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陈献章的自得之学——兼论陈献章与王阳明的关系

陈献章不依傍权威显学程朱理学,有着对天道心性义理的独特之见.他的自得之学包括:提出道(理)本论和心本论;含纳心量广大、无累无滞、自然和孔颜之乐等自得的境界;提出立志、读书和静坐等自得的方法.陈献章受到吴与弼的潜移默化并对佛道多有借鉴.王阳明熟稔陈献章之学,阳明心学可说是对陈献章心学的修正和发展.但因对陈献章心学有异议,且顾及视陈献章如父师的湛甘泉的感受,故王阳明平生不大提及陈献章.     

论王船山的生死哲学

本文主要探讨王船山生死哲学的主要内容及其生死践履 ,认为 :船山先生不仅在哲学、史学、文学、经学 ,乃至音韵学、地理学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而且承接易学、孔孟之道和张载之学 ,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死哲学理论 ,在中国哲学与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王船山的生死哲学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 :“贞生贞死”的思想 ;“立人道之常”的思想 ;王船山的生死实践是“历忧患而不穷 ,处死生而不乱”。     

佛法教人了生死——印光的三幅书法及其净土思想与修持的核心点

死亡作为一种不可回避的事实,每每给我们的主体自主意识带来最深刻的恐惧。因此带出了诸多问题:死亡是否就表明着一种永恒的沉寂?如何超越死亡而获得安身立命之所?等等。由佛陀创发的佛教,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独特的解释模式,进而开出了异于常识的特殊理路。文章结合印光的三幅书法作品,阐述了印光依据佛理对死亡所进行的思考,他明确地指出,佛法教人了生死,不是只当一种高超玄妙话来说道的,众生在世间的生老病死之苦,正是众生成佛之本。他依据佛典,通过对北俱卢洲与南赡部洲的比较,说明现实世界时时发生的生老病死、刀兵水火等苦,正是众生追求脱苦出世的必要导引,故提倡学习诸佛以八苦为师,将苦难当成学道的最直接契机,成无上道。净土宗的念佛法门,能使念佛之人,不贪生,不怕死,是确当的了生死之法。这也就是印光整体思想中的核心点。     

中国传统处世之道的文化性格

本文认为 ,传统中国人的处世性格同其他民族的处世之道相比较有四大特点 :( 1 )重德 ;( 2 )讲究中和 ;( 3)偏于阴柔 ;( 4)善用智谋。     

觉醒与回归：战国秦汉之际的名利嬗变

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和血缘家族的解体等原因为个体自我的觉醒提供了条件,刺激了自我价值实现的主观追求,在现实驱驰下演变为罔顾道义、违背人伦的极端功利主义.道墨法各家功利思想皆有局限,唯有重视道德人性的儒家经过历史的竞争性选择得以独尊.战国秦汉之际从觉醒到极端化,及最终回归的名利嬗变过程,表明对功利的压制与纵容都是不可取的,只能在道德约束下有序运行.     

论康有为《中庸注》立教改制思想

《中庸注》是康有为发挥今文经学中孔子的立教改制思想,以为其变法维新寻找理论依据的重要著作之一。《中庸注》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构建和发挥了孔子的立教改制思想:树立孔子的无上权威,把孔子塑造成有德有位之人;阐明孔教原于天而宜于人,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建立三世三统与变法维新的联系。康有为试图通过对《中庸》的阐释,以建立孔子、孔教与变法维新之间的有效联系。     

名利的驱动与任侠者的组织化

名利的驱动是汉代任侠者组织化的重要文化要素之一。基于社会显性与隐性利益的吸引和驱动,侠魁通过诸如“养名”、调解事端、受赇报仇等一系列的举措,促进了自身的组织化,乃至出现专门的报仇组织机构——“会任之家”。     

大道为中——试释中国传统的中文化

天地之中的理念源于先秦时期中岳嵩山及其周围地区。由中域而中文化,其要义是大道为中。道者法则也,中者正道也,故中乃大道,焉不遵之。中文化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溯源和彰显。大道为中是对我国哲理的新探讨。分析论证中文化,对于把握中原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特质和精髓、完善中国文化的架构、促进可持续发展都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可作为传承与创新华夏文明的一个切入点。     

论王夫之的生死哲学

王夫之的生死哲学是其气本论思想的延伸。他认为,人的生死是气的形式的转换。死后的世界并非空无,而是肉体之气与心灵之神各归其类,死而不亡。就生命来说,气有屈伸,生的同时有死,死的同时又有生。气的聚散有循环往复,人的生死亦可以互换。就宇宙而言,是总量平衡、无所谓生死的;就个体生命而言,乃是有生有死与无生无死的辩证统一。宇宙通过气化,赋予人以道德自觉性。人能实践道德,便是实现天之所命,从而天人一体,超越生死,达到既勇于进取而又对生死、得丧、顺逆旷然无累的人生境界。     

“警角之声”与“华亭鹤唳”——论陆机的出处观念与东吴文化之关系

陆机的出处观念与东吴文化密切相关,无论是"江东名胄"的家族记忆,还是"亡国之余"的角色认同,都与吴地的政治文化息息相关。在陆氏家族"立功立事"与"道德名望"的价值分流中,陆机试图构筑一种理想的人生模式,以先"仕"后"隐"的价值次序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一方面,重振家声的家族责任感使得陆机不能终老华亭,另一方面,在他入洛之后尽管怀土思乡却又不肯还吴。当洛阳仕进的"警角之声"无法催其前行时,华亭故居的"鹤唳之声"成为陆机最为留恋的人生光影。     

极端个人英雄主义的历史悲歌

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是一个极端个人英雄主义者。作为一个在社会激烈变革中被挤压变形的上进青年,仇恨是他内心的主要情感,巨大的野心和极度的反抗使他忽略了年轻人浪漫感性的爱。他视名利为生命的意义、信仰,而所有的人或事,甚至他自己及爱情都只是他通往功名利禄的手段。由于于连仇恨与对抗的是重视出身的时代、金钱至上的整个社会,因而他的失败是必然的。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孔子的处世之道

在北京奥运会50米步枪三姿比赛中,美国选手马修·埃蒙斯在遥遥领先的情况下,因最后一枪的失误而与金牌无缘。这枚金牌虽最终落入中国选手的囊中,但多数中国人并未因此而幸灾乐祸,相反,马修与其美丽的妻子卡特琳娜,成为媒体刻意追棒的偶像。这完全来自马修夫妇失败后的优雅表现：在经过暂短的错谔之后,马修先是绅士般地向中国选手祝贺,然后径直走向冲下看台的妻子,     

“载道”的乌鸟——辞赋中的乌意象论略

由于地区和时代风俗的不同,人们对乌鸦的喜恶或有差异。但乌鸟意象作为中国文学中较为复杂的意象之一,却一直为文人墨客所喜爱。此意象不仅涵义丰富,而且在辞赋中又和其在诗词中有显著的区别。唐前,辞赋中的乌鸟是作者借以表达"出"、"处"生存观念的寄托,乌意象亦随辞赋作者表情达意的需要"出""处"儒道两家,其中《神乌傅》正反映了作者在"出"、"处"间的徘徊和抉择。有唐一代,乌意象的灵异祥瑞成为辞赋书写的重要内容。宋以降,辞赋中的乌鸟渐渐摆脱了其作为祥瑞之兆的使命,而被赋予了更多的儒家道德品性。此时的乌意象集忠、孝、仁等儒家大加称扬的道德于一身,堪称"奉行"儒家伦理道德的典范。而明代《孝乌赋》,凸显乌鸟意象的"孝"德,是彰扬乌意象孝行的典型作品。     

作为哲学问题的生与死——《庄子》的视域

与肯定人的存在意义相应,《庄子》对生命价值也予以了相当的关注。但同时,它又由齐万物进而齐生死,并从自然的层面规定“死”的意义,这种视域一方面扬弃了对死的超验理解,另一方面也淡化了对“生”的有限意识及敬畏之心。基于以上立场,《庄子》进而赋予“死”以“反其真”的性质,后者既以独特方式表现了对理想之“生”的关切,也使积极的人生取向未能得到具体的落实。     

宋明理学的鬼神生死思想探析

宋代以前的儒家典籍对死亡本身或死后世界的探索极少,即使面对这样一个人生重要课题,他们更多的是采取人生思考和安顿生命意义来面对。而到了宋代及晚明时期的理学家那里,对传统儒学中的天人合一的超越境界开始有了一些重要的推展,在对宇宙本体和形上道体进行深入探究的基础上,对生死大事做了较多的思考。在由此而形成的生死观中,死亡被视为一种自然现象（气之聚散）,不可避免,不需逃避,重要的是以虔诚的道德生命来坦然面对,到了晚明时期更是肯定了作为人生终极关怀的生死课题的探究的意义。     

悼亡诗词中生死的历时性

生死问题是文学上的一大母题.关于生死问题,中国古代的诗人们应该是最早的自觉体验的人群.他们是诗人,也是"思人".悼亡,就是活着的人对死的思考,并随着人生的体验又将这种思考上升到哲学层面.潘岳的<悼亡诗>开启了后来有关悼亡题材的诗歌创作.元稹的<遣悲怀>对生死问题的哲学思考初露端倪.真正将文学中的生死问题上升到哲学高度是苏轼.诗词中对生死的忧患至清代的纳兰性德达到顶峰,其词具有批判性的哲学思考.他们的悼亡诗词具有文学中生死的历时性.     

文学与革命的爱与殇——王统照与隋焕东的一段生死恋情

王统照1921年2月12日至6月18日写了3大本日记,称为《民国十年日记》。这部日记不仅记录了王统照与沈雁冰、郑振铎等人的交往,而且记录了王统照与他的诸城同乡隋焕东的一段秘密恋情。在王统照去世40年以后,《民国十年日记》于1997年公开出版,王统照与隋焕东的生死恋情也终于公之于世。隋焕东是五四前后接受了革命与启蒙洗礼的知识新女性,她后来追随另一位同乡路友于参加了革命。作为王统照、路友于的红颜知己,隋焕东短暂而美丽的一生以她的爱与殇实践了一代新女性的追求与梦想,也照亮了中国文学与历史的一角。     

人类世、资本世与技术世——一个政治经济学—政治生态学的考察

包括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克鲁岑在内的跨学科学者认为,工业革命以降的地球进入了新的地质学纪元,这个纪元被命名为“人类世”。“人类世”并不是对“人类”进行人类主义式的肯认,而是对“人类”作出去中心化与去特权化的后人类主义反思,并开启对“后人类世”的思想探索。“资本世”与“技术世”两个概念也从不同角度揭示出人类主义—资本主义这个现代性的双身结构在地球层面产生的诸种灭绝性效应。二十一世纪的当下时刻,“人类世文明”正走向深渊性的“奇点”,作为地球上的物种之一的人类已经生活在剩余时间中。能否跨越“人类世”,取决于当下人类是否能作为同一个文明(人类世文明)及其代价的承载者展开全球意义和尺度上的合作,乃至和地球上所有非人类的能动者展开合作。     

道教与伊斯兰教关于生死问题的对话

生死问题是人生面对的首要问题,人为宗教更是将生死问题作为其学说的核心内容加以探讨。道教与伊斯兰教作为两种人为宗教,在解释生命创造的问题上,两者看法不同,道教认为人是由“道”派生的。伊斯兰教则认为,真主——神创造人类。不过,在生死问题上,道教与伊斯兰教观点也有诸多相同之处。二者都认为神对于人有绝对支配权,都极为珍视人的生命,它们对待现世生活的态度以及对待死亡的观点也具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