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乡村“老漂族”的流动实践——基于山西窑村的个案研究

乡村老漂族是指因子女流动而从农村到城市生活(工作)的老人群体。通过山西窑村老漂族的个案研究,发现流动带来诸多变迁:时空位移——被迫卷入城市,核心转变——土地到儿孙,拔根——走与留的矛盾。漂泊是这类群体的流动特质,其背后隐射着老漂族主体性抗争与自我再造、现代性、城镇化对乡村的席卷以及乡村被动式卷入的运行逻辑。     

辗转在“漂”与“游”之间的精神独行者漂泊意识对萧红小说创作的影响及其形成动因

纵观萧红的一生,漂泊是她无法逃脱的命运,漂泊感也就成了她终生化解不开的情结.由此产生的漂泊意识浸润在她众多的作品中,成为她表现生活的独特视角,因而成就了萧红小说在女性文学史乃至现代文学史上无可替代的独特地位和恒久的艺术魅力.究其形成的原因,又是与萧红童年的生活环境、所处的文化背景以及民族危机紧密相关.本文就是从以上三个方面具体阐释漂泊意识与萧红小说创作的内在联系.     

试论现代诗歌中的“苍蝇”意象

苍蝇原本是一种很不登大雅之堂的动物,但在不少现代诗歌中却成了一个带着特殊意蕴的意象,呈现出多种多样的意义,出现次数相当多。文章从苍蝇意象频繁出现的原因和苍蝇意象可能存在的几种含义这两方面来探究现代汉语诗中诗人笔下的有特殊意味的苍蝇。     

《文选》“难”体与先秦“语”体——兼及“对问”“设论”的文体溯源

《文选》中的难对问设论,历来对其文体分类、特征及其文体来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蜀父老》难体具备先秦语体的特征,即对问的形式、有关国家政治的内容、强烈的议论说理目的,以及相对类型化的写作体制,其文体当来源自语体。同时,《难蜀父老》在对话双方人物的设置方面,较语体有所突破并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通过比较分析《对楚王问》《答客难》《解嘲》《答宾戏》的文体特点,可以发现先秦语体与对问设论都有源流关系,并在汉魏六朝时期展现出的新文体特征。     

“七”体的形成发展及其文体特征

"七"这个数字,其作为"成数"的整体性、美好而吉祥的内蕴,是人们以之名篇的内在原因。《七发》虚拟性的主客问答、七事一文而"六过一是"的总体框架、渲染铺陈的描写手法等,奠定了"七"体的基本格局体制。此后的此类作品具有"仿规太切"、"递相摹拟"的弊病,但也有所变化,如主题由"问疾"转变为"招隐"、情感倾向由"刺"变为"颂美"、构篇更为均衡、语言渐趋清丽流畅等。     

“烦恼人生”与“漂泊的码头”——池莉与她的“武汉故事”

武汉作家池莉以擅长描写武汉的市民生活而闻名,但如果仔细考察池莉的大量小说就会发现,池莉不仅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武汉的市民阶层及其生活,而且还塑造了一些超越世俗的形态各异的江湖人物及其生活。市民社会与江湖码头互相参照,构成了一部丰富多彩的武汉故事。     

论“学报体”及其改良

学报体指发表在我国社科学术期刊上的文章所体现出的某些共性,既涉及题材内容,又涉及风格气象。我国社科期刊自创立至今,事实上存在着作为正体的和作为伪体的两种学报体文章,前者应得到护持,后者应受到贬斥。正体文章之长的主要体现是:分学科门类表述高深问题研究新得;举充分依据细密论证大小论点;以人文关怀给力社会发展;有较多行文规范服务内容表达。伪体文章之弊主要表现为:形式完备而内容贫瘠;八股化程度严重;缺少淑世情怀。当今学报体文章的改良,应先从三个方面做起:变文章评价由重量轻质为重质轻量;变文章体式由一体独大为众体并茂;变文章语言由重质轻文为质文双重。     

论校园文化建设的“魂”与“体”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校园文化建设之"魂",校园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载体,是传播"魂"的实现途径。校园文化建设有思想价值,思想教育有文化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统一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推进校园文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要始终坚守校园文化建设之"魂",使用好校园文化之"体",并不断创新,从而实现文化育人的目的。     

集会诗中的“人”与“我”

北宋文人集会盛行，集会诗数量巨大。北宋中期以前，集会诗歌不以人际关系为表现重点。元拓时期，苏门文人的亲密关系与频繁唱和促使集会诗歌渐以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为观照焦点，普遍形成一种“人我对举”的表达模式；发展到极致，即形成面面俱到、揄扬群公的“八仙体”。北宋集会诗中“人”“我”关系的观照视角、表达模式变化显示了北宋诗人对诗歌交际功能加深认识与自觉运用的渐进过程。     

文章化与清代“文章体”小说的形成

从明代后期开始,文人参与通俗小说创作,将其所熟悉的文章理念和写法融进小说,使通俗小说尤其是文人小说在理论建构、创作方法和鉴赏方式上都呈现浓厚的文章色彩,通俗小说出现文章化的发展态势。文章化促进了清代前中期"文章体"小说的形成,具体而言,小说理论建构的文章化奠定了"文章体"小说的理论基础,小说创作方法的文章化塑造了"文章体"小说的样式,小说鉴赏方式的文章化促进了"文章体"小说的传播。"文章体"小说的形成是明末清初通俗小说文章化的必然结果,代表了雅化小说的最高水平。     

广西粤方言“完成体”的表达形式

广西粤方言中的桂平市城区、南宁市区、玉林市区等方言点“完成体”的表达形式大体上相同,一般都用“VP·标记成分＋（O／C）”,所异者为其中的标记成分,其中桂平话多以“北”或“开”为标记,南宁话多以“哂”为标记,玉林话则多以“开”或“了”为标记。相比较而言,桂平话有其自身的特点。     

漂泊与自由——论林语堂的流浪意识

作为一个族裔散居者,流浪成为林语堂的生存形态和叙述方式。他不仅译介了流浪汉小说,而且通过自己的创作深化了流浪的哲学意蕴,并将＂游世＂这种中国式的审美生存方式进行了创造性阐释。他的流浪意识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和现代意识。     

白居易“三三七”体诗歌探源与分析

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中存在大量的“三三七”体诗歌,究其源头,除发轫于中国民歌中的“三三七”体谚谣这一远因外,值中唐时期佛教演唱变文之风正炽之际,白居易作为“外服儒风,内宗梵行”的虔诚的佛教徒,汲取变文中之“三三七”体,运用到自已的诗歌创作中,为其作品中出现大量“三三七”体诗歌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     

他审意识与自审意识——“归来者”诗与“朦胧诗”情感内涵比较论

劫后余生的“归来者”诗人和“朦胧诗”人在各自的创作中都把“文革”作为他们写作的文化资源;基于不同的人生经历、人生信仰,相异的个体生命体验、生命意识,他们的诗歌塑造出不同的文革记忆。在对历史的价值判断上主要表现为他审意识和自审意识。在具体诗歌中主要体现为主控诉主题和寻找主题的不同;而使命意识和生命意识的差异则是这种不同的深层原因。     

“长安书体”的成因、特征及影响

分析了“长安书体”的成因、特征及其影响的分析,分析认为,“洛阳体”只是魏碑体中的一个地域书法概念,除“洛阳体”之外,魏碑体还包括北朝时期关中地区的“长安书体”和甘肃河西地区的“凉州书体”以及其它地方的造像题记书体。研究结果纠正了书法史上对魏碑书法认识的局限性,拓宽了魏碑书法的地域概念及研究范畴。     

“归来者”诗与“朦胧诗”抒情主体的差异

劫后余生的"归来者"诗人和"朦胧诗"人在各自的创作中都把"文革"作为他们写作的文化资源;基于不同的人生经历,相异的生命体验和诗学观念,他们的诗歌在抒情主体方面有重大的区别:"归来者"诗中的抒情主体大多是某种集体的代言人,个体的存在被消融到一个好像真正存在过的"我们"当中;而"朦胧诗"中的抒情主体大多突显自我,张扬个性,强调真实地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强调用自己的眼睛理解生活、评价生活,在诗中写出自己独特的生活体验。     

政治一体化语境下的创作“失语”与探索——“何其芳现象”再审读

为了能全面揭示“何其芳现象”的成因及其内涵,联系作者生平和经历,以“失语”和探索的矛盾方式,就成为解读的重要途径。     

浅析“客”族新词的形成理据

随着社会发展,以＂黑客＂、＂博客＂为代表的＂客＂族新词得以产生与发展。＂客＂族新词的形成理据可以分成内部理据和外部理据两个部分。其内部理据包括词源理据、语义理据和形态理据三个方面,外部理据主要是指社会文化理据,同时也与人们求新求异的社会文化心理息息相关。     

“九”体商榷

学界对＂九＂体的认识,有简单粗疏之嫌。＂汉三九＂九章成篇、代屈立言、悼屈抒愤的形式和内容并不能有效地概括＂九＂体的特点。认为＂九＂体发源于先秦的＂楚辞之三九＂,稍后在汉人手中正式定型。然自魏晋以来,其一直处于变化的状态,尤其是宋以后,明确越过＂汉三九＂,向＂楚辞之三九＂回归。内容上,凸显了两个新的主题,即抒写个人情思和祭祀。形式上,十一章与不分章的体制得到延续,另外,还出现了多种变体。     

汉语完成体的“未完成效应”

汉语完成体的“未完成效应”(IE)既不能证明汉语没有单语素的完成体动词,也不意味着汉语名词具有某种特殊性,或汉语的完成体标记“了”还有“中止”这一语法意义;“了”的句法功能在于对参照时间(Tr)或说话时间(Tu)进行定位,它的语法意义因 Tr/Tu 的具体位置而异,而后者则取决于动词量级结构的梯度性;IE 是“了”将 Tr/Tu 定位于梯度性量级结构之中的结果,由 IE 所带来的英汉语差异派生于时制与体的不同语法功能以及两者与量级结构的不同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