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醒之后路在哪里?──从“时代女性”系列看曾树生形象

“五四”时代，是一个古典主义崩溃，浪漫主义精神和人权运动新生的时代，它打乱了几千年封建的等级观念、宗法制度和愚昧、保守、落后的传统思想。随着知识分子的觉醒与追求，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大批打着五四时代烙印的新型人物，特别是女性方面，如子君、莎菲女士、梅行索、陈白露、静女士等等，成为我国历史上特殊的人物系列——时代女性，她们寻求个性解放．追求恋爱自由，她们正或多或少地认识到要“意志自由，人格独立”，但是她们的自我精神意识尚未处于独立状态，所以她们的反抗与追求还没有完全超出封建社会中个人奋斗的范畴。曾…     

女性的发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主题内蕴

从“人”之子的觉醒到关注社会、思考人生,从追求恋爱自由到建立现代性爱观念,从批判男权文化到努力建构女性自己的话语方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现代女作家第一次以群体形象在平等的“人”的位置上言说女性心声,反映女性从“女”到“人”再到“女人”的发展过程,记录了女性成长的曲折的心路历程和沉重的前进步履。     

女性主义视域下唐传奇女性形象再考察

女性人格独立和两性和谐,一直是20世纪西方女性主义者追求的目标。在中国,唐代以“包容乃大”的时代精神,孕育出了散发着独特光彩的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无论是家庭生活中的女性,还是市井生活中的女性,她们大胆追求自由爱情;敢于对强权制度反抗和追求平等的声音;肯定、施展自身的才能,都展现出女性独立人格觉醒的意味。并且,在男女两性肉体和精神的触碰、交流中,展现了融洽、和谐的两性关系。从而以超时空的姿态契合了女性主义者的理想。但是,我们在肯定唐传奇中女性人格独立、两性关系和谐的同时,也要看到,受时代和女性自身认知水平的制约,她们只是在有限范围内追求思想和行为上的独立、和谐,尚未实现真正的女性解放。     

中国现代自由主文文学话语之建构

在思想层面,西方文化在“五四”时主要-是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精神重构了“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话语。白话除了在语言形式和思想思维方面参与建构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话语以外,从是否使用白话这方面我们也可看出“五四”时期文人学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相对于因救亡把文学当作武器的革命文学对于文学性本身的忽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更注重于文学本体、文学审美的追求。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除了对于创作主体自由和文学本身独立的要求外,自由原则与自由文学本身的位置和立场必然表现出对主流政治文化的疏离以及反抗和批判。本文把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话语分为四种表现形态。此外,中国近现代自由空间没能强大和持续的原因是：中国的近现代民间发言场所是兴起于报纸杂志的,民间报纸杂志成为主流文化传播基地的角色转变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没能开创一个完善的批评空间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新青年》的激进传统使“五四”知识分子构造的文化空间容易被知识分子对于价值选择和文化选择的道德性、时效性所覆盖。本文是第一次试图从白话、文学独立意义、批评空间的开创三方面阐述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话语之建构。     

论中国女性写作话语权的嬗变

女性写作话语权,是女性人权和文化权的象征,自封建社会以来,在人类话语权中,男性始终处于主导地位。随着时代的变迁,女性写作的话语权也在嬗变,由“五四”时期的单一追求平等、自由、尊严到今天的多元化、立体化表达。     

自由之歌──论苏轼词的本质内核

围绕苏轼词作的本质内核,第一部分分析了苏轼人生体验的三个层次：对人生自由的表层体验,以入世法寻求自由,现实中无法实现;在矛盾中寻求自由的精神家园,展示了苏轼对人生自由的探索过程;只有做到物我双忘,才能实现心灵超越和精神自由．文章分析了追求人生自由调的意义,它来自时代又超越时代,反映了人类追求自由的心路历程．第二部分从对“以诗为调”和苏词风格的辨析中,阐述了苏轼词的基本艺术特征：自由．从而将“人”、“文”统一于“自由”这一基点。     

历史语境中女性意识的特质——以女性主义批评女性文学现象为例

本文运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评价20世纪女性文学在社会、自然、文化层面的女性自我意识嬗变历程,女性意识经历了两次成熟期、两次异化期。成熟期:(1)五四时期女性意识由反抗封建婚姻的“人”的觉醒的外在性呈现于社会层面;(2)新时期女性意识以独立人格、社会价值的自觉追求呈现于文化精神层面。异化期:(1)“十七年”间女性文学以否定自然生理特征的“无性”的男性化认同于时代;(2)“后现代”的女性身体写作又以绝对的自然生理特征——“性自恋”和排斥男性的在场来张扬其话语的前卫性。女性意识具有特定文化语境中的历史含义。对女性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上的不同认同,使女性文学由现代到当代的演变中出现种种分裂、冲撞与彼此消长的曲折和偏离。     

五四女性文学中的家庭意象

在五四女性文学中,家庭意象的变化勾画出了五四女性追求主体实现的轨迹,她们最初将家庭作为预设的反抗对象,在抗争的过程中感受着自我觉醒后的恐慌,经过迷茫和困窘之后,又探索着回归家庭,但无论是丁玲式的将个人家庭扩大为存亡攸关的国家民族的诉说,还是冰心式的改造和维持传统家庭方式的表达,本质意义上的女性主体都无法真正实现.     

新诗与民歌

几十年来,毛主席一直关怀、爱护、扶植新诗,殷切地希望诗人们总结经验,不断前进,指出“五四”以来的革命新诗同样是“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郭沫若的《女神》高举诗歌革命的灿烂红旗,吹响“五四”时代精神的响亮号角。它以狂飙突进的革命精神反抗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以如火如荼的热情讴歌祖国的未来,表现了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解放的心声,为革命新诗奠定了基础,开一代诗风。在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新诗擂响了反抗侵略保     

启蒙、革命与女性——以20世纪女性作家乡土小说为例

从五四到新时期,女性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对性别身份的确认,是在宏大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中展开的,它从一开始就带有政治、党派、阶级的烙印,因此一边是启蒙现代性给女性带来的人性和欲望释放的可能,另一边是各种主流话语笼罩下的被忽略了的性别牺牲甚至是无法掩盖的性别压迫.这种境遇来自于政治话语的功能性压抑,也来自女性自身精神“现代性”的困惑和艰难.     

郭沫若与茅盾:从意志自由到历史必然——中国现代文学的哲学透视之二

中国近代哲学革命曾经与文学革命结成同盟,鲁迅从早年信奉“意力主义”到向唯物史观的转变可以作为一例个案(参见拙文《论鲁迅的“意力主义”及其超越——中国现代文学的哲学透视之一》,《天津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类似的情形见之于郭沫若与茅盾的心路历程,这两位文学大师都曾在五四时代颂扬自由意志,到大革命时代接受唯物史观,对历史必然性作了不同的探索,传达了近代文学革命的哲学指向。     

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摹本寓言——鲁迅小说身体的现代性体验与主奴共同体建构

从晚清到五四,“国民”几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身体改革运动中关注的焦点,国民不断被中国知识分子“召唤”出来,以改造社会大众长期以来禁锢在传统君主世界的封闭思想。鲁迅往往在非理性的基础上对国民身体进行理性思考,展示“铁屋子”里的国民身体图景,通过人各有己的己立立人以及人种退化的身体变调,把孤独与寂寞、虚无与荒诞、生存与死亡、绝望与反抗等生命存在样态作为小说题材,有意识地探求本真生命与自由人性,由此推及民族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折射出五四知识分子改造国民性时面临的巨大矛盾和困惑。     

发现与失落——中国20世纪文学对“人”的解说

在中国历史的现代化转型历程中,作为时代中心行为的思想启蒙是以“人”的发现作为话语核心的。从近代的“新民”到五四“狂人”,从浪漫诗人到铁血战士,由英雄到神再到凡人,正是在不同历史语境的不同阐释中,也同时是在不断的发现与失落中,“人”寻求着自身的存在方式。文学作为人类心灵的记录和人类自我认识的一条途径,既本真地记录着这个心路历程,又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了“人”的塑造。     

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 "叙拉古情结"——以胡适为中心

作为现代史上涉足政治最深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爱惜羽毛" 的胡适难掩其对政治的浓厚兴趣, 他的政治野心屡受打击, 却百折不挠. "四一二事变" 后, 在客居上海的三年半时间里, 胡适与政治权力之间历经从疏离、 接近、 受挫再到反抗、 放弃和妥协的心路历程. 胡适在上海期间与国民党的话语权冲突, 源于其逼仄的生存空间以及欧美宪政理念与军事强人政治的分歧, 体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追求, 是 "叙拉古" 母题下 "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的典型样本.     

殷海光先生在西南联大

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殷海光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继承了“五四”的精神和传统,一生为追求真理而奋斗,自称“五四之子”和“五四后期人物”。在台湾的20多年间,他反抗专制统治,追求民主自由,致力思想启蒙,成为当时台湾知识界的一面旗帜,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青年学子的精神导师,“台湾五六十年代的青年学者中,有许多都是跟着殷海光走的,对他的评价非常之高,而且殷海光的学生也多,都非常崇拜他”（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上学记》）。     

走出伊甸园——女性意识从觉醒走向女性中心

<正> 在《圣经》的记载里;上帝曾经为人类安排了一个其乐融融的伊甸园.由于人类的始祖偷吃了智慧果,便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人们从这段传说中得到一个启示,无论上帝的安排多么和谐,人类终是一个追求智慧、追求文明的不安份的生灵.如果说,中国善良的女性一直生长在由“上帝”——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安排的“伊甸园”里,那么,自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起,中国女性方开始真正走出伊甸园,踏上了追求人类文明的艰难征程.正是从五四开始,中国现代女性文学才开始书写了她崭新的一页. 正如人们所逐渐认识到的:自由之神降临中国文学是在五四时期.如同当时文学家所感慨的:“五·四     

以“立人”为核心:鲁迅创作的现代性建构

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立场是追求人的解放和人的现代化。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背景,鲁迅创作的现代性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客观存在。鲁迅创作的现代性建构以“立人”为核心,以启蒙主义思想革命为基调,追求个性独立和思想解放。鲁迅创作的现代性追求为20世纪中国文学奠定了“人学”的思想基础。     

五四文学:对立的现代性

西方的世界性影响和中国本身的开放性要求是五四文学现代性产生的背景。在这种无论是对物质还是精神的现代化的追求之中,他们无一例外地都遭遇到了“冲突”这种处境。五四文学的现代性是以对立的面貌出现的,而冲突对立正是五四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的一个内在特质。对立、反抗既是中国现代文学解放、革命的需要,更是不回避中西、传统和现代碰撞的内心思想冲突的表现。其中既显示着中国文学特有的现代性的表达方式,也显示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简单、直线思维的欠缺和局限。     

“以美育代宗教”的历史文化价值及其当代意义

“以美育代宗教”是内涵丰富的理论命题,也是“五四”时期一面进步的思想旗帜。它反对宗教愚昧,倡导思想自由,是“五四”科学与民主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反对宗教不仅仅是针对基督教,更重要的是针对孔教,对反抗封建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作用;新文化运动推翻了以孔学为代表的传统理念,因而倡导美育以代替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填补人生价值真空的意义。直至今天,舍宗教而取美育,对培养人文情感,建设绿色人生,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文化价值。     

没落女作家庐隐的“悲哀”和缘由

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变革,孕育了一代作家。庐隐作为新式女性,常以感伤哀婉的抒情笔调,抒写觉醒的知识女性在社会奋斗、爱情追求途中的种种坎坷与不幸。她举起悲哀的旗帜,向着丑恶社会发出自己的呐喊,于悲苦中不忘询问人生出路,体现了知识分子可贵的社会责任感。庐隐对"五四"时期女性生存困境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索,发掘出女性在时代洪流中的困厄和悲哀,但她并非为悲哀而写悲哀的作家。相反,她是通过描写悲哀,寻求精神力量来抗争悲哀,以泪眼探寻生命真谛。她利用"悲哀"意识来唤醒沉溺于现实的人们,鼓励人们正视现实,鞭策人们转变观念,指导人们勇于反抗,积极倡导个性解放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