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权利而斗争: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多视角解读

近年来,我国频发的反对垃圾焚烧厂、PX工厂建设引起的邻避冲突类环境群体性事件,印证了风险社会理论的一些重要论断。从社会学角度观察,民众的风险认知受到了风险认知规律的影响,垃圾焚烧厂和PX工厂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均遭遇了社会学中"风险的社会放大"、"污名化"的过程,而群体性事件本身也吻合了"乌合之众"的群体行为特征,民众借助群体性事件表达得更多的是政治意愿,而非法律上的权利诉求。政府应树立风险管理思维,注重风险决策中的信息公开、信息交流与信息传播,妥善解决利益冲突,树立政府权威,并促进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化解决。     

论"伪公共卫生事件"与传媒报道

近年来传媒关于公共卫生危机的报道大幅增长.其中的一部分事件,可以说是"媒体制造"版的"伪公共卫生事件",使受众和社会付出了相当大的成本."伪公共卫生事件"与传媒报道的操作失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运用媒介事件理论,剖析了"伪公共卫生事件"的建构过程及其内驱机制,揭示了商业主义、煽情主义对传媒建构公共卫生风险议题的伤害,提出应参照新闻专业主义思想,从新闻实务和职业伦理规范等层面来防范"伪公共卫生事件"的负面影响.换言之,应从践行新闻专业主义入手,推动公共卫生危机报道.     

加强与衰减:风险的社会放大机制探析——以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为例

本文以2004年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为例,阐述了社会性风险事件在新闻媒体、政府、企业等风险放大站的作用下被加强或者衰减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风险放大效应所导致的新的经济与社会后果的过程,理解这一机制与过程对于风险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风险治理:完善与提升国家公共安全管理的基石

全过程的应急管理工作应当包括突发事件的事前、事发、事中、事后的整个管理过程.然而,其管理对象从本质上讲还是"突发事件"本身.为了从最基础的层面实现应急管理工作"关口前移",就需要从"事件"管理往前进一步延伸到对"风险"的管理.由于危机同时兼顾了"风险"与"事件"的特性,因此危机管理应当被贯穿到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并重的整个过程中去.同时.成功的应急管理工作不能仅限于动员整个社会资源有效地应对"事件"和"风险",而是要站在"治理"的战略高度,整合多方力量,从公共治理结构等更基础的层面改善和确保整个社会在常规和非常规状态下的稳定运行.因此,未来国家的应急管理工作应当在完善全过程应急管理的基础上,充分提升风险管理工作的战略高度,促使朝着风险、应急与危机管理并重的整合式公共安全治理模式进行转变.     

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世界性文学审美特性之变革

近三十年来,西方大学文学系的主要研究方向已从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但此一转变的意义迄今未能得到阐明.此一转变实际上已成为如下历史事件的鲜明表征--随着消费社会的日渐成形,与符号化消费互为表里的多语言文学文本已经取代或正在取代以书写语言为主体的传统文学文本的主流地位.文学语言、文学文本形态、文学的审美特性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根本变革,文学研究也已从其内部转向更深处,亦即已从传统的古典样式的"文学研究"转向以"文化研究"命名的当代形态的文学研究.     

"行动"与"结构"的双重视角:对中国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的-个解释框架

群体性事件是中国转型时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从行动者视角看,"流言与暗示"、"话语意识与共意达成"构成了群体性事件的触发及动员过程;从社会政治结构视角看,社会结构紧张与利益表达渠道的相对封闭形成了群体性事件的结构性张力.同时,"行动"与"结构"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在事件的触发和演变过程中,结构压力不断显现出来;另一方面,"行动"推动了"结构"变化和制度变迁.     

建立与完善应对非常事件的社会安全机制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加速,"风险社会"提前到来.如何应对非常事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就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建立、完善起应对非常事件的社会安全机制.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包括了多方面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在互动过程中实现了对社会的稳定作用.     

群体性突发事件及其治理——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综合分析框架下的再考量

群体性突发事件在公共危机中占有特殊地位.依据是否有组织、是否有直接利益诉求这两个维度,可以将其分为"有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有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无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和"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四个类型.就其本质而言,群体性事件是社会风险动态演化为公共危机过程中的触发事件.运用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综合分析框架,对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福建福安"标会"事件、安徽池州事件和重庆万州事件四个案例进行剖析,得出了无组织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一般性动态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新理念,包括:群体性事件并非"突发",而是深深扎根于社会的结构性紧张;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和"管理"有待上升为"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并非静态的,而是动态的.     

"风险社会"理论与"和谐社会"建设

从切尔诺贝利事件到波及全球的SARS病毒 ,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再度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本文在梳理国内外学界研究现状的基础上 ,从建立“风险社会”的规范性理论体系出发 ,探讨了“风险社会”理论的边界条件、“风险社会”理论的问题域以及“风险社会”理论的价值 ,试图尝试建构“风险社会”理论体系。这一研究无疑对于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力的背景理论支持     

“风险刑法”理论纷争的反思与出路

在当下的中国刑法学中,围绕着"风险刑法"理论,一场学术纷争正如火如荼。检视这场纷争,关键问题在于"风险刑法"与"风险社会"理论链接的断裂。由此,"风险刑法"可以分割为"风险社会的刑法"与"关于一般意义上的风险的刑法"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对前者的考察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刑法作用的局限性,而通过将后者从"风险社会"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化整为零地归入传统刑法理论框架下,可以成为对传统刑法理论的有力补充。     

风险、现代性与当代社会发展——当代西方风险理论主要流派评析

关于现代化过程中的风险景象及其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影响的争论是当前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在现代性这一当今诸多学科共享的问题背景下,依据对风险与现代性关系的不同理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层面的风险研究主要有四大流派,即风险社会理论、风险文化理论、风险的复杂自系统理论和风险的"治理性"理论。在全球化的情景和建构和谐社会的语境中,借鉴这些从风险视角透视现代化发展方向和未来的理论,从创新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高度,反思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风险问题是发展研究不可忽视的新课题。     

通过任务型组织开展风险治理——兼评张康之教授的“任务型组织观”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了一场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在此过程中,各种各样突发性的危机事件频繁地向人类袭来,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出现,对工业社会的治理方式提出了挑战,在迅速增长的不确定性面前,作为工业社会治理主体的常规组织开始暴露出了不适应性,传统的治理方式面对危机事件凸现出治理的无效性,从而突出了任务型组织的巨大实践价值.任务型组织在风险治理上有着独特的优越性,因而应当成为风险治理的新途径.     

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机会结构及对策

2008年我国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群体性事件是普通民众的"利益的社会表达"形式之一,其产生的机会结构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制度缺陷、信息断裂、风险焦虑以及诉求挫折.它们的出现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结果,政府应当从完善制度建设、政务透明建设、民意表达机制建设以及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入手,寻求积极的应对策略.     

网络公共事件舆情失真问题及其治理

网络公共事件的舆情并非事件在网络上的简单映射,其掺杂了与社会背景因素相关的情绪、倾向和立场。在网络公共事件的形成和爆发阶段,其构成是"事件+社会背景+网络";在网络公共事件形成爆发之后,政府的应对、当事者的行为表现等因素又会被网络聚焦,这时其舆情构成是"事件+社会背景+过程性助推因素+网络"。网络公共事件的舆情失真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事件的特殊性与社会问题的普遍性、资讯的泛滥与诉求的堵塞、"体制性迟钝"与社会情绪的敏感、"搞定管控"思维与"搞大扩散"意识、操弄"真相"与制造谣言,这些相对的因素要么重合叠加,要么反向撕裂,造成舆情的失真与变异。网络公共事件的舆情治理是一个去除连带因素、打破风险发作的连锁反应的过程。就事论事,还原真相,还原是非,是平息事件、释放风险的唯一可行的方式。     

从表征到操作:科学的实践转向

科学知识社会学把社会结构、社会利益、人类技能等都视为科学的组成部份,并且分析了这些要素与科学之间极具建设性意义的结合和作用.围绕单一的一社会利益"形成全方位地说明科学,其最终的理论结果是用"社会实在论"取代"自然实在论",落得个实在论"两极相通",成为后实证科学哲学批判的靶子.表征主义的科学观是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的问题和困境产生的基础.摆脱困境的出路在于走向操作语言的科学实践观.     

信任:心理、社会与文化的三重视角

信任包含了从心理、社会到文化的多重含义.作为个体心理事件的信任.包含了动机和态度成分,是个体本体安全感的基础;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机制,简化了复杂的社会认知,具有维持社会互动与社会秩序的重要功能;作为社会资本的信任,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伴随风险社会的来临,信任从概念到功能及其发生机制都遭遇了全面挑战:信任是一种传统规范还是现代观念?信任的发生是习俗与文化使然.还是理性计算,再或就是一种冒险?何谓信任?信任何以成为可能?我们能够信任"信任"吗?信任危机就是一种现代性的危机,是人类在风险社会来临后的不知所措.这既是社会科学领域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更是人类社会当下难以求解的生存困境.     

科技伦理:在风险观念的语境中

作为科学技术的"双刃剑"说的放大和提升,风险观念语境下科技伦理观不仅从价值层面揭示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后果的"异化",而且揭示出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诸多现实矛盾.这些矛盾既反映出人与自然的矛盾,更映射出入与社会的矛盾.如何化解这些矛盾,既有赖于反思传统科技伦理观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伦理关系,更有赖于建立新的科技伦理观.尽管风险观念呈现出以"批判性"见长的理论特征,但其"建设性"的维度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具体地说,风险观念语境下的科技伦理观,试图把对现代社会的政治批判与后现代伦理诉求结合起来,倡导一种新型的面向未来的全球性发展责任伦理、"向社会开放"的科技伦理和科技责任伦理.这对于化解科技风险危机富于启发意义.但这种科技伦理观的后现代主义消极立场,决定了其内在的局限性.只有推动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才可能切实解决科技风险危机问题.     

回顾与展望：新中国刑法立法70年

经过三十年的理论和实务积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刑法典出台于1979年,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社会,刑法深受工具刑法观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革命驱动型刑法"。随着市场经济确立和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刑法实现从"革命驱动型刑法"向"建设驱动型刑法"的现代转型,古典自由主义刑法观产生深刻影响。1997年全面修订的刑法典于此具有标志意义。2012年以来,在工业社会逐渐走向成熟的同时,中国的风险社会侧面日益凸显,某种特定的风险刑法观更适应中国社会变迁的需要。在"建设驱动型刑法"继续完善的同时,"风险驱动型刑法"已成为新的立法发展趋势。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时代课题要求我们就未来的中国刑法发展作出理论展望。     

权威的演化与嬗变——从一份"请示报告"看我国的法治化进程

中国的社会转型,从社会治理模式的角度看,就是从"权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在这一过程中,法律权威建立依赖于政府权威,但最终法律权威将取代政府权威,成为最高的权威.本文借助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实例,分析这一过程,指出中国的法治化进程虽然艰难,但也看到了希望:法律对政府行为开始有了规范作用和约束力.     

现代社会结构分析的首要变量：所有权关系

自马克斯·韦伯以来,以"市场能力"为核心分析元素的阶层分析理论取代马克思以"所有权关系"为分析重心的阶级分析方法成为现代西方观察社会结构的主流范式.但是,当代西方一些学者不满意于流于社会表层结构分析的阶层分析模式,试图将阶级分析方法和阶层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尤其是他们虽然充分注意了"组织资产"和"技术/资格证书资产"两个纬度的重要作用,但仍然把所有权关系作为社会结构分析的首要变量.这对于观察和分析现阶段我国的社会结构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