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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社会科学》1991,(2)
唐太宗为何要看起居注?《资治通鉴》卷196记载,贞观十六年(642),“上(唐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尝白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泊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唐太宗要看起居注,在褚遂良那里碰了钉子,但他为何要看起居注,《通鉴》记载似不太清楚,《唐会要》对此则叙述较详,大宗碰壁后,又找到房玄龄,对房玄龄说“国史何因不令帝王观见?对曰:国史善恶必书,恐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太宗曰,朕意不同,今欲看国史,若善事固不须论,若有恶事,亦砍以为鉴诫,卿可撰录进来。房玄龄遂删略国史。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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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南》和《召南》的命名在《诗经》十五国风中,只有《周南》和《召南》的命名历来颇有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南”字的理解各有不同,其影响较大的有五种意见。 (一)南化说。《毛诗·关睢序》说:“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郑玄《诗谱》说:“周、召者,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地名。……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国也。”陆德明的《毛诗音义》也说:“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阳而先被南方。”孔颖达《毛诗正义》,朱熹《诗集传》等,均从此说。 (二)南音说。《吕氏春秋·音初篇》说:“禹行功,见涂山氏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命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此说到了宋代颇为流行,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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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汉书·王子侯表》载:元朔二年(前127年)主父偃献策推恩后,武帝“制诏御史:‘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自是支庶毕侯矣。”《汉书·武帝纪》亦载:元朔二年诏下之后,“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可见,班固认为主父偃献策推恩后“王子毕侯”。后人莫不沿袭此说。如清人齐召南曰:“至主父偃之策行,则王子无不封侯,而诸侯益弱矣”(《史记·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后附考证,见《四部备要》第15册第391页)。张维华先生曰:“偃策得行之后,诸侯王子弟亲属,无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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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八月初吉,王各于周广。穆公佑盠立于中廷北郷,王册令尹锡盠(?)市幽(?)攸勒,曰用司六皀,王行参:有司土司马司工。王令盠曰,(?)司六皀, 眔八自(?),盠拜稽酋,敢对扬王休,用作朕文且(?)公(?) (?)彞?L曰天子不叚不其万年,保我万(?),盠敢拜稽(?) 曰,剌朕身从朕先实事。上面是郿县出土盠方尊铭文(方彞文明),已由北京罗福颐先生把它翻释出来(抄自本年文物参考资料第五期)。我觉得罗先生这篇释文还有须得商榷的地方,年代问题,罗先生仅仅提了一句“殆是西周时代之物”,也没有进一步加以考订,现在把我的意见提供出来,就正于罗福颐先生。(一)“(?)”是铸器人的名字,罗先生释作盠,今按此字上部作彖,隶定当是尨字,说文犬部云:“(?),犬之多毛者,从犬彡”。此字正象多毛之犬,与说文合,应以释(尨皿)为近是。(尨皿)字从皿尨声,疑即古文盘字。(二)王册令尹锡盠赤市幽(?)攸勒“册令尹”即“作册令尹”的简称,王对令尹通常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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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禹鼎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在陕西岐山县之任家村(距法门寺五里)出土。其文献价值似同子盂鼎、毛公鼎等器物。五一年徐某献給政府后,西北大学陈进宜先生曾亲摹拓本并与侯外廬先生商榷十余次而作“禹鼎考釋”(載光明日报五一年七月七日“学术”第四十期)并注明其中所引“武公”当为“卫武公”。后郭沫若先生亦从其拓本略为改正补充,并加以标点,作“禹鼎跋”(見仝上)确定此鼎与不(?)簋、噩侯鼎、敔簋等器同属于周历王之世。而此鼎銘文又与宋人薛尚功所录之“穆公鼎”銘文相同,故知为一人之器物,而薛氏釋“穆公”为“秦穆公”。張筱衡先生于一九五一年十月所撰此之,与以上諾家釋文有所出入: 一、第一行“穆公”薛氏釋为秦穆公,而此文釋为召穆公,即召虎,召公奭之后,禹之祖。二、第二行第九字、諸家均釋为“武”,而此文釋作“趋”即桓公、禹之父、穆公之子。三、噩侯即申侯,周宣王之元舅、幽王申后之祖。四、第十一行倒数第二、三字薛氏作“寿子”而此文釋为“寿父”作人名,即郑伯友,幽王亲叔,忠于王室者。五、第十二行倒数第一字薛氏作“爵”郭作“肆”而此文釋为虢,即虢武公,虢石父,褒姒之党羽。六、所纪战役系“竹書記年”所載幽王十年“王师伐申”之役。七、因确定此鼎当铸于周幽王十年(公元前七七二年)。其考釋方法,系以文字証史实,以史实証文字,并通之以古音古义,旁徵方言,自成一說,現在刊登出来,以供研究古史、地者参考討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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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起始于应用,是重实用的。我国目前见到的最早的文章形式是甲骨刻辞,刻辞就是王室的占卜档案,青铜器的铭文,如《虢季子白盘》是记功文书,《散氏盘》是疆界的契约,《毛公鼎》是一篇诰命。同《尚书》相对照,《尚书》中也多应用文书,如《微子之命》、《康诰》、《梓材》等等。《周礼·大祝》篇说:“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这里的“辞”就具有应用文书的意思,把文书分为六类。《论语·宪问》上记载了“为命”的写作过程:“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从这种认真起草的过程,可以看出应用文书的重要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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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释籑、(食巽)、纂 在西周册命金文中,史官宣读册命时说明受命者职司的动词之一有,见于(艹刂辛)氏《历代款识》之铭文。其铭曰: ……王册命曰:易女……易……用 乃祖考事,官司尸仆、小射、底鱼。…… “”字用法及“用乃祖考事”句文例与其它册命金文言“更”言“”相同。例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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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一王夫之把他的一多“调合”“二重化”的方法论运用于其哲学体系的所有领域,而以人性论体现得最为鲜明。王夫之认为,人之生化,是“气以成形”(《尚书引义》卷三),“天之神笃于生而为性。”(《张子正蒙注》)卷二)人作为自然界的生命体与作为社会性的性命,有同有异,同异相即不离,王夫之说:“夫在天则同,而在命则异,故曰‘理一分殊’。……其同者,知觉运动之生,而异以性;其同者,细缊化醇之气,而异以理。乃生成性,而性亦主生,则性不同而生亦异;理别气,而气必有理,则理既殊而气亦不同。”(《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王夫之以为,人有先验(“继善”)之性,亦有后天“日新”(“成性”)之性,它们共存于一体之内。他说:“初生之顷,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无所命,则仁义礼智无其根也。少而壮,壮而老,亦非无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不更有所命,则年逝而性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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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曰“青青于衿”,二章曰“青青子佩”,《传》云:“青衿,青领也”,“佩,佩玉也。”案以佩为佩玉,诚是;然以衿为衣之交领,则与“青青子佩”殊不类。衿乃古人腰间所系大带。《豳风·东山传》“施衿结帨”,《释文》曰:“衿,系带”。《汉书·杨雄传》“衿芰茄之绿衣兮”,注引应劭曰:“衿音衿系之衿。衿,带也”。《后汉书·杜笃传》注曰:“衿带,衣服之要”,字又作紟。《说文·系部》云;“紟,衣系也。”《释名·释衣服》云:“妗亦禁也,禁使不得解散也。”上举数例足证衿当训为带。大带亦有装饰作用,《论语·卫灵公》:“子张书诸绅”,邢昺疏曰:“以带束腰,垂其余以为饰,谓之绅。”饰物佩玉,以丝绳系大带之上。诗言衿、佩,衿也佩也皆为饰物。闻一多《风诗类钞》云衿作给,“紟是系佩玉的带子”,非是。《方言》卷四“佩紟谓之裎”,郭璞注云“所以系玉佩带也”,当为闻氏所本。知此诗“衿”非系玉绶带而为束腰大带者,先秦典籍绝无称举系玉绶带以美人服饰之例,称举束腰大带以美人服饰之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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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九歌》称神为“君”。如:《湘君》首句曰:“君不行兮夷犹。”王逸注:“君,谓湘君。”《大司命》第五句曰:“君回翔兮以下。”王逸在第二句“纷吾乘兮玄云”下注有“吾,谓大司命也”,因之,不言而喻,这里的“君”也是指大司命。朱熹亦谓:“指神。”蒋骥与朱注同。《东皇太一》末句曰:“君欣欣兮乐康。”王逸注:“神以欢欣,餍饱喜乐。”仍释“君”为“神”。朱熹注:“君,谓神也。”蒋骥亦言:“君谓神。”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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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进士科是整个元朝进士科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进士只是在考试的程式、试题、规则、中选、发榜以及授职等方面分成蒙古、色日人和汉人、南人两类不同的规定。本文就元朝蒙古进士科制度作一简介。 世祖即位后,曾有旨命丞相史天泽条具当行大事,尝及科举,而未果行。到了至元四年(1267年),翰林学土承旨王鹗等上奏世祖,请行选举法:“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以今论之,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矧先朝故典,尤宜追术。”帝曰:“此良法也,其行之。” 在裕宗、成宗、武宗时,对科举事,也有旨令,但均未实施。 至仁宗皇庆二年十一月,乃下诏曰:“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设官分职,征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规模宏远矣。朕以眇躬、获承丕祚、继志述事、祖训是式。若稽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爰命中书,参酌古今,定其条制。其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兴其贤者能者,充赋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朕将亲策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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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欲之谓善”的命师出自《孟子·尽心下》。 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在这段对话中,孟子因浩生不害之问从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