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与屈子精神--重读《橘颂》

历代关于《橘颂》意旨主要是两个方面不能统一 :一是《橘颂》的写作时间 ,早年 ?晚年 ?二是《橘颂》歌颂的对象 ,屈原自己 ?君子 ?楚王 ?又有一个共通点 :《橘颂》是托物言志、借物抒情。笔者从与屈原的其他作品思想的比较中得出结论 :《橘颂》的写作时间当是屈原青年时代从政初期。《橘颂》歌颂的对象应是橘树。同时 ,笔者以为此文是解读屈子精神的重要文献 ,但历来因为屈原的另一篇文章《离骚》的存在而被忽略了     

论秦代颂体

秦代颂体文学成就体现在李斯七篇刻石文上。总体而言,其文体制上承西周《诗经》雅颂及先秦《石鼓文》,内容上皆颂扬先祖、帝王功业,“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文辞典雅,但又有所变化和创新,尤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颂体作品雍容华贵的风格,而贯之以求实重实的法家辞气——语言通俗简洁,风格浑朴古质而清峻峭悍、强健有力,从而自成一家,这在颂体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同时刻石文所体现的专制主义统治亦对后世影响深远。     

汉颂:汉代颂扬主题的另一种表现——兼谈汉颂与汉赋的关系

在汉代的史籍中 ,赋、颂或是在名称上相互指代、互换使用 ,或是二字连用、同指一体 ,这种混淆的状况给后人带来很多疑惑。从目前存留汉颂作品的文本可以看出 ,汉颂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明显受到了《诗经》中的“颂”的影响而重新回复于四言体的作品 ;第二类是变颂式而近于文的作品 ;第三类是在写法上以铺陈展开颂美 ,具有明显赋法特征的作品。总体而言 ,汉颂在写作手法上继承了《诗经》中的“颂”的庄重典雅 ,汲取了当代汉赋的铺排渲染 ,在作品内容上则反映出汉代大一统封建专制社会中以颂扬为宗的精神导向 ,所以汉颂实际上是汉代颂扬主题的另一种再现。     

清代颂体文学钩沉

颂体文学的研究至今已有很多成果, 但清代颂文还没有专门的研究.依据学界已有的清人文集研究成果, 可以从文集索引、大型文集以及别集中钩沉出清代颂文的基本情况.体式上的集大成、内容上的世俗化倾向、创新上代为作颂和集经语现象的出现, 构成了清代颂文的主要特征.清代颂体文学的发展与清代文化的发展是一致的, 在颂体创作上有一定的创新, 也体现出因循的特色.深入研究清代颂体文学, 有助于理解颂文的历史发展脉络.     

汉代颂体风貌以及颂与赋的关系

颂,本于《诗》而属于成韵之文,汉代是其发展转变的时期。汉颂在表现对象及题材内容上较先秦颂体自由宽和得多,既具祭祀神明、沟通"德性"的本体用途,又具维护汉庭统治的德化、政教功能。而且,汉颂逐渐从先秦紧密的诗、颂亲缘关系中挣脱出来,并呈显描容、叙事与述意兼具的文体特征。它与汉赋不是同体异用的关系,两者之所以出现赋颂互淆的"似赋"、"类赋"现象,除了政治文化及学术思潮等外部原因外,还与二者内在的文体矛盾相关。它们在汉代由原本诗性走向散文化的近乎合拍的衍化趋势,造成了两者界限的一度模糊。     

论梵语《入楞伽经》中的汉译偈颂

在梵语文献中,与韵文相关的术语是比较丰富的。偈颂在佛经中运用十分广泛,一般佛教经典都包含（诗体）偈颂,一些佛教经典是（诗体）偈颂写成的。诗歌翻译作为一个高度选择的翻译策略问题。后汉、魏晋以来。佛经中的偈颂一般以中国传统的四言、五言的诗歌形式翻译,但不再强调音韵格律的严整。汉魏的佛典偈颂翻译已经出现七言诗体的形式,唐代七言诗体成为偈颂翻译的基本形式。     

从《橘颂》看南国橘和橘文化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人,其《橘颂》对橘树的热情礼赞反映了先秦时期橘生南国的情况。从《橘颂》及有关的记载中可窥测到南国橘的种植分为楚国、吴越和巴渝等几大区。     

《诗经》“风”“雅”“颂”分类

对于《诗经》“风”“雅”“颂”分类 ,传统观点主要有“实用说”、“产地说”、“体象说”、“乐调说”四种。这四种观点分别揭示了《诗经》特质的一个方面 ,而不能作为划分风、雅、颂的统一标准。风、雅、颂的划分与编排当以内容的不同为标准。有关风土民情的归于“风” ,事关诸侯、士大夫的归于“小雅” ,事关周王的归于“大雅” ,关于古代明王祭祀之法、颂扬之章、祈祷之辞的归于“颂”。     

试析回鹘文《金光明经》偈颂

回鹘文《金光明经》译自汉文本。回鹘文译者对汉文偈颂也以回鹘语诗歌形式进行了翻译。本文以回鹘文《金光明经》为底本,与汉文本进行对照,可以看出,梵文偈颂、汉译偈颂和回鹘文偈颂既有一致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点。     

论美颂与崇高

美颂传统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学传统.所谓美颂就是作者用诗文歌颂激动自己的神灵、君王、英雄等,中国古代美颂思想与崇高关系非常密切.学界虽有不少关于美颂的研究,但对美颂与崇高的关系研究却少有涉及.中国古代美颂文化与崇高关系非常密切.我们既能从古代大量的美颂作品中,能体会到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的“崇高”,又可从古人美颂祖先或者英雄时感受到“崇高感”.     

异体同用——颂表、颂序的交叉与合流

表和序是两种不同的文体,颂表、颂序均为配合颂体而作的文字.二者在文体属性方面并无多少联系,但当它们均置于颂体之前、服务于颂体时,就不可避免地在内容上有所交叉.正因如此,为了避免内容上的重复,古人在作颂时,有时会省略其中之一,而这尤以略去表只存序的情况居多,从而使颂序兼有表与序的两种功能.     

大慧宗杲禅师颂古创作研究

颂古是宋代“以诗明禅”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中国禅宗创造的偈颂新体裁,体现了宋代禅宗“以文字为禅”的特色.临济宗杨岐派著名僧人圆悟克勤编撰的《碧岩录》一书是宋代禅宗“颂古”的集大成之作.其弟子大慧宗杲虽然焚烧了《碧岩录》版,但是自己也创作了110首颂古作品.慧宗杲并非对颂古这种形式不满,而是不满于学者的“不明根本,专尚语言,以图口捷”.大慧宗杲的“颂古”之作,是宋代禅宗由“文字禅”转向“看话禅”的体现,一定程度上说,是在扭转北宋中期以来禅宗向文字禅发展的方向,恢复禅门“言语道断”的传统.     

周初《颂》教

颂源于祝嘏神辞,它并非只是以仪式意义存在,而是具有实在的语言意义,在典礼中担负着诰教王、贵族子弟之功能。《颂》所承载的思想与《尚书》几乎一致,两者共同规范着周人精神的主体方向。颂教在周初便发生了,其实现形式有典礼中的展演、语说和学校教育中的记诵、语说、"道古"。在周初《颂》便具有了"经"的性质。     

东汉颂文的文化特征

东汉颂文从一开始就与国家的礼乐建设结合在一起,受到朝廷的提倡,其功用在于纪功与颂德。在发展过程中,颂文受到经学的影响,不仅在形式上取则经典,而且表现了东汉经学的价值观和社会理想。颂文与东汉史学的关系也非常密切,突出表现在颂文叙事和征实的特征以及前序后颂、其序似传的写法。东汉颂文的这些特征使它和辞赋有明显的区别而与碑铭等文体极为相似。     

赋、颂二体混称、连称的表现和原因

赋、颂是产生于汉代的两种文体,二者在很多方面有着相似之处。由于颂在古代可以作为诵的假借字,而赋也被认作是“不歌而诵”,因此人们常常以颂称赋。东汉之后,赋的颂扬功能加强,更造成了赋、颂的混称。同时它们文体的同源性及地位的相似性,也是造成二者并称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赋颂”作为一个固定词语出现时,除了偏指赋体外,还有两种含义,即泛指有韵之文,及特指赋、颂二体。      

论《诗经》四言组合的文化维度

<正>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句式结构、章节组合、平仄音律、语法特点奠定了后世诗歌创作的基本格局。《诗经》作为儒家五经之首,在内容表现、形式建构上无不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全集分《风》、《雅》、《颂》三部分共三百零五篇,以四言句式为主要组合形态。约占全集诗句总数的百分二八十。形成了中国始初诗歌中和平稳、不急不殆的音律风格。 这种四言短句的组合,主要是为适应殷周时期乐舞的需要而产生的。《诗经》诸篇都是人乐合舞的,三位一体决定了它们之间长短相成。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的关系。古者奏乐唱诗、舞诗的次序,以乐器之上下为先后,奏堂上之乐为“登     

周代颂乐刍论

以古文献为依据,结合周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诗经》三颂的祈祷性质,探讨颂乐的特点、社会文化意义.《颂》乐一般只用打击乐器与管乐相配合而形成"金石之声",乐声较为低沉、舒缓、庄严;它的标准原则是和平中正,庄重肃穆,强调教育意义,追求社会政治的最高"和谐".     

《西风颂》译本之比较分析

在大学英语专业的教学中,《西风颂》在英国文学课程和翻译理论与实践课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一两个或更多的译本可以作为翻译比较依据,译者根据比较、分析和研究,可以更完美地再现原著的本来面目;从词语、句式以及形式和音韵节奏诸方面对雪莱名诗《西风颂》的三个译本进行赏析与评议,比较分析译本的异同优劣是提高学生翻译水平的重要手段。     

历代咏橘赋书写及其内涵

屈原的《橘颂》开咏橘文学的先河,其描写的内容、句式句法及橘体现出来的象征意义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历代咏橘赋对橘的生长习性和外形特征进行全方位的铺陈描写,挖掘出其“生于南方,独立不迁”的特点,并善于运用典故、对比衬托、拟人等表现手法丰富橘之形象。在历代文人的吟咏之下,橘赋的文化内涵也随之不断丰富。赋家或是借橘抒发自己的情感志向;或以橘为祥瑞,歌颂皇恩圣德;抑或是书写与橘有关的典故,表达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和孝亲敬养的愿望。     

《文心雕龙·颂赞》篇新论三题

《文心雕龙·颂赞》篇是系统论述颂体与赞体的专论,因年代久远,词旨晦涩,后世有不少的地方存在着误读,亟需厘正。“雅而似赋”中的“雅”为讽谏之意,并非雅正的意思;“不辨旨趣”中的“旨趣”,指《赵充国颂》和《显宗颂》的精神主旨,而非颂与风雅的关系;“敬慎如铭”是指颂与铭一样恭敬慎重,而非《文赋》中的“优游”之意,更不可将“铭”换为“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