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掉不好的习惯

猴子和兔子是多年的老邻居,它们经常在一块儿闲聊。 一天,猴子问兔子：“兔子先生,你干嘛老是东张西望的？你好像害怕什么吧？” “我什么也不怕,”兔子回答,“我习惯这样。”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笔谈)——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品格

我们讨论中国文学“转型”的问题,主要是探讨中国现代文学是怎样成为“现代”的,在什么意义上是“现代”的,即是说要研究并确证其区别于中国传统文学的现代性质及其所具有的现代品格。     

学术合法性是如何可能的--《先验批判》读后

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年 ,中国大陆似乎迎来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学术的“文艺复兴”。当然 ,这次所谓学术的“文艺复兴”所取得的进步 ,也只是相对于此前数十年尤其是“文革”十年中国大陆的学术陆沉而言 ,比较起 2 0世纪上半叶王国维、陈寅恪诸先生活跃的年代 ,好像也很难说有很大的长进。因此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 ,对学术合法性的条件进行一番批判性审查 ,看看中国学术的发育还缺少什么精神维生素 ,似乎就是一桩颇合时宜的事情了。刘士林先生就是在此适当的时机推出了一本他名之为《先验批判》的适当的著作。正如其命名所暗示的那样 ,这本书带有浓…     

也谈意识对物质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条件”——与张凌云同志商榷

<正> 《东岳论丛》第三期上发表了张凌云同志写的《意识对物质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条件是什么》一文。文章对于意识对物质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条件”,提出了新的看法,读后颇受启发,但对他的解释仍然感到不甚准确。这里想发表点不同的浅见,以求教于张凌云同志和其他的同志们。我们要讨论清楚什么是意识对物质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条件”,首先必须弄清意识能否对物质起决定作用,如果能起决定作用,那么,只有在什么样的情况或条件下,才能起决定作用。“能否起决定作用”与“在     

浅析“和”的哲学思想

有时候哲学好像只是象牙塔里的雕虫,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文化）没有什么相干;可是,有时哲学又好像是机体里的血管,伸展到我们文化（生活方式）的每一部位。“和”,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可以说是一种寻求自圆博大的理论系统,它想竭力说明的是,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宇宙万有之运动与变化,乃一大和谐的组合体。和的哲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与“中庸”、“中”、“度”等范畴相呼应,取其中肯恰切之义。现实世界不是无原则的统一,不是死水一潭,它充满了内在的扩张活力,而这种扩张必须是一个逐步的协调的有序的过程,其基本…     

谈研究中国现代史的问题——答青年同志的提问

<正> 解放以前的我国高等学校文科,没有“中国现代史”这门课;就是“近代史”,开设的也不多。解放以后,也还是从1956年起才逐步添设这门课。在此以前是讲“中国革命史”或“党史”。中国的“现代”,应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近年史学界的意见大都主张从1949年新中国诞生开始,在此以前划入“近代史”的范围。但习惯上是从1919年“五四”算起。从1949年起是更合理的主张,但习惯下的情况,暂时也不易变过来。如果是仍照1919年“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史”,它的内容要比“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现代革命史”更宽广。它应包括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这各个方面,     

论“认知”与“认识”的关系

近年来，理论界。学术界对于“什么是‘认知”’、“什么是‘认识”’、“‘认知’与‘认识’是什么样的关系”等一系列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众说纷纭，各抒己见，对于澄清思想起了积极的作用，给人以较大的启发。笔者也想就以上这些问题谈一些自己的见解，以求教于学术界的各位同仁。 要搞清楚“认知”与“认识”的关系，首先须搞清楚“认知”与“再认”的关系。在我国心理学研究进程中，“认知”与“再认”曾经是同义词，但随着西方“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影响，我国学术界基本上已经不再把“认知”和“再认”看作是同义词。“认知”和“再认…     

究竟什么是人的本质?

人的本质是什么?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历来存在着根本的分岐。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在有关“人”的问题的讨论中,出现了一种明显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分析,把人看做抽象的、脱离观实的、脱离社会的错误倾向,在实践中起了极坏的影响。因此,弄清究竟什么是人的本质这一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的思想启蒙与国粹

前此“文化热”中,有以“启蒙”与“国粹”相对立者,以为国粹就是封建文化,启蒙既然反封建,自然也要反国粹,其实非也。本文先讨论启蒙的历史规定性,并对中国的启蒙思潮起于明清之际的传统看法提出异议。然后再来讨论“国粹”及其与“启蒙”的相容性与不相容性。     

革胡：近代以来中国艺术理论话语的发展路径

在20世纪中国艺术演进的历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艺术现象,如20世纪50年代中国演奏乐器探索中出现的新“物种”——革胡,这些新事物中包含着近代以来中国艺术的审美理论话语的核心问题与内在演进逻辑。这个核心问题是：什么是“中国艺术”及它能够承担什么？——这是基于华夏文明现代化进程的中国艺术的自我确证与自我发展问题。这个核心问题由四个更具体的问题构成：什么是中国艺术的民族性？什么是中国艺术的现代性？什么是中国艺术的社会性？中国现代艺术家的责任与使命是什么？这些问题的解决通过两个路径完成,一是为承认而斗争,二是为“满足需要”的“拿来主义”。     

国家形象视域下讲好中国故事的双重价值意蕴

讲好中国故事具有建构和传播国家形象的双重价值意蕴。作为国家形象建构的间接源像,中国故事既实现了国家形象建构中民族因素和政治因素的有机结合,也实现了国家形象建构的内容综合和价值引领的统一。作为国家形象传播的有效载体,讲好“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中国”等故事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讲好“什么是中国道路”“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故事提高国家的国际影响力。     

广东史学界进一步探讨社学的性质和作用问题

社学在1841年1849年广州地区人民抗英斗争中起着什么作用,它的性质是否起了变化,这是在广东历史学会1960年年会上被提出来讨论的一个问题。在讨论中逐渐形成了二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个时期广东人民的反侵略反投降斗争,主要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爱国群众的自发斗争;社学自始至终没有改变其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反动本质,社学在抗英斗争中,反对外部敌人仅是幌子,而反对内部“敌人”是它主要的目的。一种意见认为,社学的性质起了变化,即由原来的“兴学育材”的封建教育组织,变为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武装组织,并在抗英斗争中起了组织领导作用。     

“大庆版本”: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初步探索——纪念毛泽东主席发出“工业学大庆”号召60周年

“工业学大庆”是一场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探索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群众运动,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和积极探索。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智慧”,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优势”,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模式”,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上、在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谱系的传承史上都具有坐标地位和开篇意义,堪称“大庆版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参考书”。     

关于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问题的诠释史——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

在独立于欧洲大陆的现象学运动情况下,维特根斯坦曾经在1929年初重返剑桥大学之际提出了一个他自己的“现象学”版本。那么,他对于“现象学”的界定是什么? 他的这种想法是在什么时候并如何形成的? 这种思想在其哲学转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他的“现象学”与胡塞尔的相关思想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 ——自从斯皮格尔伯格在1968 年发现所谓的“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之谜”以来,国际学术界已经提供了不少诠释维氏这一思想的方案。本文将对这些海外学者业已取得的成果作一番梳理,以彰显研究维氏“现象学”问题的学术意义以及这一研究自身的客观难度,并为中国哲学界介入该话题的讨论提供基本的学术背景。     

关于重建人文精神的几点反思

本文针对“人文精神”的讨论,围绕“何为人文精神？”“知识分子在重建人文精神上能起何种作用？”“重建人文精神的合理基点？”三个问题进行了反思与论述,在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人文精神的基础上,指出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当代人文精神的建立提供了历史的基点和现实的座标     

文学当代性问题的讨论综述

一九八四年前后,文艺界围绕着文学的“当代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场讨论涉及的主要问题有:1)文学的当代性思想产生于何时?是谁最先提出来的?2)什么是文学的当代性?3)“写什么”和“怎样写”?4)这场讨论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一、文学的当代性思想的历史考察《文学评论》八四年第一期发表王东明的论文《关于文学的当代性的思考》,作者引用了别     

有关虚假的社会价值的几个争论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十九章研究级差地租时,曾经谈到农产品的“虚假的社会价值”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理解,自五、六十年代起就不断进行争论。马克思究竟从什么意义上把资本主义级差地租看成是虚假的社会价值?这种虚假的社会价值的来源是什么?它如何“由市场价值规律造成”?在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经济中,虚假的社会价值是否已经消灭等等,是争论中的主要问题。本文对此提出个人看法,供进一步研究讨论。     

论中国画的“文人化”道路

在讨论“文”与“画”的关系之前,首先要弄清楚“文”、“人”与“画”的内涵、范畴,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这其中又首先要弄清楚“文”与“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后蕴含的本质异同和型态变化的规律,以及它们的关系;最后我们才能大体上认识什么是“文”,什么是“人”什么是“文人画”进面才能认识到中国画在其文人化的进程中具有哪些本质规律及其特征。以往的研究常常偏重于一种政治的演变历史作为诠释艺术史甚至文化史发展的某种必然;并将一种更为狭义的“政治”关系作为艺术发展的必然的因果关系,或者将艺术家在政治上的某种遭遇和生活经历当成了艺术家和艺术现象唯一必然的因果关系。     

再谈意识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条件”——答姚伯茂同志

<正> 姚伯茂同志在《东岳论丛》1983年第1期发表《也谈意识对物质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条件”》一文,对我的《意识对物质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条件是什么》一文提出了两条商榷意见,值得进一步讨论。我想再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姚伯茂同志和其他同志。姚伯茂同志的第一点意见是:拙文所说     

“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和“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是明确的科学概念吗?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一九五四年发表了《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对汉民族形成问题做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和阐述,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范老的文章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和反响,由此展开了一场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活跃了学术空气,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为解决汉民族形成问题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出乎讨论者们意料之外的是,这场讨论在我国民族理论界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过,这个强烈的反响带有截然不同的性质,有些民族理论工作者不是当初去积极地参加和继续这场讨论,而是过后把这场讨论批评为“不必要的误解、混乱和论战”(见《民族形成问题研究》,一九八○年成都版第十一页,以下括号里页码均表示该书)。那末,是什么引起了误解和混乱呢?批评者断定:这是由当初翻译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的同志把译成“部族”而引起的;假如在斯大林著作里不出现“部族”,混乱就不会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