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决不会”是对时代的核心解释

马克思主义科学地阐明了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及其内在矛盾和历史趋势，用科学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整体社会形态和研究对象没有变，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回答现实时代问题的核心解释。过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围绕着“两个必然”这一核心问题，然而，在“两个决不会”方面缺乏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完全可以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重要、科学发展观等这些发展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从理论上、实践上对“两个决不会”的深刻解释和进一步的发展。     

远离与追寻——人类发展的宗教之路

宗教之路是人的堕落之路,人因作恶而远离上帝,人因向善而追寻上帝。哲学之路是上升之路,人生而自由,人类的历史是从恶向善的历史,是追寻上帝的历史,是没有上帝而又要自由地悬设上帝的历史。马克思主义认为,不仅要让每个人的自由意志、善、恶共存,而且要让每个人获得现实而全面的自由,使每个人都成为上帝。     

于无声处听惊雷:恶战胜善--评长篇小说《人言可畏》

善与恶的关系是文学中常见的主题.一般来说,善总是战胜恶.但是,<人言可畏>却告诉我们,恶有时也能战胜善.     

社会主义再认识的重要成果──学习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

本文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出发，论证了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广阔的历史视野，从人类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从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去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内涵的丰富性、全面性，并使自己的概括具有极高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的发生学分析

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过程,既受到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又与国内外社会现实密切相关。通过发生学分析,从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抽象出相应的逻辑过程,能够揭示出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形成的客观规律性和历史必然性。     

从历史观的维度看道德价值的本质

从历史观的角度与从价值观本身的角度看道德价值的本质存在层次上的差异,后者只说明善与恶的分界,前者是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进一步说明.判断善恶的历史标准又源于所谓的"历史必然性",而带有历史必然的东西不一定表现为"客观的善",这需要正确理解社会进步、道德进步、道德合理性等概念,以求对道德本质的科学理解.     

从历史观的维度看道德价值的本质

从历史观的角度与从价值观本身的角度看道德价值的本质存在层次上的差异 ,后者只说明善与恶的分界 ,前者是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进一步说明。判断善恶的历史标准又源于所谓的“历史必然性” ,而带有历史必然的东西不一定表现为“客观的善” ,这需要正确理解社会进步、道德进步、道德合理性等概念 ,以求对道德本质的科学理解     

伏尔泰哲理小说的哲学寓意

伏尔泰哲理小说的哲学寓意,是要阐发世界的因果律、社会的目的性,以及人类能够认识世界的因果律、实现社会的目的性。为此,伏尔泰的哲理小说需要说明世界的因果律体现为自然法则,社会的目的性体现为历史规律,它们都具有不以人的主观善良意愿为转移的必然性,其中包含着善与恶的复杂辩证关系,这种辩证关系显现了人类抽象思维与具体实践的复杂辩证关系,决定了人类社会历史从低级往高级的螺旋式发展进步。     

让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像阳光一样普照大地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的真谛就是揭示和实现人类最高形态的真、善、美；熊宁的博大爱心展现了当代青年在实践着真、善、美；让熊宁精神永生，就要向熊宁那样，从我做起，自觉践行宾、善、美。     

试论中西善恶观的差异

中国文化重善轻恶,强调善恶的对立,扬善弃恶。在西方文化中善恶是相生相长的,恶是一种与善不即不离地斗争着的现实状态,它与善同样构成了人的本质。在如何达到善的问题上,中国文化强调精神领域内的人格修养,西方文化则借助于恶的消长。因此,与中国文化的厚重的累积不同,西方的善恶观更是一个无限发展的现实问题     

人的本质总是向善的

人的本质总是向善的晓白我总觉得，无论恶的势力多么强大，人在作恶时也总是要打出善的旗号。这并不是因为善的力量总是大于恶的力量，恰恰相反，在一些时候，在非常的历史时期，善的力量并不总是很强大，有时甚至会相当弱小。只要我们翻开人类有记载的历史所经历的种种悲...     

丁若镛“自主之权”与“善恶”的内在逻辑探析

丁若镛的自主之权通常被解释为利玛窦式的自由意志或康德式的道德性自律。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强调自主之权是人可以自由地在善与恶中选择其中之一的能力，后者强调自主之权是人可以战胜恶的自我约束能力；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预设了绝对的善和恶的存在，同时也预设了人具有客观判断善和恶的超验能力。但通过诠释学以经解经法对文本中的自主之权与善恶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发现：(1)丁若镛的自主之权是以善为目的的行为规划能力，既不承认绝对的善和恶的存在，也不承认人具有判断绝对的善和恶的能力；(2)恶源于“不思考”;(3)善是“符合情境的行为”。这意味着丁若镛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儒学的过程中并未简单采取直接引进西方思想的方法，而是在扬弃中积极发扬儒学精髓。     

天人合一：文明社会的理性追求

通过对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重新解读 ,揭示了“天人合一”在人类面临严峻的环境污染、资源危机、能源危机和人口危机的情况下应有的时代内涵 ,阐释了新的历史条件下人类追求“天人合一”,即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实现这种“天人合一”的具体途径 ,从而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生态观的当代价值     

论马克思人的自由观及其当代价值

自由是人类孜孜不断追求的理想，它反映了人类生存最深处的矛盾。自然必然性与自由的矛盾、人类生存的有限性与对理想追求的无限性的矛盾，便是人类生存的本原性矛盾。人的自由是人的生存、价值之所在，是人类进步发展的价值指向。人的自由之纬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和现实的需要。保持自由之树常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和内在要求。     

论中西文学艺术中的善与恶

中西文学艺术中表现善与恶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文学、音乐、绘画艺术作为表现和强化“善”的手段 ,呈现出崇扬美德、表现和谐、追求圆满的特征。而西方文学、音乐、绘画艺术却表现了善恶冲突 ,甚至突出了“恶”来反映现实 ,揭示人性 ,从而表现出暴露阴暗、紧张冲突、综合繁纷的特征     

解读莫言创作倾向及价值意蕴

莫言用他自己对生活的独特体验讲述着一个又一个既真实又虚幻的故事,这些故事源自于始终萦绕于怀又挥之不去的故乡情结,正是在这种情结的感悟中,作家抒写了对历史与现实深沉的思索,通过为生活在土地上的农民呐喊,揭示了人性的善与恶、美与丑。     

近代中国文化的演进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选择

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社会发展进程息息相关。本文从文化的视域展开近代中国历史文化的长卷和演变进程,揭示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如何作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选择。     

“历史的杠杆”与道德的批判

恶是与善相对立的一种文化价值现象，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本文从恶的社会历史本质出发，具体分析了恶的作用问题，以及对待恶的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相统一的态度。首先分析了恩格斯对恶的历史作用的肯定，指出了历史的合理性和道德的不合理性的矛盾状态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客观事实。其次，分析了黑格尔的“恶动力”思想，指出恶是历史进步与道德进步趋于同一的一个环节。最后，在肯定恶的历史作用的同时，决不能放弃对恶的道德批判，尤其是在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决不能对丑恶现象默然置之，必须无情打击。     

客观环境对人性转变的影响——评戈尔丁小说《蝇王》

真、善、美可能转变成假、恶、丑。善可以变恶,恶可以从善;美可能变丑,丑可能变美。人性也是可以转变的。客观环境的变化对人性转变影响很大。戈尔丁小说《蝇王》中的人物性格的转变就表明了这一点。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在战争条件下发生扭曲变化,导致人类本性中固有的、丑恶的一面暴露出来。在文明社会中发生了权利争夺、物质利益角逐和虚荣等不文明现象,揭示了人性的转变与环境的变化是分不开的。     

善恶观:可欲为善、公意为善

善恶是人类价值的基本形态。扬善去恶是人格修养的基本准则。然而,究竟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认识得并不很清楚。一种常见的观点是把善恶视为一种固定不变的客观品质或属性,善即理性、利他之举,恶即欲望、自私之举。其实这是经不起事实考量的。另一种历史上流行的观点是用苦乐定善恶,认为善是给我们带来快乐的行为,恶是给我们造成痛苦的行为。其实这也经不起推敲。苦乐与其说是善恶的决定者,毋宁说是美丑的决定者。事实上,善恶是由包含私欲的社会公意决定的,满足者为善,背离者为恶。人类有超越历史和国家民族的社会公意,这就构成了善恶的普适性;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度民族有不同的社会公意,这就决定了善恶的相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