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尚书》诰体的生成机制及其文化意蕴

“诰”体是由祭祀仪式中的祈告这一言说行为而生成。这种由神祗之告发展而出的生人之诰,发生在册封、赏赐、任命、朝觐和会同等礼仪之中。“王若曰”是《尚书》诸诰的一个显著性文体特征,它是神道设教的标志性提示语,《尚书》中的周初诸诰都是周公神道设教的文本化生成物。“周诰殷盘”显示了殷周两代文化精神气质的同异。     

从《酒诰》看周公的执政思维特点

《酒诰》是周公命康叔在殷商故地卫国宣布戒酒的诰辞.作为我国历史上颁布的第一部戒酒法令,其内容与周初其他诰辞相比较,则更能直观地反映出周公的执政思维特点:既彰显天命,威慑百僚庶众,又时刻强调殷鉴和崇尚节俭保民,并孜孜以求地对殷商遗民进行安抚和怀柔.     

《酒诰》周公神权法思想管窥

《周书.酒诰》是周公命康叔在殷商故地卫国宣布戒酒的诰辞。作为我国历史上颁布的第一部戒酒法令,其内容与周初其他诰辞相较,则更能直观地反映出周公的神权法思想:天意政治,事鬼敬神,在彰显天命威慑百僚庶众的同时,又时刻强调殷鉴崇尚节俭保民,并孜孜以求于对殷商遗民的安抚和怀柔。     

殷墟甲骨“告”类刻辞考论

殷墟甲骨中屡见"告"类刻辞,其内容大体可分为王告神祖、臣属告王、王告臣属三类,具有较鲜明的文体特征。通过从应用场合、施动身份、所告对象三个不同角度考察殷墟甲骨中存在的"告"类刻辞,可以发现后世之上行公文和下行公文在殷商时期即已萌芽并有所表现。     

论中古时期文体命名与文体释名

考察《尚书》“六体”等文体的命名方式,其“谟、训、诰、誓、命”,本来都是行为动作的“做什么”,“做什么”产生文词,于是以行为动作本身来命名这些文体。这是早期文体命名的一般性方法。汉魏晋文论家蔡邕、曹丕、陆机的文章释体只讨论文体特征,一般不涉及文体命名;而名物、训诂学家刘熙《释名》中则有文体释名,涉及到文体的“怎么做”、“为什么做”之类,却不刻意讨论文体特征。到刘勰《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以训诂文体命名的方法进入文体“怎么做”、“为什么做”的阐述。它以文体释名进入文章释体,“释名以章义”与文体特征的讨论二者有机的结合,显示出从文体内在逻辑出发以文章释体的特质。这是古代文体论成熟的标志。     

上古文体趋同论

文体趋同是中国历史上的常见现象，上古文体也存在互渗、融合、趋同的情形。上古格言、民谚以及部分《易经》卦爻辞都是采用短小精悍的格言警句样式，以整齐、精炼的语言来表达作家对宇宙、历史、人生、社会、军事、政治、术数等方面的认识。西周中期以后，有些铭文在散文句式中杂用《诗》的四言韵文体，显示出铭文有意向《诗》体靠近的倾向；而某些《诗》作也有意识地吸纳铭文因素，用诗的形式歌咏铭文题材；铭文与《诗》体呈现出互相靠近的倾向。诰和命本来分属两种文体，诰用于训诫和勉励，命用于册封和赏赐，由于帝王在册命或赏赐大臣之前往往要进行一番训诫和勉励，史官同时记下帝王的训诰和册命，这促使部分诰、命作品走向合流。上古文体趋同多由外在因素驱动，某些文体因其内涵宽泛而向多个方向发展，有些文体趋同受到群体创作方式的制约。     

中国古代“学则体”的体制特征及嬗变

中国古代“学则体”可以《管子·弟子职》为开端,它标定了这一文体的早期文体特征,包括以童蒙生徒为适用对象,所述重在日常杂细,具有行文具体、明确、易记等特征。“学则体”作为一种文体,其确立有赖于与相关文学背景及相近文本的比照定位,它虽脱胎于礼仪制度类文章,但足以独成一类文体。从历时演变看,“学则体”在朱熹倡导下得以复生,蒙学学规成为这一文体后期发展的有力接续和重要内容。“学则体”的日常属性和口诵属性在后世向条文化演进,与其他文体之间的融合也有效扩展了其文体属性,推动了“学则体”的发展。     

《尚书》议论技巧略论

《尚书》今存二十八篇。宋人真德秀以为,“《禹贡》、《顾命》乃记之祖。”细读《尚书》,又见《尧典》叙尧、舜事迹,《金縢》叙周公事迹,亦当归于“记”体。其余二十四篇,分属谟,训、诰、誓、命五类古文体。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曾阐述此五类文体的特点为:“陈其谟而成嘉猷者谓之《谟》,顺其理而迪之者谓之《训》,属其人而告之者谓之《诰》,即师众而誓之者谓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者谓之《命》。”总     

汉魏六朝郊祀歌辞句式、韵式研究

《诗经·周颂》作为儒家经典中的颂神歌辞,具有典范意义,在儒家思想规范之下,郊祀歌辞制作者们自觉把经典作为模仿对象,在使用词汇上逐渐体现出抛弃“子史浅言”而归于“典诰大语”的特点,即在创作中所使用的词汇要来自于儒家经典.尽管如此,若将《诗经·周颂》与汉魏六朝郊祀歌辞相比较,汉魏六朝郊祀歌辞无论是句式还是韵式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多方》《多士》的制作年代及诰令对象

一、问题的提出 今本《尚书·周书》中的《多方》和《多士》,是西周初年周公“摄行政当国”期间,代替周成王所发布的两篇诰令。这两篇诰令,文句古朴,诘屈聱牙,行文酷类于周初金文,所记内容也多与金文及其它古籍相合,一般认为很少有后人篡改增删之处,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堪称实录,是研究周初历史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资料。     

《秦律》所反映的诉讼、审讯和量刑制度

(一)、关于起诉的方式、类别和受理机构的规定在《秦律》中虽然没有“起诉”、“诉讼”等法律用语,但有接近于“起诉”的概念,当时谓之“告”、“辞”。见于《秦律》中的“告”或“辞”,约有四种表现形式:一曰“赏告”。即当有人违犯了法律规定时,凡与该犯人同伍及同室的人出来告发其犯罪行为者,都叫“赏告”。这就是《史记·商君列     

文体学视野中的“对问”、“设论”体

“对问”和“设论”在《文选》中被立为两类,在《文心雕龙》中被追溯源头,这使其在文体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对问”体的出现是与人类早期特定的言说行为密切相关的,其文体的确立可追溯至《对楚王问》,《汉志？诗赋略》“杂赋”之“客主赋”中也很可能收录了相关的“对问”和“设论”体作品。“对问”和“设论”作为两种文体虽然有所区别,但习惯上常被放在一起讨论,其名称在后世总集中不断有所变更,有“问答”、“问对”、“设难”、“问难”、“答问”、“设辞”等各种称谓。“对问”和“设论”作为小文体无法与主流大型文体相抗衡,在后世总集中常被归并入“杂文”、“杂著”或者“辞赋”类,逐渐失去了独立的文体地位。     

试说古代文体交叉现象

古代文体交叉现象,是指两种文体在外延上的部分迭合。辞与赋、赋体与骈文、赋与散文、诗与词、词与散曲等,都有这种交叉现象的存在。此种现象的发生,客观上是在文体演进的动态流程中不同文体互相交融、渗透的一种结果。而从创作主体这一面说来,也有可能出于对文学美多样化的自觉追求,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作家在审美创造中对单一化“美学设计”的突破。     

《唐昭宗赐钱镠铁券》研究

文章介绍了《唐昭宗赐钱铁券》产生的历史背景 ,揭示了被世人视为显示“皇恩浩荡”的铁券丹书的虚伪性 ;文章还介绍了诰券的源流及价值 ,对人们了解“诰券”这一古代特殊文体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     

论秦代颂体

秦代颂体文学成就体现在李斯七篇刻石文上。总体而言,其文体制上承西周《诗经》雅颂及先秦《石鼓文》,内容上皆颂扬先祖、帝王功业,“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文辞典雅,但又有所变化和创新,尤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颂体作品雍容华贵的风格,而贯之以求实重实的法家辞气——语言通俗简洁,风格浑朴古质而清峻峭悍、强健有力,从而自成一家,这在颂体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同时刻石文所体现的专制主义统治亦对后世影响深远。     

论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的历史解释

清代的苏诗注集大成者王文诰撰有《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及《总案》,以熙宁变法、元祐党争等重要历史事件为背景,凸显苏轼的立身行事,并补正了前代苏轼年谱的错漏.王文诰针对施顾注本、查慎行注、冯应榴注等旧注的编年作了严谨的考证,调整部分诗歌的编年.在此基础上,王文诰运用历史解释的方法,将考证本事与阐释诗意较好地结合起来,补正了从宋代到清代的苏诗旧注在解释苏轼诗意时的不少错漏,是苏轼诗歌注释史上重要的总结.     

论明清传奇戏曲的特殊文体“四节体”

明清传奇戏曲特殊文体的“四节体”,打破了一人一事的传统模式,将传奇情节分为若干节段,藉以完成传奇戏曲主题思想的阐述。这一特殊文体现象的背后,隐含着时代推动与文体观念的变革,具体体现在“寓言体”创作方式的改变、传奇杂剧文体之间的破体现象、传奇戏曲叙事模式的突破等。“四节体”的出现具有文体突破革新意义,丰富了传奇戏曲文体的风貌,但同时又是文人的自我游戏之作,体现出案头之曲的创作趋向。     

音乐形态、写作方式与词体的定型——兼及李白《菩萨蛮》辨伪

词律的起源是词体发生问题的核心与重点。还原词发生初期词乐配合的原初状态,可发现“词的文本形态来源于音乐形态”这一传统观点有失允当。词的写作方式有依乐填辞、依辞写辞两种,这不但是乐工辞与文人辞的分野,也代表了词体发展的两个阶段。词获得稳定的文体形态是在文人辞阶段,高度趋向一致的词律是在文人的重复性、摹拟性写作中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文人的群体活动、知识结构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循此思路,结合唐宋间韵部分合、相叶的特点,说明《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非李白作品,其制辞时代为宋代。     

刘勰何以称司马相如为“辞宗”？

班固在《汉书.序传》中最先用“辞宗”来称呼司马相如,但其对相如及其赋作的评价,却是主要基于以“讽谕”论赋的传统观念。刘勰亦称司马相如为“辞宗”,此称谓盖沿自班固,但其立足点与孟坚已有了很大的区别:他从赋体的文学特征出发,来审视司马相如的作品,故而是从文学意义上对相如作出“辞宗”的评价。     

“元和体”与中唐诗风

“制到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这是长庆三年,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元稹任浙东观察史、越州刺史时,两人以诗章赠答,白在《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中这样评价二人诗文的。前一句是对元稹的赞美。白居易自注云:“微之长庆初知制告,文格高古,始变俗体,继者效之也”。元稹制告“新体”,实是文体文风改革已深入到官方公式文字领域的反映。后一句是对元白唱和诗的自评,白居易自注云:“众称元白为千字律诗,或号元和格”。白居易在此明确地意识到了“元和体”诗对当时诗体诗风的变新作用。按照张碧波先生的观点,①元和体可分为二类,一为次韵相酬、穷极声韵的长篇排律;一为杯酒光景间的小碎篇章,并包括二人所谓艳体诗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