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民族政治发展中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公民政治参与的有序扩大是民族政治发展的标志,也是民族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在现代多民族的法治国家建构下,西北民族政治发展中的公民政治参与必须是一种有序的制度性政治参与,只有这样的政治参与,才能与国家政治一体化进程相一致。     

公民政治:宪政的主要实践形式

宪政的主要实现形式是公民政治。迄今人类社会经历并继续存在三种主要的政治形态:臣民政治、人民政治和公民(市民)政治,但发展趋势是公民政治。哪个民族、哪个国家率先实现了向公民政治的转变,它就可能率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及其价值。作为以人为本的公民政治,它所蕴涵的民主和法治精神既需要宪政作保障,也是宪政生成、发展和成熟所不可或缺的基础。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就必须吸收和借鉴古今公民政治的文明成果,逐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政治。     

异质性哲学视野中的现代身份政治——以阿伦特和伯林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分歧为例

在抽象的现代社会,个体身份的确定需要基于他/她同某个集体成员在特定属性上的同样性,其重要政治意义在于构成具有同一身份的人的集体,形成以身份为构成原则的政治活动。异质性哲学有助于以民族主义这一身份政治典范为例,分析现代身份政治的深层意识根源、机理及限度。打破身份政治的困境必须抛弃对某种共同属性的固执,认真对待个体身上丰富的异质性,阿伦特的公民政治能够向个体的丰富性敞开,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     

政治生活的目的:何种公共性与如何合理

在人类社会的条件下,政治生活是人类组成公民社会之后通过公共生活来影响人类资源分配的一种活动。现代政治哲学的诸多命题都必须在政治生活的条件范畴下才可能展开。政治生活的实践首先是价值的,而价值判断的实践必然要求目的性的认肯。政治生活的目的不是虚无的,因此它不能被抛弃;同时,它也不是抽象的,因此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观之。政治生活的目的来源于它的公共性,它是一种基于公民社会建构前提下的以政治实践义务论为基本网络结构,此种公共性是产生于公共领域结构需求,吸纳公民同意、自然责任和哲学怀疑主义等多种评价理论的合理性实践判断。因而,各种政治价值目的在上述过程中自由而自律的相互作用,且在政治发展中接受、监督与激发政治生活中个体的公共意识进而推动政治生活的公共结构转型。     

清除传统政治文化影响推动基层民主建设

政治文化往往影响一个国家的民主进程和政治发展。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现代社会政治生活有许多消极影响,尤其对基层组织的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更为突出。为了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要反思和清理封建传统政治文化,活跃对民主的研究与传播,培养参与型公民,增强政治透明度,消除群众对民主效能的疑虑,重塑现代政治文化,以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现代公民是怎样的“主体”?

公民社会得以建立、公民教育得以实施的逻辑起点应是对公民概念的厘清。现代社会里的现代公民是一个统一的多维度主体,兼负权利义务的政治主体是公民最基本的身份,定义了个体与国家、社会、他人的基本关系。经济主体的确立是保证实现公民主体性的物质保证,文化主体的自觉是公民个体与他者的情感联合,而道德主体的实现是公民主体性的最高完成形式。     

中国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意义及路径

政治文化是相对稳定地积淀于人们心理层面上关于政治系统、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价值取向、政治心理倾向、政治理想和政治态度等的总和,它是政治的灵魂、经济的杠杆、文化的中枢。积极推进中国传统臣民政治文化向现代公民性政治文化的转型,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论公民意识对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作用

公民意识是一种主人意识,也是一种主体意识.公民意识滥觞于古希腊奴隶制城邦国家,但这种公民意识是不发展、不充分、不完备的,具有狭隘性和局限性,甚至模糊性.整个人类封建社会没有出现过公民现象,有的只是臣民.近现代随着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和公民意识得以生成.依据列宁"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的思想,公民意识对构建民主政治制度,推进民主政治与法治政治的有机结合以及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都具有重要作用.由于我国封建社会持续时间较长以及特殊的政治文化传统等原因,要想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必须大力培植和强化全体公民的公民意识.     

当启蒙遇到国际政治——后发国家的启蒙辩证法

启蒙思想涉及现代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基础观念和规则。先发现代性国家的启蒙大多顺应其社会的内源性要求而出现,后发国家的启蒙则有明显的外源性。文章据此区分了原发型启蒙和后发型启蒙概念,刻画了相关思想群体的话语特征,揭示了先发与后发国家思想群体间的"异时代的同时代性",探讨了后发国家的启蒙辩证法。文章认为,18世纪启蒙思想家普遍信奉理性增长与个体自由和谐共进的原理,但法兰克福学派却发现了二者的深刻矛盾,由此指出启蒙在自我毁灭。福柯晚年的思想则表明,唯有回到"批判理性"或"对理性的批判",才能真正守住精神的自主性,这才是启蒙的自救之道。     

公民参与、政治参与及社会参与:概念辨析与理论解读

尽管在我国公民参与已经成为公民影响公共事务的重要方式,对公民参与的研究目前仍较为有限,大多数研究将焦点集中在政治参与,而忽略了公民参与的其他方面,例如社会参与。本探究旨在对公民参与的概念进行辨析,厘清公民参与、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三者间的关系,并简要分析公民参与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试图将社会参与的概念和研究议题带回到研究者的视野中。与以往的社会参与研究不同,本文强调以公民个体(而非组织)为研究主体,关注个体的社会参与行为动机,社会参与对个体的公民网络、社会资本、功效感等带来的影响,以及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等。     

政治合法性危机与政治参与的相关性研究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权力能否在政治制度中实现有效管理的根本依据,政治合法性程度的高与低直接反应了公民对该政治体系的认同程度。在政治变迁与权力交替的过程中,不同国家终究会面临不同程度的政治合法性危机问题。合法性危机问题解决的好与坏一国政治系统能否健康发展,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顺利与否以及政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技术上说,克服合法性危机的关键在于谋求支持。而在更基本的层面,则要确立宪政架构下的程序正当性,确保政府权力施用的社会公正性,确认国家共同体层次的广泛共识。作为近代公民实现权利、表达利益诉求的政治参与,是合法性危机问题的解决以及政治系统的健康发展的现实路径选择。     

论基于政治效能感的公民政治参与

政治效能感与公民对于政府、政治体系的感受直接相关,其反映出公民对政治的感受程度。要研究公民的政治态度到底如何,政治效能感是绝不可忽略的变项。同时,政治效能感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强度、归因方式、行为的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提升公民的政治效能感,积极推进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需要通过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积极发展基层民主、提高政府的回应性、推动公民政治参与来提升公民的内在政治效能感,通过确定合理的政治参与目标、广泛接触大众传播媒介、积极参与各种社团活动、学习替代性成功经验来提高公民的外在政治效能感。     

个体修养·社会礼仪·政治伦理——《礼记》宾客礼仪伦理思想探析

礼仪道德是人类脱离自然界走向文明的标志。《礼记》中的宾客礼仪所体现的道德意义,大体可分为个体修养、社会礼仪、政治伦理三部分为内容。在《礼记》的宾客礼仪思想中,对“敬”、“让”思想的阐释,含有个体道德修养的伦理意蕴,其中以乡饮酒礼为最具代表性的社会形式。作为政治伦理,宾客礼仪的内容是通过燕礼、聘礼等诸礼仪形式体现出来的。中国古代的宾客礼仪建立在周代宗法等级社会基础之上,其中具有生命力的内核仍镌刻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对于个人修养的提升、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好公民"与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以公民教育为视角

现代化不仅是一系列经济发展指标,更重要的是现代的政治理念、法治精神和民主意识.然而我国当前的现状却是公民身份与公民意识严重脱节.这种状况的深层根源在于我国传统观念的固着所导致的对现代文化的非理性抵抗.为此,我再次提出"好公民"概念.作为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植入到公民意识的培养和塑造中,旨在融合现代政治法律文化对"公民"的内在要求和我国传统文化对"好人"的一贯诉求,使现代化的政治文明和法律文明因注入儒家文化的血脉而不再给我们一种完全疏离于本土文化的异己感和外在感,促使广大社会成员自觉完成法治社会"公民"的角色转换,以文化的和谐来构建社会整体的和谐.     

公民责任：逻辑前提与政治确证

一个健康而有序的公民社会不仅是体现公民价值与权利的民主社会,更应该是倡导公民责任的主体性社会。在伦理思想史上,无论是机械决定论还是意志自由论都没能很好地回答自由与责任的关系,只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揭示了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使我们认识到公民责任确立的逻辑前提是公民主体地位的确立,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公民责任的政治确证,是从政治意义上探讨公民为什么可以而且应当负担责任,即公民责任的政治合理性、正当性问题。公民责任实质上表现为公民基于权利作为或不作为的自由以及由此而承担的有利或不利的后果。这种对有利或不利后果的负担,实际上暗含着一种国家或社会对公民的强制,这种强制的正当性,源于国家或社会制度的正义性以及公民对国家政治合法性的认同,二者共同构成了公民责任的基础。     

政治社会化视阈中的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

“政治社会化”具有双向维度,它是指社会成员与政治体系之间持续不断地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包含政治系统主客体之间两个运动过程的辩证统一.在终极意义上,政治社会化指向于公共人格与公民政治的生成.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是中西方促进公民政治社会化的两种重要方式.二者在依存的社会语境、教育的内容、教育对象的范围、教育的方式方法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同.通过审视二者的关系,结合中国的实际语境,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主动吸纳公民教育的合理部分,加强自身的改革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培育出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     

广州市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成果和经验

政治参与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公民政治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经过多年的探索、改革与实践,广州市公民在政治参与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本文通过对这些成果的总结,提出了公民政治参与发展的四条重要经验,以期对全国其他城市和地区有所启发和借鉴。     

政治的二分结构及其权力化与民主化博弈——政治法治化内在依据探求

对政治的分析不能从国家开始,而应该追溯其最基本的社会依据。从人以个体形式存在于社会这一事实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来寻求政治的源起和实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政治活动包含两个不可分离的方面：一是权威机构确立和执行统一规则的活动;二是共同体的民众参与和影响权威机构确立与执行规则的活动。通过这两个过程实现不同利益诉求基础上的秩序与发展。人类政治活动中始终存在两种相互影响和制衡的力量,一是权力的力量;二是民众的力量;人类政治发展存在权力化与民主化的交替和博弈,从中生发出政治法治化诉求：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理论研讨会综述

深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这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的要求。为了研究如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总结公民政治参与的新经验,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中共广州市委党校于2006年12月18日举行理论研讨会,探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必要性以及如何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问题。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民众政治参与研究

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政治参与的规模、程度和有效性也成为人们判断一个国家民主与否、民主的发展水平如何,以至于这个国家政治现代化程度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进行民主政治建设,通过民主选举,政治集会,成立各种群团组织推进民众的政治参与。民众通过各种形式的政治参与对边区政权产生认同并使其获得合法性,这不仅使边区建设成为模范的民主根据地,也使中共获得巨大的政治资源,并为中共之后在全国性的执政打下了政治根基。