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政治与“上升的修辞”——希伯来经典关于女性书写的双重叙事

古代以色列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女性在性别政治结构中作为“第二性”的不平等地位表现在各个方面，也体现在希伯来经典主导叙事中关于一个个女性命运的故事文本上。然而从整体叙事来看，其中同时也存在着女性不甘于接受父权制社会的绝对法则，寻求通过突破两性关系中既定的自身从属性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在特殊历史关头获得了性别政治结构中的主导地位的书写。她们对男权抵抗的行为与希伯来经典宏大的主导叙事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传达出另一种声音，这另一重叙事构成了关于女性书写意味深长的“上升的修辞”。     

国家叙事中的性别平等——也谈毛评本《三国演义》的女性观

学界对《三国演义》中的女性形象以及蕴涵其中的女性观多持批评的态度,认为它是男性中心主义的产物。事实上,现存最早嘉靖本《三国演义》对历史上一些女性形象已经做了正面的艺术加工,让女性在国家叙事中拥有一席之地,其它众多版本在性别问题上都拥有这一基本特征。毛纶、毛宗岗父子通过改写和评语,进一步提升了女性在国家宏大叙事中的地位和价值。毛评本作为宏大叙事的典范文本,虽然受限于时代,尤其是受限于题材与文本疆域,没有也不可能关注现代性别理论所要求的女性的个体情感需要与生命逻辑,但是,却从宏观的角度,为男女性别平等做出了超越时代的、难能可贵的努力和贡献。     

何以言《诗》——基于文本发生脉络的“绘事后素”新释与经典诠释再思

对《论语》“绘事后素”进行基于文本发生脉络的梳理,认为“绘事后素”的理解应包含子夏对《诗》的征引的内文本、《论语》中的对话文本、儒家诠释文本三层文本发生的脉络;三层文本发生的脉络内蕴着轴心时代所面临的“原生”传统、轴心时代所“创生”的文化传统与“生生”不息的经典传统三种传统。以“绘事后素”为例,由《诗》这一经典出发,可以引发出对艺术之诗、真理之思与经典如何与生命共在的哲学诠释学再思。     

反讽：女性的身体叙事——萧红与萧红小说论

“身体叙事”是萧红文本的一个潜在的内容与姿态,在文本中,女性身体不仅成为萧红作品中的“生死场”,而且更是小说获得内涵和意义的根本来源。萧红似乎对自身的情感与女性的命运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女性独有的身体经验成为她从事文本建构的基本手段。生育、病痛与死亡是作家诠释女性“身体叙事”的独特视角,女性与男权社会乃至整个主导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与冲突成为身体的悖论。女性作家用反讽的姿态作了一次“致命的飞翔”,在语言的狂欢与回忆的空间中获得身体与性别的认同。正是用这样一种方式,萧红将自己写进了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     

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艺术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 ,叙事技巧和程序的革新与实验是中国现代主义小说最大的艺术成就。小说中“心理—情绪”型叙事结构的采用 ,展示出人类灵魂深处的颤抖 ,打碎了叙事整体感以及因果逻辑链条 ,动摇了中国传统小说“情节—性格”结构一统天下的地位。“限知型内视角”、“呈现式”叙事口吻以及“跳角”的使用 ,从根本上瓦解了中国小说编排叙事视角的传统 ,使文本呈现出多义性、模糊性特点。叙事时间刻度的模糊和时间转换语的消除 ,不但为文本带来强烈的象征效果 ,而且使文本本身成为一个大的意象 ,产生多元化的意义 ,迫使读者必须与文本进行横向“对话”,调动了读者对文本进行再创造的审美能力。     

“婚床”苦闷:论中国现代文学两种形态的“妇怨”叙事

“妇怨”叙事是中国现代文学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它往往以已婚女性的“情殇”悲剧为表现题材,去深刻揭示新女性在自由婚恋过程中的灵肉痛感.阅读作品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妇怨”叙事在不同性别的作家笔下,呈现出了两种截然相悖的不同形态:男性作家一般都是从思想启蒙的社会角度,去同情被弃女性的不幸遭遇;而女性作家一般则是从个人情感的生命体验,去抨击男性人格的虚伪本质.因此,两种不同形态的“妇怨”叙事,恰恰反映出了不同性别的作家群体对于五四思想启蒙的不同认识.     

女性、想象与景观广州——“流动女性”发达史叙事与南方城市的文化身份建构

南方“流动女性”发达史叙事及其形象的系统建构长期被忽略.梳理这一形象的发展变化,可以窥见现代女性叙事仍然存在自我意识的局限,以及现代性命题下人性的异化;而作为其中叙事的空间和背景,广州、深圳等城市的国际化规划及诉求则影响且限制了文本中女性形象的整体性构建.因此,当下流动女性发达史叙事应在出离完全由资本催生的城市文化中,去寻求现代城市经济网络的有限视角与传统地域延伸无限想象的结合,才能建构起中国南方城市的文化身份和文学景观.     

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的恶女人形象

在对《围城》、《骆驼祥子》、《北京人》等经典文本的重读中 ,分析中国现代男性叙事文学在恶女人形象塑造中所表露出的男性对女性主体性的憎恨与恐惧。中国现代男性叙事往往把主动型女性妖魔化 ,把女性主体性诬为是对男性主体性的压抑 ,并且拒绝同情主动型女性的生命困境 ,以喜剧的态度丑化、嘲弄主动型女性 ,从而把试图僭越封建女奴道德的女性诽谤为谋夫、欺夫的恶女人。这背叛了从精神上解放妇女的现代文化观念 ,回归于封建男权道德 ,从性别意识领域暴露出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不足的缺陷     

非常规性别电视———作为一种新型偶像剧的《士兵突击》

根据菲斯克的性别电视叙事研究,电视剧《士兵突击》选择了军旅成长的男性叙事题材,但却涵括了“多角色,多情节”、“没有叙事终结”、“亲密谈话”和“情感的过程”、“敏感”的男性角色等女性叙事特征,模糊了电视剧性别叙事的对立性,并具备了励志即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一偶像剧审美心理共性,使男性观众的经验型接受定式和女性观众的情感型接受定式达成一致,从而成功实现对两种传统性别叙事的越界行为,也跨越军旅剧和偶像剧的受众局限,可被视为一种新型偶像剧.     

数字时代的叙事学重构

数字叙事作为一种在线叙事,具有人机交互的性质,超文本小说、互动影视作品和人工智能写作等是目前数字叙事的主要类型。数字技术进入叙事领域,不仅使叙事文本的呈现方式发生改变,而且导致叙事要素和结构的变化,构成了对经典叙事学中视角、叙述者、叙事时间、叙事结构等一系列核心概念和基本理论的挑战。数字叙事呼唤新的视野、新的理论,"交互"成为叙事的核心概念,"碎片化"催生了空间思维,"快感"跃为数字叙事的新体验,这些新的理念和因素促使经典叙事学的重构和再生。数字叙事的未来还有待时间检验,但数字叙事的探索为叙事学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论19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创作

女性作家以女性的视角、文本形态、叙事逻辑来表达个人的情感体验和生存体验,表现出对自我、对环境的理想化的自恋。1990年代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繁荣景观,标示着中国当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已转化为女性写作的主动行为,女性书写已从性别歧视、性别压抑、性别遮蔽中解脱出来而浮出当代文化历史地表。     

民族志叙事与女性经验——王安忆《天香》的启示

从记录民族生活史、经验史的角度而言,民族志叙事已然是文学最重要的品格之一。王安忆《天香》正是一部以“天香园绣”为切入口的女性民族志叙事文本。《天香》并非展览种种女性生活史质料,而是据此梳理、建构出一脉以“女织”为中心的女性经验史,并以此为框架来重新理解江南地方社会传统乃至中华耕织文化传统。任何传统与其说是自然形成的,不如说是被发明、建构起来的,在这过程中,一些经验被强调、夸大,而另一些经验则被遮蔽、省略、修改。那么,将女性经验带入地方传统乃至整个本土传统中,其意义不言而喻。这是《天香》在文化层面上带给我们的启示;再者,《天香》以女性为经验主体、文化主体的民族志叙事策略,不仅超越了寻根文学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民族志叙事的惯例,还可能预示着本土形态的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写作的渐趋成熟。这是《天香》在文学层面上带给我们的启示。     

近30年女性成长小说的性别书写

近30年女性成长叙事从妻子、母亲等视角展现了女性寻求性别角色的自我认同的努力与困境.在成长过程中,女性在妻子、母亲、女人三重角色间摇摆,表明女性成长的艰难与主体建构的困厄.在文本写作中,作家试图从爱情婚姻、物质欲望、女性自我三个维度来寄托女性精神突围的热望.本文借用“症候”这一术语深入挖掘女性成长叙事背后的创作动因与叙述盲区,分析女性成长小说超越性别存在的价值和理论意义,结合女性成长过程中的性别角色与性别表述来思考两性关系的重建.     

空间与性别的世纪寓言:20世纪中国电影中的“外来者故事”

本文通过考察《小城之春》、《早春二月》、《爬满青藤的木屋》、《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四部1940、1960、1980、1990年代著名的电影文本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叙事原型———"外来者故事",来探究现代中国时间、空间与性别之间的复杂关联。"外来者"都是男性,而传统空间中的生存被表述为一种女性化的生存,包括女人、孩子抑或被去势的男性。在这样故事中的女性空间位置的变与不变,象征着传统接纳了现代抑或现代战胜了传统。但一旦外来者的身份转变为女性,这个叙事原型就会出现危机,现代性的时间逻辑就难以为继。不难看出,在这个叙事原型中,新与旧、现代与传统、进步与落后、文明与愚昧这样一些二元对立的进化论时间范畴不仅被深刻嵌入中国与西方、外与内、都市与乡村等等空间范畴的建构中,还被嵌入另一对空间性范畴——男性与女性(性别身份也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的建构中。     

孙犁女性书写中的男性中心意识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作为男性唤醒女性的运动,担任启蒙者的男性没有意识到自身潜意识中封建男权传统的残留,并在他们建构新的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植入新的男权意识。解放区作家孙犁的抗战小说,以诗性之笔勾画了一群生活在冀中平原战争年代的美好女性形象,而在“美好”想象的背后隐含了叙事者男性中心的叙事立场。     

论英国文学中的女性形象鲍西亚与简·爱

创作主体的性别铭刻和折射在文本中构成文本的不同性别内涵:鲍西亚和简·爱两个经典女性形象的外貌差异是作者不同性别意识的流露,其反抗精神体现着不同性别内涵,其对传统性别关系模式的接受程度也是作者性别观念的反映,此外,在不同性别文本中,视角以及叙述者之间也存在着差异性。     

“清”美文化原论

本文旨在考察作为文化和诗学范畴的“清”的原生意义。从新出土文献与经典文本的相互印证入手 ,通过辨析古人“水原”型思维、素白美心理、公理信仰及“风”诗传统的早期历史形态 ,分别揭示“水镜”玄鉴、冰玉意象、“死直”人格及“危言”讽谏等作为中国传统“清”美文化之原生内容的生成机制 ,并从中提炼出公理信仰、纯洁人格和平静心态三者的结合为“清”美思想的逻辑起点。     

试析中西文学"重述神话"的思维差异

东西方神话的发展从源头上就具有差异性,在被重述的当代,也因为文化背景、时代潮流以及作家的性别立场、创作理念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如果说西方"重述神话"的参与者表现的是对"过去历史"的改造与重建,那么,中国的作家们更多的是体现了一种对历史记忆的依赖.本文试以文学文本中的"女性形象"为例,探究中西思维的差异性,及其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外籍人士的浙江叙事——跨文化传播文本解读

在浙外籍人士关于浙江及其所在城市的叙事是跨文化交流中较为蕴蓄的存在形式.本文以后经典叙事学为研究路径,解析在浙外籍人士多样的叙事方式,并从三方面阐释外籍人士跨文化传播文本的叙事策略:叙事声音、叙事语法和叙事结构,探讨外籍人士作为文化“他者”的叙事建构,指出外籍人士的叙事本身就是一种宣传,其隐性的传播效应需要合理的利用和把握.     

试论女性主义对经典童话的重构——以卡特的《雪孩》为例

女性主义对经典童话重构,致力于揭示文本叙述与性别生产之间的联系,以此质疑心理、社会以及叙事层面上所谓的事实真相,并探索不同于以往传统与权威的叙事可能性.本文以<雪孩>为例,通过对该故事进行抽丝剥茧式的细致分析,探讨它间接的叙事策略和隐晦的重构艺术,以此说明当代女性主义重构策略的多元性、复杂性和灵活性,而并不仅仅局限于对传统性别模式的简单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