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国诗人对明诗的接受与批评——以韩国诗话为中心

15世纪以来,朝鲜诗话兴起,明诗之评为其重要内容。有关批评大抵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朝鲜中宗至仁祖初为发轫期,仁祖中至肃宗间为发展期,英祖中至哲宗间为兴盛期。由于七子诗话及《列朝诗集》、《明诗综》的东传,朝鲜诗人多以七子为正变,公安、竟陵之变为明诗之衰,批评“明调”,认为远逊于唐宋,同时反思复古之弊,指出其种种弊端。流派之评以复古派为重心,有关王阳明、唐顺之、陈献章、袁中郎及明使之诗的评说,颇具新意。朝鲜诗话论明诗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总体来说,不仅是中国诗话的重要补充,也是独具一格的明诗批评。     

试析文天祥“黄冠故乡”之谜与朝鲜儒士的解读

元官修《宋史·文天祥传》将邓光荐《文丞相传》的叙述,删节编改,生造出文天祥“黄冠归故乡”之说,弄清其史源,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朝鲜正祖御撰《宋史筌》,因惩处洪启禧,而摒弃其《文山先生详传》中的说法,沿袭《宋史》之说,致使朝鲜儒士多不质疑“黄冠故乡”说,而是给予各种解读,诸如为宋复仇说、效仿微子与箕子之“教化说”“时义说”等,丰富了对“黄冠故乡”之理解,也有助于深入探讨文天祥之生死观。文天祥的忠诚节义精神,契合朝鲜王朝后期“尊周思明”的政治文化,因而他成为朝鲜儒林关注的中国历史上重要人物之一。     

“箴”文体的形态与演变

西汉扬雄模拟西周《虞箴》作箴文二十五篇，确立了“箴”的文体形态，扬雄在《虞箴》的基础模式之上，增加了汉大赋式铺叙和内容的重复，这些“革新”在晋时被放大而造成了“箴”体的芜杂。六朝时期，随着箴文篇幅的增加、箴“序”的出现和发展，“箴谏”的可诵读特质逐渐消失。刘勰所认可的官箴具有干预国事的功能，且此功能具有从官员到君王的特定指向性。从先秦至魏晋，官箴一直是箴文体正统。但唐以后，官箴逐渐消失，箴文多为“私箴”。以《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部分作为切入点研究六朝文体学，还原具体某种文体在文学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不同面貌，能使得六朝文体学研究焕发新章。     

钱穆对16～18世纪朝鲜王朝朱子学的研究

钱穆曾对16~18世纪朝鲜王朝时期的朱子学发展有过专门的研究,其以李滉、李珥、宋时烈、韩元震这四位学者为中心,进行了深入探讨。从钱穆的研究中,可以了解朝鲜王朝学术思想的发展流变,另一方面,亦可加深对钱穆朱子学研究的认识。     

实事求是地评价唐代民族战争和边塞诗

出现于盛唐时期的边塞诗,是文学史上需要研究探讨的课题之一。边塞诗是祖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其中包括许多值得珍视的优秀诗篇,但盛唐时期的历史条件、社会背景,和宋、辽、金、元之际,明、清之际,有明显的不同,边塞诗的风貌,和南宋、晚明以救亡图存为旗帜的抗战文学也有所不同。对边塞诗不加分析地一概视为爱国主义而全盘肯定,显然不符合客观实际。学术界正在进行的关于唐代边塞诗的讨论是由吴学恒、王绶青同志的《边塞诗派评价质疑》一文以下简称《质疑》)引起的。《质疑》认为,开元后期至天宝时期的民族战争,唐王朝统治者应     

《辞海》正误一例

《辞海》(修订本)沃沮条云:“汉武帝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败满孙右渠后,在沃沮国地置玄菟郡。”这段文字中,有两处有误。其一,“满孙右渠”应是“卫满之孙卫右渠”之意,《辞海》误将“满孙右渠”作为一人之名。卫满,燕人,西汉初乘燕王卢绾亡入匈奴之机,率千余人奔朝鲜,被立为朝鲜王。事见《史记》卷115《朝鲜列传》,《汉     

论事大主义与朝鲜王朝对明关系

事大主义是儒家一种外交理念 ,是小国保存自身、应对大国的策略。它发端于东周 ,广泛存在于古代的儒家文化圈之内。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中亦存在于分裂时期诸政权之间、周边藩国与中央王朝之间。而在朝鲜半岛与中原王朝交往中尤其重要。朝鲜王朝高举事大主义的大旗 ,诚心事奉明朝。形式上它依从儒家礼仪制度 ,奉行朝贡之策 ;思想上归依中华。朝鲜对明朝行事大之礼 ,明朝则对朝鲜采“字小”之策。维护朝鲜的利益不受侵犯 ,是壬辰战争时期明朝出兵援朝抗倭的原动力。正因为朝鲜对明朝采取慕华、事大之策 ,所以明代中朝关系成为典型的宗藩关系     

李退溪人文精神的现代价值

人称“海东朱子”的朝鲜李朝大儒李退溪，通过《圣学十图》《启蒙传疑》等著述构建了具有独特性、创新性的哲学学术思维的逻辑体系，使孔孟程朱之道焕然复明于世，其哲学思想与朝鲜传统文化、社会实践相结合，成为化解现实社会冲突危机的时代精华。退溪哲学的人文精神，具体彰显为忧患精神、改革精神、性理精神、道德精神、践行精神等五个方面。在人类面临各种冲突危机和挑战的当代，弘扬这人文主义的五大精神，对营造一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天下的新世界具有重大意义。     

古代官箴书中反腐倡廉浅析

古代官箴书中反腐倡廉浅析彭忠德古代的官箴约有８０余种，大多是将如何为官的箴言简单地汇编为一书。其中，关于反腐倡廉的箴言散载各书①。古代官箴有关反腐倡廉的箴言，可以分作如下三个部分：提倡清廉清廉是官员最重要的优秀品质。“廉”之义为“清”，即不贪求。“清...     

甘、青、川、滇藏区历史沿革初考(上)--兼析所谓"大藏区"的历史真相

本文根据大量历史文献 ,通过对甘、青、川、滇藏区历史沿革的深入分析和研究 ,清楚地指出 :这些地区中的绝大部分早在秦、汉时期就与中央王朝有了密切联系 ,有的即属中央王朝统辖。吐蕃在 7— 8世纪虽曾一度占据过这些地区 ,但这只是其在对外扩张中一时的态势。由于唐王朝始终坚持反侵夺斗争 ,加上被占地区各族的反抗 ,吐蕃时期并未能亦无法形成由其有效统辖的所谓“大藏区”。在吐蕃崩溃后 ,这一情况自然更不可能出现。到元、明、清时期 ,历代中央王朝对西藏地方和各藏区的治理更为全面、有力 ,始终没有出现过由西藏地方统辖的所谓的“大藏区”。     

甘、青、川、滇藏区历史沿革初考(下)--兼析所谓"大藏区"的历史真相

本文根据大量历史文献 ,通过对甘、青、川、滇藏区历史沿革的深入分析和研究 ,清楚地指出 :这些地区中的绝大部分早在秦、汉时期就与中央王朝有了密切联系 ,有的即属中央王朝统辖。吐蕃在 7— 8世纪虽曾一度占据过这些地区 ,但这只是其在对外扩张中一时的态势。由于唐王朝始终坚持反侵夺斗争 ,加上被占地区各族的反抗 ,吐蕃时期并未能亦无法形成由其有效统辖的所谓“大藏区”。在吐蕃崩溃后 ,这一情况自然更不可能出现。到元、明、清时期 ,历代中央王朝对西藏地方和各藏区的治理更为全面、有力 ,始终没有出现过由西藏地方统辖的所谓的“大藏区”。     

“一遵华制”语境下的《大明律》--论朝鲜太宗时期《大明律》的适用

朝鲜太宗时期,“一遵华制”已成为王朝的主导性话语。在此语境下,“华化”政策加速推动,制度的“华化”是其中的关键,在法制领域便是推动《大明律》的深入适用。然而,朝鲜官员们对《大明律》这一外国法律体系非常陌生,难于理解与掌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朝鲜人重启了翻译《大明律》的工作,同时还以发布权威解释等方法厘清律意,并对《大明律》本身存在的问题加以修正。与此同时,太宗还先后在官僚群体与普通民众中开展了推广与普及《大明律》的运动。然而,《大明律》作为一种外国法体系,与半岛的“土俗”存在张力,受到了民众的抵制。为此,太宗君臣不得不对《大明律》中一些与本国土俗、国情不合的条款做出变通,使之具有适用性。“华化”进程就是在这种矛盾冲突的情况下,不断开拓自己的道路。     

台湾本明代《宁夏新志》伪作考

台湾成文出版社于一九六八年三月,影印出版了一部《宁夏新志》(“中国方志丛书·塞北地方第八号”,以下简称“台本”),并注明是根据明代抄本影印,撰修者为胡汝砺。众所周知,《宁夏新志》为宁夏地区现存第一部方志,成书于明弘治十四年(1501),由宁夏巡抚王洵主修,乡儒进士胡汝砺总纂,明刻板现藏宁波天一阁(以下简称“阁本”),各家史志目录书均有收录。据清乾隆《宁夏府志》后序追述:《宁夏新志》系“弘治辛酉,巡抚工公珣修之,郡人胡大司马汝砺笔也”。今天一阁之《宁夏新志》刻本,前冠王珣序     

汉代选官之“四科”标准的性质

汉代选官有所谓“四科”之标准,它对于我们探讨汉王朝的文官制度和官僚制度,是相当重要的。但对“四科”的性质,却存在着不同的解释。本文拟对所谓“四科”做进一步的申说。一对于“四科”,一般被引用的是《续汉书·百官志》注引之应劭《汉官仪》所载东汉光武帝之诏书,其文如下:“世祖诏: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复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举茂才尤异孝廉之吏,务尽实核,选择英俊、贤行、廉     

论壬辰战争明、日议和期间中、朝、日三国纷争

壬辰战争爆发初期，朝鲜王朝军队节节败退，意识到出兵必要性的明朝派出军队远赴朝鲜半岛抗击日军。1593年正月明军和日军在碧蹄馆发生遭遇战之后，战争逐渐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即议和时期。由于出境作战的种种不利原因掣肘，明朝同意与日本和谈；朝鲜作为被侵略的国家，从最初的坚决拒和，到后来在现实条件逼迫下上书明朝同意议和；日本因战局不利，在后继无力的情况下投书乞和。因三方围绕着明、日双方和谈交涉产生了分歧，使得议和在曲折中进行，时间长达四年。但最终由于议和使臣的欺瞒，和谈破裂，战火重启。这导致了明朝内部狱案增加，朝鲜王朝长期存在的党争加深，日本丰臣氏权力也随着战争的进行而被削弱。明、日议和纷争不仅给这场战争带来负面效应，也对三国国内外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译语通天方 稗史入海东——阿拉伯文学传入中国的一则案例

本文通过对李氏朝鲜王朝宫廷中使用的几种蒙古语教材原本的考订,证明了其中《巨里罗》一书实为阿拉伯古典文学名著《卡里来和笛木乃》的蒙古语译本。该书是在元文宗在位期间,由担任奎章阁参书的“也里可温人”雅琥翻译成蒙古语,随后又被颁赐给高丽宫廷的。本文从这一案例出发,讨论了蒙古语在蒙古政权和各汗国时期所承担的文化功能,以及蒙古时代欧亚大陆上的“知识共享”现象。     

评李贄《忠义水浒传序》

李贄在《忠义水游传序》中,肯定《水浒》为发憤之作。他說: “太史公曰:《說难》、《孤憤》,圣賢发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圣賢,不憤則不作矣。不憤而作,譬如不寒而顫,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憤之所作也”。至于发憤的原因何在,他以为由于施耐庵、罗貫中,憤于宋王朝政治的腐化,使“大賢处下,不肖处上”;憤于宋王朝对外来侵略的异     

“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的命运——情理与法理的博弈

儒家思想为“亲亲相隐”制度提供了伦理上的正当性基础。“亲亲相隐”的原则和制度萌芽于春秋、秦、汉初时期,发展于唐、宋、元、明、清,在清末至民国时期实现了近代化转型。“文化大革命”以后,“大义灭亲”取代“亲亲相隐”制度。然而,《刑诉法修正案》的颁布改变了这一状况,使其精神如律。     

先秦时期官箴文献考论

先秦时期的官箴文献主要是以箴文的形式存在。夏商两代特别是商代已有不少箴文面世,这是无可置疑的,公认属于"无可怀疑的殷商遗文"的《尚书.盘庚》所载"小人之攸箴"就是目前保存较完整的殷商时期的一部官箴文献。如果说周初的《虞人之箴》是"官箴王阙"即臣诫君的代表作,那么稍后的《大正箴》则开启了先秦官箴文献中君诫臣的先河,而《耄箴》、《勤箴》这两篇分属春秋早中期的箴文的存在更是无可辩驳地证明,进入春秋时期之后,君诫臣已成为官箴创作的常见现象。官箴文献的规诫主客体从单向的臣诫君朝着双向的君臣互诫的转变滥觞于西周早期,完成于春秋早中期,故而传统所谓君诫臣之箴产生于春秋之后、秦汉以后、唐代、宋代等等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论李退溪对朱子哲学的发展及其在理学史上的地位

李退溪是韩国朝鲜王朝时代的朱子学大家，一生以继承、捍卫朱子学说为己任，并对朱子学多有新阐发。在理气问题上，李退溪不认同朱子理“无造作”的观点，强调理有能动性，肯定理自身能动静，并以理之动静为气之动静、生发的根源和依据。在性情观上，李退溪以四端七情对举，认为就初始根源说，“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就现实情感说，则四端七情无不兼乎理气，区别在二者的根源与构成方式不同。在“格物”问题上，朱子主张“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李退溪则认为“物格理到”,以本体论的方式去处理这一本来属于知识论的问题，从而使得这一问题成了显示退溪“理学”本体论思维的一个问题。退溪对朱子思想有深刻理解，对其内在不圆满之处也给出了积极的解决方案。退溪哲学表明了朝鲜理学的完全成熟，意味着朱子学的中心已转移到朝鲜，并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推动了东亚儒学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