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金文土地赏赐述论

本文将西周金文中涉及的土地赏赐资料进行全面梳理,对其中一些古文字的考释和古地名的考证提出自己观点。并认为这些资料与传世文献记载相吻合。     

功臣的生前与身后——新见《武周李君羡墓志》考证

洛阳新出土的《武周李君羡墓志》以其家人的视角记载了这位唐初猛将的家世、仕宦以及武周时期平反安葬的情况。结合传世文献的记载，可以更全面地勾画其历史形象。通过对墓志内容的分析，还能够深入透视李君羡之死的隐情。而墓志并无李君羡与武周政权关联的记载，以此可以厘清李君羡之死与武则天执政谶言之间的谜团。参照墓志以及传世文献记载的不同视角，不难发现李君羡之死本来仅仅是一个政治事件，但由于武周对唐国史的改造，导致其历史形象被重塑。这也拨开了受权力裹挟的传世文本的迷雾，给我们揭示了隐藏在特定时期历史书写背后的真相。     

楚秦黔中郡与洞庭郡关系初探

据传世文献中关于楚秦不同时期的黔中郡的记载,并将其与相关的洞庭郡、武陵郡进行比照。论证了:不同时期黔中郡的辖境不同;秦黔中郡即里耶简文所见“洞庭郡”之前身,后者又为《汉志》武陵郡之前身;以上三者在辖境上也有区别。     

《周礼》有关财产损害赔偿规定探微

《周礼》保存了不少先秦的法制资料,其法律史料价值颇受关注。很多学者根据其记载的法律资料,在礼、刑、民、政、诉讼等法律规范方面进行了研究,但对其所反映的损害赔偿规定未有专文考察。从《周礼》所见的法律资料,结合金文、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可知:损害赔偿作为一种法律规范,在先秦社会就已有之。     

兔子山遗址出土《秦二世元年文书》与《史记》纪事抵牾释解

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在9号古井出土的简牍中,有一枚“秦二世元年的文告”。其中的文字涉及到秦二世即位是否具备“正当性”的问题。而且,它与北大竹简《赵政书》的内容,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性。这两份出土文献的记载,与《史记》的相关记载形成了抵牾之态。对这种抵牾,做出合理的解释,是历史学要正面研究的问题。不能简单化地以新出土的地下文献为据修改传世文献的纪事叙事框架。     

敦煌遗书与草圣张芝

本文通过对敦煌遗书中有关张芝记载的梳理,论述了张芝墨池的所在以及张芝的籍贯、郡望、后裔和书论,有关的诗作等,藉以补传世文献记载之不足。这些材料对今天的敦煌也具有现实意义。     

中古中国的郁金香与郁金

郁金与郁金香的同异,向来众说纷纭。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遍检传世史料、本草文献、简帛史料、敦煌西域文书和域外古典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对其在中古时期东西交通、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知识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详加考辨,为这一历久而弥新的课题提供了多重视角。     

辽河流域满语地名命名方式探析

辽河流域是满族先民的主要聚居区,历史上留下了大量满语地名。这些满语地名反映了当时生活在这里的满族先民们的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基本风貌。对文献中所记载的辽河流域满语地名进行整理与研究,探析其命名方式,能够使今天的我们直观地触及那段历史。     

简帛医书伤寒病及治疗方药源流探析

我国西北地区出土的简帛医学文献共有14枚与伤寒病相关的简牍,记载了伤寒病信息及治疗方药。治疗伤寒病的简帛医方应用范围广,至今还有较大临床价值。通过与传世医学文献的比较分析,认为《素问》可能是简帛医学文献伤寒病的理论源头,而简帛文献记录的治疗伤寒病的方药应当为《伤寒杂病论》相关方药提供了参考素材和启示。     

草圣张芝其人其书再探

张芝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书法家,关于他的生平与书法,史书上记载较少,但在古今的一些书论中颇有涉及,但大多比较零散。该文依据敦煌文献与传世文献,从其籍贯、学书精神、书法成就以及他与敦煌文献的关系等方面对张芝作一探讨。     

东晋南朝出土墓志资料概述

东晋南朝墓志处于我国古代墓志从产生到定型的关键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迄今为止,历代所见出土东晋南朝墓志共72方,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对于六朝历史、考古、文物、语言、文字等众多学科领域研究的开展,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东晋南朝出土墓志若干问题探析

东晋南朝墓志的渊源、摆放位置、纪时格式及"一志多方"现象等若干问题,是前人相关研究中有所涉及,却仍有待深入的重要方面。东晋墓志出现的内在原因,是受西晋已经形成的使用墓志的风习的影响,源自西晋;而其所呈现出的外在特征,却又受到南方使用志墓砖铭的丧葬习俗,以及东晋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东晋至南朝墓志发展、定型的过程相吻合的是,墓志的摆放位置、纪时格式也同样经历了从不稳定到稳定的变化过程。东晋、南朝墓志中的"一志多方"现象,虽然比较特殊,但大多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与偶然性,且出现的时间也不稳定。     

墓志的起源与墓志文体的成立

中国古代墓志的起源和文体的成立一直是学界关注较多的问题,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要考察墓志的起源,不仅要确定“墓志”一词最早的用例,还要考察墓志的基本功用。循此观点可以确定作为实物的墓志起源于东汉中后期,刻于元嘉元年（151）的《缪宇墓志》可以看作墓志起源的标志。由唐人的记载和缪袭、傅玄等人的创作情况可以看出,符合文体意义上的墓志文在魏晋之际已然出现。南北朝时期,墓志文体得到了较快发展,从内容到形式都出现了许多新变化,行文方式和文体形式渐臻完善并为后世作者所接受与模仿。后世墓志铭创作中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具体内容的增删,体式方面则难以越出南北朝时期业已固化的墓志文体的范式。     

广东出土两晋南朝墓砖铭文考察

两晋南朝是广东历史上重要的发展时期。广东地区历年发现为数众多的两晋南朝砖室墓,墓砖铭文丰富,为研究广东两晋南朝史提供了重要材料。根据考古材料,分纪年、记事、吉祥语、人名、墓志、社会背景等类别考察砖铭内容,并略述广州地区、粤北地区、西江地区三地砖铭的区域特征及历史成因。最后提出砖铭纪年中存在的建墓时间及特殊年号问题。     

诸葛草庐南阳襄阳之争的形成和发展

关于诸葛草庐所在地的争论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西晋时期未有人对诸葛亮"躬耕于南阳"提出疑问。东晋南北朝时期有人称襄阳隆中有诸葛亮"故宅"、隆中隶属南阳郡邓县、隆中即为躬耕地,但因与古代文献中对秦汉时期南阳郡与南郡之间界标的记载相左,不能使人信服。唐宋时期南阳诸葛庐、南阳诸葛亮名扬天下,大量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受三顾于南阳。元明时期官修史书持南阳说。清代对诸葛草庐所在地众说纷纭。民国时期南襄两说并存。20世纪80年代末因发行"三顾茅庐"邮票而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旷日持久的争论。"教科书事件"使草庐之争再度升温。     

从“史笔”到“文笔”

墓碑文是中国古代文人重要的应用类文体之一，自两汉以来不断发展，其稳定而长久的创作实践蕴藏了重要的文学价值，尤其是发展的前期，是厘清其文学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两汉时期，碑在物质意义的基础上确立了文体意义，并在史传的文体渗透下确立了前传后铭的体制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史笔倾向。自建安末曹操禁碑政策重新确立墓碑刊立的官方权威后，碑文渐渐失去了两汉时期的补史功能，门阀制度下的社会文化也迫使墓碑文放弃了实录属性，转向对形式美的追求，并逐渐形成了“文”的自觉。墓碑文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独立的篇章布局、工整的程式结构与骈俪的语言特征，这一转型揭示了碑文从两汉“史笔”到南北朝“文笔”的文学化进程。     

“川江”地名名实变迁与中国历史地名内涵变化规律

在中国历史上,往往出现地名字面本身不变,但所指代的实际范围发生较大变化的现象,这里我们称为“地名内涵变化”,可以简称“地名涵化”。历史上“川江”一词从唐宋之际出现后,其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期宋代“川江”曾有指代整个长江、长江上中下游,指代范围让人相当意外。明清主要指整个长江上游河道,但到近现代,“川江”所指又有一个泛指整个长江上游干支流到仅指乐山到宜昌、宜宾到宜昌、重庆到宜昌河段一个逐步缩小的过程。宋元以前巴蜀地区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使巴蜀航运的地位很高,成为“川江”话语强大指代中下游的支撑。而受长江上游特殊的复杂河道、特殊的平底木船通过性能、特殊地域滩师导航的制约,传统时代长江上游木船运输曾一度在整个长江航运中占有通过性上的优势,一度一定程度上主导着整个长江航运的运行。近代以来“川江”一词的内涵缩小又与机动船进入川江,木船地位相对下降的情形下,热点聚集在机动船运输的话语内有关。研究发现,历史上中国的“地名涵化”可以分成“地名缩放涵化”“地名异地涵化”两种情形,前者较为典型,后者较为复杂。“地名涵化”在时间上又可分成“漫涵化”和“快涵化”两种。一般来说,在历史上行政区划地名的“涵化”较快,而文化区域概念地名“涵化”的过程较为漫长,影响的因素也较为多元,但受国家相关行政区调整的影响,文化区域概念的“地名涵化”过程也会加快。     

盐城出土墓志、地券调查和研究

盐城市出土墓志、地券因有明确可靠的文字记载,对研究地方史有着不可替代的史料参考价值。通过梳理这些墓志、地券,有助于我们真实了解施耐庵籍贯、泰州学派、盐城千户所、科举教育、盐城地名变迁等相关历史信息,在文化盐城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独特的作用。     

论六朝陶瓷艺术的审美取向

六朝陶瓷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创作的作品。以东晋为分界,其艺术风格在前后两个时期具有明显的差别。这一差异是由两个历史时期不同的审美取向所造成的:三国、西晋时期的陶瓷艺术直接继承的是汉文化因素,即以神学为主要审美取向;东晋、南朝时期的陶瓷艺术衔接了魏晋玄学思潮的影响,在艺术风格上以简约、幽雅,以及瘦骨清像的人物创作形象作为审美取向。     

追慕乾嘉考证 追求卓越史识——胡阿祥新著《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评说

胡阿祥新著《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一书,围绕《宋书·州郡志》与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具体考证,颇得乾嘉考证的传统;而围绕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的系统探讨,则显示了可谓卓越的史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