢抓战略机遇，进一步优化投资和贸易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体系，培育有序、透明、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引导开放向纵深发展，赢取对外开放的新优势，成为大连市全面落实三中全会改革部署的重要任务。     

RCEP和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困境、机遇与路径

为识别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面临的挑战,探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带来的机遇,对中国借力RCEP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路径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既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机制建设滞后,个别国家蓄意设置治理障碍,逆全球化浪潮削弱了改革共识; RCEP能够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带来新的契机,有助于重构合理高效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消弭单边和霸权主义障碍,弥合全球多边政治互信; 中国亟需紧抓RCEP签署的机遇,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凝聚区域经贸合作伙伴力量妥善处理中美竞合新关系,积极探索全球投资贸易治理机制创新,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RCEP框架良好对接,守护多边主义,巩固政治互信。     

制度型开放: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路径

制度型开放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及其改革的制度路径。制度型开放是不断深化和升级的过程,在早期制度型开放过程中,我国通过制度学习,主动与国际通行规则对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上升,我国在具体领域供给一定的国际制度,促进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我国国际制度供给与原有制度形成国际制度竞争的局面,引发霸权国的制度挤压;为了应对这一局面,我国通过提高制度型开放水平,利用国内市场资源优势,深化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由此可见,在未来中美长期制度竞争过程中,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将呈现复杂化趋势,我国需要实行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在强调制度改革和兼容性的同时,在各项具体制度和机制中进行广泛竞争与合作;同时,在构成性原则层面坚持底线,并保持制度互鉴的开放性,提供更加包容普惠、有效治理、公平正义的制度,做好区域制度的持续性供给,提升我国的制度性话语权。     

数字经济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地位影响的实证研究

针对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通过收集2008—2019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基于构建的计量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地位的实际影响效应。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明显促进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数字经济基础建设水平、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和数字经济创新环境水平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三大主要因子,这三大主要因子均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地位产生明显的促进效应。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在空间联动上的作用明显,能够改善中国各省产业结构,联动各地区共同发展。为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优化全球价值链的系统结构和完善全球治理,各地应协调发展数字经济,优化各地区嵌入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的空间布局,促进相关产业政策和创新思维具体政策的融合,优化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等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全面提高天津开放型经济水平的研究

构建高度发达的开放型经济形态,是中央对天津定位的内在要求,也是新时期天津对外开放的内在要求。我们必须克服整体开放度不高,服务市场开放活力不强等困难,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着力构建起地区经济服务带动作用强、全球要素配置能力强、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强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大陆与香港经济关系发展前景展望

本文从投资、贸易、金融、区域经济发展等４个方面概括了大陆和香港在经济合作中已取得的成就，展望了“九七”香港回归之后，两地经济合作关系向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发展的优势互补、共同提高的前景     

自由贸易试验区视角下我国攀升全球价值链面临的问题与路径

尽管我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但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位势不高。在攀升全球价值链过程中,面临着关键核心技术缺失、生产性服务业落后、价值链整合力量不足、国际贸易制度规则重构、价值链“链主”势力阻扰等挑战。而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改革创新不仅与我国攀升全球价值链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更有利于解决攀升全球价值链面临的问题。从推动科技创新发展、对标国际一流标准、打造开放式“共享平台”、发挥“桥头堡”作用等角度提出自由贸易试验区背景下我国攀升全球价值链的路径。     

湖南省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优化问题浅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 ,世界范围内产业经济结构加速调整 ,我国经济将在更大规模 ,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融入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本文以产业结构调整为切入点 ,对优化我省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进行探讨     

数字经济的内涵特征、风险挑战与发展建议

数字经济是当下的热词,通过对数字经济概念起源和演变进行梳理后发现,数字经济概念的界定多种多样,不同机构或学者对于数字经济的定义范围、测算方法以及数据标准各有差异。同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面对统计、数据安全、数据鸿沟、监管配套、税收政策完善和数字治理等多个方面的挑战,还会产生跟风建设进而扰乱市场,并加剧区域间税收收入不公平,产生平台垄断行为、结构性失业和政府治理困局等现象。对此,要推动建立标准、科学和包容的数字经济测度体系,着力解决数字鸿沟问题,做好数据安全保护,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打造开放包容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     

入世十年看中国经济发展

入世十年,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程明显加快,开放型经济体系基本形成;参与经济全球化有了相对稳定的制度保障;世界贸易组织(WTO)倡导的贸易自由化为改革的继续进行提供了外在动力和制度保障。入世后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度增强,国家影响力全面提升;对外经贸关系发生了实质性改变,多边贸易在WTO规则的引领下平稳运行,经济安全形势明显好转;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大幅度提升;社会法律意识、规则意识建设效果显著;社会的开放意识明显增强;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加大,三农问题受到全社会的重视。     

开放经济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研究

开放型经济是指商品、资本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跨越国界流动的经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走开放型经济模式成为世界各国未来发展本国经济的必由之路。我国当前在总量规模扩张的同时,也正面临着严峻的结构性调整,在开放经济下研究产业结构调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在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步伐;通过产业结构重组才能建立起真正开放的经济运行体系,促进经济全面协调发展。     

基于构建国家价值链的工业品批发体系重构策略研究

随着全球价值链在实践领域和理论研究领域的兴起,嵌入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GVC)已成为我国企业升级和"走出去"的重要选择,但是这一过程中,我国企业却广泛地产生了"俘获效应",并陷入"低端锁定"的不利局面。根据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与企业升级类型之间的匹配关系,分析了导致我国企业陷入升级困境的原因,并结合"微笑曲线"分析,指出构建国家价值链(NVC)是我国企业走出升级困境的重要路径,而构建国家价值链势必要求重构我国现有的工业品批发体系。对此,从技术层面、主体层面、功能层面、制度层面系统性提出了面向国家价值链构建的我国工业品批发体系的重构策略。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反垄断应对:欧盟经验与中国路径

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公平竞争成为时代潮流的现实背景下,如何实施反垄断治理,实现公平竞争,是数字经济时代必须破解的课题。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能引发的垄断典型问题有价格平价协议、算法合谋、拒绝数据开放等。针对这些问题,欧盟形成了一些反垄断经验,包括制定反垄断协议规则、对算法合谋和数据开放进行规制等。借鉴欧盟经验,我国可以从以下路径出发进行反垄断治理:完善数字经济领域竞争政策、建立算法合谋识别机制、明确竞争要素数据的法律地位、加强对数字平台的反垄断监管。     

总部经济、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分析

东部地区嵌入全球价值链,既使该区域经济面临低端锁定的困境,又给我国的东中西区域协调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破解这种双重困境,可以引导东部地区实施在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平行地构建国内价值链的战略,即东部地区要攀登价值链高端发展总部经济,以价值链的治理机制来协调产业升级、产业转移和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从总部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条件来看,利用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劳动密集型环节所形成的在位优势,将总部经济的交易成本优势与制造基地的要素成本优势相结合,可能是发挥我国大国经济效应的有效途径.     

日本的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治理

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经历全面恢复、确立与完善开放体制、结构调整的战略转型及转变战略倚重等四个重要阶段,日本逐步崛起为世界级经济大国,并成为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之一。但鉴于日本与国际经济体系联姻的特殊性,以及严重的对美依赖性、利益驱动性以及地区导向性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日本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一直都没有发挥关键性的作用。进入新世纪,迫于自身经济发展的亟需,日本将建构经济合作治理机制的重心落在了亚洲地区,并觊觎依赖"先地区、后全球"的战略路径,拓展自身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全球数字经济浪潮下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基础的多维转变

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新发展阶段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在全球数字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就要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力基础实现从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的转变,物质基础实现从实体经济基础向数实融合的经济基础的转变,产业基础实现从工业产业体系向数字化产业体系的转变,技术基础实现从工业技术创新向工业技术创新与数字技术创新结合转变,以及在制度基础方面实现数据要素市场的完善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在全球数字经济浪潮下要最大程度发挥数字经济的发展优势,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经济技术基础的转变,进一步促进产业创新,实现我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培育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