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学术史上的荆公新学

宋代学术史上的荆公新学吕云飞荆公新学又称“王氏新学”、“临川学派”、“三经之学”、“熙丰之学”，是北宋中叶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派别或学术群体。它因该学派的领袖和创始人王安石是江西临川人，晚年封号“荆国公”，学者称王荆公而得名。冠以“新学”则是北宋时洛学对...     

论宋代政治文化的演进与荆公新学之命运

在北宋后期的五十多年中,荆公新学占据了学术界的主流地位。南渡之后,随着程朱理学的逐渐兴盛,荆公新学逐渐被深埋在理学话语所建构的历史深层中,而有宋一代的政治文化变迁研究,也随之落入了一种单线演进的考察路数中。本文力图通过对荆公新学自身的传承、发展,与时政的关系,以及与其它学派之间的关系这三个层面的考察,揭示出新学在历史上的多面相。南渡以后,荆公新学开始没落。但这也不是直线衰落的过程,而是与高宗、孝宗两朝的党争、政局密切相关。自“绍兴和议”至绍兴二十六年的短暂复兴后,及至孝宗淳熙后期,作为学术流派的新学方才消失。     

荆公新学的创立与发展

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也是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中的主要学派。它是因北宋中期社会实践的需要而产生,并随着当时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王安石在世期间,荆公新学经历了创立与发展两个时期。一、荆公新学的创立期荆公新学创立于嘉(1056～1063年)、治平(1064～1067年)年间,其主要标志是《上皇帝万言书》《淮南杂说》《洪范传》《易解》等著作的刊行。这些著作集中体现了王安石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基本理论和观点,是荆公新学创立时期的代表作。《上皇帝万言书》：清蔡上翔《王安石年谱考略》将其系…     

试论欧阳修对北宋学风的影响

所谓学风,即学术风气、学术风格之意。讨论宋代学风,世人多以“宋学即道学”论之,并以道学之风格来标识宋代学术之风气。此论似嫌偏颇。就北宋来说,在文化学术领域,道学的崛起,固然是一大奇观,一大盛事,但是,除了道学之外,更有浩浩荡荡的诗文革新运动,还有影响巨大的荆公新学和东坡蜀学等等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因此,道学的精神决不等于北宋学术之     

朱熹的佛教观

作为一种新儒学宋明理学的形成标志着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最终完成。在这一融和的过程中,作为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朱熹对佛教的态度也很具有代表性:一方面,政治上以儒家为正统,排斥佛教;但另一方面,从学术发展的需要出发“援佛入儒”发展新儒学,并将它最终落实到封建伦理道德上,为封建统治服务。     

二程哲学与佛学之关系

隋唐以来,儒学式微,佛道呈上升趋势,北宋统治者急需一种强有力的理论以巩固王权专制。二程适应时代要求,以援佛入儒的方式,对异质文化的佛学进行了批判吸收和改造,建立了新儒学。这种新儒学含括了佛学的理论结构和论证方式,提高了传统儒学的哲理思辨性,使儒学这一思想体系更趋严谨和缜密。二程的援佛入儒,一方面显现了佛学的理论魅力,另一方面也充分证明了二程哲学与佛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儒佛之争: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以福建为例

宋明时期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的"阵地争夺战",其实质是传统儒学与佛教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激烈冲突的一种外在表现.在"佛老之营遍天下"的不利局面中,朱熹率门下弟子,以各地书院为阵地,全面开展了重新诠释和再造儒学经典的运动,他们创造性地将书院的"旗帜"插到各地的佛教寺院中,将佛教的圣殿和讲堂演变成为传播儒学的杏坛.为了回应争消弥这种冲突,佛教学者往往反其道而行之,这就继儒学的"援佛入儒"之后出现了佛学理论的"援儒入佛".儒佛两家的这种理论上的互"援",就为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学,和代表外来文化的佛教从相互冲突、排击而最终走向相互吸收,促进各自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     

杨时《中庸》学思想及其对荆公新学的批判

杨时是理学由二程到朱熹间发展的重要人物,他的<中庸>学直承二程,尤其注重<中庸>未发已发说和"诚"的思想.其政治目的在于批判王安石荆公新学,但其<中庸>思想并未完全摆脱新学影响,且受到佛教禅宗影响.     

宋代僧人对儒家反佛思想的认识与回应

宋代儒家学者在复兴儒学过程中对佛教的排斥,使佛教又一次面临着自传入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以释智圆、释契嵩、释宗杲、释志磐为代表的宋代僧人,站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对儒家形形色色的反佛思潮给予了认识与回应。其措施主要有:一是通过著书立说,从"礼仪论"、"夷夏论"、"伦理观"、"文道论"、"性命论"等方面对儒家的反佛思想给予了批判;二是通过重新解读佛教经典,构建佛、儒层次结构理论,倡导佛、儒会通,接受儒家"孝"、"忠"观念,宣扬三教互补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儒家的斥佛,为宋代僧人"援儒入佛"和宋儒"援佛入儒"提供了门径,为佛教"儒学化"和"三教融合"做出了贡献。     

康有为《论语注》诠释特点论析

康有为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三统三世、大同小康、托古改制,然孔学被曾学遮蔽,被刘歆篡伪,被宋儒歪曲,故他以《论语注》为载体,援西入儒,对孔子极尽赞美之辞,弘扬孔学大道,绘制社会发展的改革蓝图。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