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近代哲学的转向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性质

西方近代哲学发生了"意识论转向",当代哲学发生了"语言-符号论转向".现今所谓"认识论转向"其实只是前者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则是"意志论转向".其中,德国古典哲学起着决定性作用.因而德国古典哲学与其说是理性主义的,不如说是意志主义的.     

关于法律解释"法律整体论"与"超越论"的思辨——兼析中国法官法律适用中的角色定位

法律解释究竟为重构性的"整体论",还是实用性的"超越论"?其实,无论是整体论还是超越论都是对法律的重构.都是实质上的超越.所不同的是,整体论是附有理想主义的超越,而超越论则是实用主义角度的超越·现代的中国法律适用中,法官角色的定位,玩不是整体论,也不是超越论.相反,从法治的初级阶段及文化本土性出炭,应是"纯规则之效忠论".     

法治的核心是宪治

法治是人治的否定,人治伴随专制,法治呼唤民主。宪法作为民主政治的产物,她同法治、民主一样受制于经济基础。我国古代人治色彩浓厚,近代法治起步较晚,宪政道路艰难曲折。宪法权威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程度的标志之一。法治需要有法可依,完备的法律体系的建立,首先得从母法———宪法做起。法治要求法律至上,首先要维护宪法的根本法地位,树立宪法至高无上的权威。法治离不开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宪法最集中地体现了党的意志、人民的意志和国家的意志,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将党的领导法律化,实行法治是党领导和执政方式的重大完善和发展     

人工智能法律主体批判

"法律人格扩展论""人工智能发展论""有限人格论"是人工智能法律主体理论的三大论据。针对这些论据,可对人工智能法律主体理论展开批判。首先,在法律人格理论层面上,"法律人格扩展论"的主张不合法理。法律人格发展至今始终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人的内涵外延无法涵盖人工智能,法人亦与其背后的自然人密切相关。其次,在人工智能技术层面上,"人工智能发展论"的幻想不切实际。现阶段人工智能虽具自主性,但不具意识、意志和理性。对未来人工智能的科幻想象亦绝不能成为法治的注脚。最后在人工智能法律主体制度构建层面上,"有限人格论"的设想无法操作。其无法解决具体制度设计中的矛盾,无法实现法律的作用,且不当转移了责任风险,最终将有害于人的权利保障。因此,人工智能无法成为法律主体。     

论形式解释论的坚守——基于理论与现实的双重考量

我国刑法学界的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的学派之争虽然没有德日刑法学那么广,但是影响巨大。在实质解释论占据多数"阵地"的情况下,倡导形式理性的形式解释论需要的是坚守。现代法治是形式法治,且罪刑法定原则也是倡导形式理性优先于实质理性,因而在司法领域,形式解释论具有合理性。中国具有实质主义法学传统且当代中国已陷入法律实质主义的泥潭和守法危机,因此现实的中国更需要的是形式解释论的坚守。     

决策行为“于法有据”的法之塑造

后现代法学对法律与法治所采取的"揭弊"式作业,指出了法律的不确定性、意义的流动性以及法治的不可能性。这种对所谓真相的"揭弊",一方面影响了人们对法治的信心,另一方面也激起了人们探寻法治实现思维路径的热情。在对各种"揭弊"的回应中,人们进一步明确了法律方法论的功能。法律方法论有多重功能,但最主要功能是寻找"于法有据"之法,塑造法治思维所需要的法律推理的大前提。通过法律方法以及法律思维规则的使用,可以对法律、法治的各种"弊端"进行修复,并确定具体的法治之法。这种努力在法治的实现途径上证成了法治的可能性。     

论我国环境法的实施困境及其出路——以阿马蒂亚·森的发展理论为视角

环境法律实施难是我国当代环境法治面临的主要困境。地方政府GDP至上的发展观、环境行政中出现的"权力寻租"行为等是环境行政执法难的主因,公民守法精神的欠缺、政府部门有法不依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等则使我国环境守法状况不尽如人意。环境问题是一个发展问题,环境问题须在发展过程中予以解决。阿马蒂亚·森的发展理论对解决我国环境法律实施难题极富启示意义。确立公民主体地位、拓展公民实质自由是走出我国环境法治困境的必由之路。     

从《斐多》看自然法之不朽

作为对西方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柏拉图对话录,《斐多》历经古今沧桑流变,依然不失现代经典巨著的价值,如果说贝卡利亚之《论犯罪与刑罚》是现代刑事法治的滥觞,那么《斐多》则是整个西方哲理文化包括法治文化的先导。当代中国孜孜追求的法治迥异于传统中华法系之专制法制,更偏重于法律本身,应该制定得良好且法律获得普遍的遵从的正义法治,该种法治的内核即法律的灵魂则是西方文化中的自然法。     

论我国法治建设中法律信仰问题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由于历史的原因 ,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征途中 ,还必然存在着障碍和艰难险阻 ,其中法律信仰的匮乏是制约法治建设的非常重要的观念障碍。如何认识和克服这些前进道路中的障碍 ,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重任 ,是每一个关心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论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与法学的创新

法学创新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也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环节,更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我国法学的创新提供了动力源泉.在"以人为本"的语境下,中国法学创新将从法律观的转型、具体法律制度的创新两个途径展开,并将促使形成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完善的法律理论体系,推进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促进和谐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早日建成.     

刑事证据规则的理论基础与立法观点之我见

当前证据规则的立法已成为法律界关注的焦点,但在认识上不统一,迫切需要从理论上予以解决.为了强化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需要对公共权力加以制约,保证司法公正;同时诉讼过程有客观规律可循,亦需制定规则以统一证据的运用,这就给证据规则的制定提供了理由和理论根据.而证据规则与自由心证原则相违背,因而证据规则的制定宜粗不宜细,以保障人权和保证适当的心证为限.     

法治概念的性质探析

法治概念是法治理论的基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前提.对法治概念性质的不同理解,内在地包含着对法治建设内容的不同规定,甚至内在地规定着法治建设的不同模式.从性质上讲,不能把"法治"概念局限在法律自身范围之内而仅仅将其视为一个纯粹的法学概念,法治内在地包含着道德价值追求和基本政治原则,甚至包含着对法律的热忱和信仰.法治应该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因而法治建设也就是一个融政治建设、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于一体的综合性社会工程.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人口素质与生活质量

生活质量分为主观感受型生活质量和客观条件型生活质量,在生活质量概念中人口是生活质量的承担者,也是影响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人口的素质与生活质量有着紧密的联系,人口素质主要体现为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质、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它们从各方面影响着生活质量的提高。所以我们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提高人口素质,为生活质量的提高打下良好基础。     

试论保持党的先进性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党的先进性与党的群众性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保持党的先进性最现实的课题是防止党脱离人民群众和弱化群众基础。把新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切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努力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式新方法,是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有效途径。     

论从犯原因力的判断

从犯的原因力是指成立从犯所必需的因行为人的行为与其他人的犯罪行为之间产生的内在的必然联系。从犯是否成立,要经过一般性判断、具体性判断和排除性判断三个环节。一般性判断主要考虑是否具有成立从犯所要求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具体性判断涉及事前判断与事后判断、主观判断和客观判断、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排除性判断主要考虑刑法分则的特殊规定和刑法总则中的但书。     

英汉翻译中词义的选择与延伸

在英汉翻译中,译者除了对原文的词义作深入细致的分析,有时还需挖掘其深层含义或延伸意义,以增强其表达功能。     

论沉默权副作用及其消解机制——一种法社会学的反思

沉默权副作用是构建我国沉默权制度的最主要障碍,只有很好地消除人们的此种心理恐慌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沉默权制度。我国应当采用综合治理的方式建立沉默权消解机制:构建有限沉默权制度,从沉默权内部限制其副作用;构造配套措施,从外部消解沉默权副作用;加强社会治理,构建预防、理解和接受沉默权副作用的人文环境。     

市场经济发展与国有企业经营行为的变迁

建国5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历史性变化,国有企业的经营行为也发生了巨大变迁。经营理念从“以产定销”到“以需定产”。市场竞争从价格到品牌形象。结构调整从产品结构到产业结构。市场开发从国内到国外。探讨这些变迁,对于丰富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进一步指导国有企业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析违宪审查权的概念

违宪行为决定了违宪审查权涵盖的范围界限,要从违宪之"宪"的内涵和外延、违宪行为的主体、违宪方式等几方面认识违宪行为。违宪审查权就是特定国家机关通过法定程序,以特定方式审查和裁决其他国家机关、组织、团体行使公权力的行为是否合乎宪法精神、原则和规范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